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史》序与编纂经过
(选自卫聚贤《山西票号史》,重庆: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1944年)
余在山西商业专门学校读书时,曾听韩业芳及严慎修讲过山西票号故事,但其时票号事业已失败,余以为这是历史上的陈迹,因余时尚未研究经济史,故未注意及此。后各省友人闲谈中,以余为山西人,而又研究历史,也曾研究经济史,故尝以山西票号之故事为问。
尤其是顾炎武发明票号一节,人多乐道之,而与余所闻为雷履泰所发明者异。但孰为票号发明者,则未暇究。
二十五年奉命赴山西调查票号,所得材料甚多,略加整理,分期在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出版之《经济月报》中发表,目的是印成单行本若干,寄回山西太谷祁县平遥赠送曾在票号中工作过的人,以求校正其错误,补充其材料。结果因全面抗战,所得补充的材料甚少,于是编成《山西票号史》,分订为上下两册。
《山西票号史》两册,祗有稿本一本,没有副本,跑警报时也要带上跑,怕轰炸了以后再编不起来了。又明知其中遗漏错误甚多,请教别人吧?也是因为祗有原稿本一本,在此轰炸期间不放心。出版吧?又怕遗漏太多而不宜。是以牵延至今,现在才决定出版了。
原稿中照像及汇票等,需要作铜版锌版的,现在一概省略了。这是因为这仍是稿本,不过印上四千本,送对于票号有研究的人看过,加以校正与补充。纸型也多打一付,保存下来,待抗战胜利后,再版若干本,送到山西太谷祁县平遥去,以作我第二次调查山西票号之蓝本。
票号的发明人,传说是顾炎武,经我的考证,顾炎武与傅山及戴廷栻为推翻清室作革命工作而创设标局。标局是代商人运现,票号是抵制标局运费之大而设的。票号是谁发明的?传说是平遥县日升昌颜料庄经理雷履泰,但无直接证据。而山西金融之中心,确系太谷,即以标期而言,山西之标,分为两种,一为太谷标,即太谷一县之标;一为太汾标,即太原府所属之祁县榆次,与汾阳府所属的平遥介休之标。在地域上讲,太谷也不是独偏于东而另划分一区,实系太谷县在当时经济上占大势力,其一县之势力可抵榆次祁县平遥介休等数县,故独为一标。且各路运汇来之现银,先集中太谷;办收交,开利率,悉以太谷为先为准。又省库所收之银,其元宝上有太谷县孟家银炉所印的“孟合”二字,即当作十足银使用而不化验,可知太谷县在当时经济势力之大。票号固以汇兑为业务,而资本不雄厚,则不能运现以接济,余调查票号时,太谷县协成乾票号股东孙培基对余云:“票号是太谷先发明的,约在乾隆年间。”其人为举人而善于掌故,其所云不能无因,但究竟如何?尚待第二次之调查。
太谷之领袖票号为志成信协成乾,志成信为最老,协成乾系志成信之伙友分设者。志成信在外设有标局,名曰“志一堂”,系送现银,有账可稽者在道光年间,且该票号在北京仍用志一堂名号。是志成信在太谷票号中为最古。志成信之股东有孔行素堂者,即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
孔庸之先生之家也。其家人多有习票业者,咸丰时有孔宪仁先生为志成信之股东兼经理,对志成信业务曾大为扩充也。票号在昔时为最完善之金融机构,孔庸之先生承其家学,而应用于现今之财政,此抗战以来财政之所以有办法者即在此也!故余将山西票号以历史的眼光先编为《山西票号史》一书,至票号中之奥妙,余为门外汉,有待于将来补充本中说明。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一月一日,卫聚贤记于说文社之聚贤楼(https://www.daowen.com)
编纂经过
山西票号兴起于道光初年,失败于民国初年,在这八十年间,对于汇兑通畅,调济各地金融,代理国库,协助政府财政,在银行未成立以前,而有此大规模之金融机构,实为中国经济史上之重要阶段。但尚少有系统的记载,以明究竟。中央银行总裁孔庸之先生,对此特为注意,于民国二十五年冬派贤从事调查山西票号事迹。
当余调查票号时,未有对于票号有系统的书籍出版,以资参考,是以先从访问着手,对于票号的名称,成立及歇业的年月,资本数目,几年一账,普通每股每账开银若干两,最多开过若干两,股东某人,经理某人,系某县某村人,将此概况在商会招集的曾在票号为经理者询问,又到各股东家中去访问。
为证实各票号成立的时期,在太谷祁县平遥各地大庙中将碑文看过,有无票号的名称在上,但是由山西教育厅通令府十县所抄之碑文,多抄其序文,而将布施人未抄,是以查不出票号的名称。
票号的股东及经理已故的,因欲从其生卒年月上知道一点票号的事迹,乃至各家,阅其家谱,看其本主,并搜集其墓志,亲至墓上抄其墓碑。又请其后人或其亲友代为作传。
票号中各种账簿,报告清册,往来信稿,以至汇票执照等,均为票号史中重要材料,乃为搜集。至于票号门首之招牌,多为拍照,印章多为盖过。房屋以及股东经理之住宅,大部分皆照过像。
因无参考资料,余亦非票号中人,故搜集材料时,漫无目标,见到材料就搜集,及将这些材料运到上海从事整理。感觉到需要的未搜集到,不需要的搜集到一大批,乃赶快整理出一部分,先在中央银行《经济月刊》上发表,将发表过的印成单行本,寄到山西太谷祁县平遥各商会转票号股东经理等,请其改正补充。但不久全面抗战事起,邮路不通,故未能得到补充及修正的材料,是以将前次所得的材料,编为山西票号史一书,拟先发表,作为蓝本,待抗战胜利后,再去详细调查,出一较完全的山西票号史。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八月一日,卫聚贤记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