《说文月刊》一九四零年合订本序
(原载于《说文月刊》1940年第1卷,第1—4页)
俗语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常想把它改为“天下本有事,庸人不理之”。俗语这种说法及我自己的改法,均有其背景在。过惯舒服的日子及身体孱弱的人,自然不愿多动;在恶劣环境中奋斗及身体强健的人,自然好动。
我本是一个好动的人(其背景可参考本书第八一九页《鲁智深传》),在八一三后集合了几个朋友作《字源》,目的是在解决中国识字问题,如何使中国文字(方块字)容易认识?这个工作很繁杂,结果找出了字根若干字。其书自印,没有这一笔印刷费,送到书局去,怕碰钉子回来。于是出了一种刊物,目的是在自我宣传,使《字源》得为一般大众所注意。
近数年来,编杂志的人有个时髦病,每种杂志好用古书的名字,我这个刊物不能免俗也就取名《说文》,但因其中讨论文字音韵的文章多,有人疑此刊物为专讲小学(文字学)的。不研究文字学的人也就不注意此刊物,不作文字学文章的人也就不愿投文章在这刊物上。我想将这刊物名字改了,但一时想不到相当的名字,于是在封面上标出为经济、语文、历史、考古,专攻刊物。现在出了一年多了,《说文月刊》的名字及内容,人知道的多了,也就用不着去改它了。
我出这《说文月刊》,目的在宣传《字源》,编纂《字源》是我私人拿出的钱,《说文》出版也是我拿出的钱;我的钱是有限的,于是将《字源》的编纂费移作《说文月刊》的印刷费。但是到了第八期已出版,第九期已排好时,中央银行调我到渝工作,同时沪上纸张及排工印工等都大涨,《说文月刊》有继续不下去之势。于是呈请中央银行总裁,将此刊物作为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特种刊物之一,才得继续出下去。但是中间隔了几个月未出,因而脱期很多。
第一卷的第一期已再版三版,二期已再版过,其他各期也有再版之势,欲其每期再版,不如整个的出一个合订本。将旧有的纸版整理,以类相列,另编号码,合计有八百余页。其中有几篇未完全发表的,把它取掉。是以合订本不惟与原来的次序不同,而且篇幅也不同。
学术讨论,犹如议会的提案,凡出席会议的人,都有提案的义务。提案的人对于某一事提出应办或不应办,或提案人主张用甲种办法,另一提案人主张用乙种办法,或争论甚久另有人主张用丙种办法。议案通过与否,是对事言而不是对人言。但是往往提案人以为通过他的提案就是表示赞成他自己,以不通过他的提案就是表示反对他自己;而赞成及反对的亦多以人为对象不以事为对象。这是根本错误应知所避免的。
学术的讨论,何尝不然。学人提出的意见如果能成为讨论问题,讨论很久,结果这意见成立,则是解决了一个学术上的问题,不是解决了提出这问题的本人的一己问题;提出的问题,如果讨论了好久,不能成立,是这学术上问题尚待解决,并不是推翻提出问题人本人的一己问题。我主张学术应自由讨论,不宜强人以从己,亦不宜抑己以附人。(https://www.daowen.com)
我对于学术上有几个问题提出,一为春秋战国时中国学术受有外来的影响,一为文化起于东南,一为中国汉高祖以前历史年代应拉长。除第一外,其余都是在《说文月刊》继续讨论过的。又如中国的文字是有字根的,中国的古韵是可互相通转的,甲骨文在秦汉时已有发现,中国人在古代已移殖至美洲,中国古代是有图腾的,这些问题对于我国文化都有非常重大的关系,应请国内外学者予以注意而有所决定的。
本刊提出问题供学者研讨外,其所表现,主张证据多而议论少,不问其结论是否正确,而反对泛泛的空论及颠之倒之的将几句老话说了又说。更反对将谄谀的文字及不相干的捧场的无聊信件登载上去,空占篇幅。本刊物为自由发表国学论文集,不是树党互相标榜的自吹集。这是读者们所应予以认识的。
本刊过去有缺点,或现在有歧误,是十分欢迎批评的,其批评的文字除有意谩骂者外,能投本刊发表,更所欢迎。
本刊的目的是在自由讨论中国的学术,而不及其他,希望投稿者及阅读者,赞护本刊物,使本刊得源源继续与诸君相见,鲁智深是个心地坦白的人,不愿自尽,也不受人恶意攻讦,而轻变立场。这是我所抱的治学态度,是欲与读者们互相勉力的。
天热如蒸,拉杂书此,以当闲话,我们对于我国文化的诸般见解有本册所刊的文字在,兹不赘叙。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七月于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