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石器年代的讨论
(原载于《江苏研究》1937年第3卷第5—6期,第1—5页)
一、 引言
上月二十日本刊披露了三篇关于讨论浙江新石器的文章,一为胡行之先生的《浙江果有新石器时代文化乎》,一为刘之远先生的《石器的形成与地层之探讨》,一为王维黾先生的《浙江石器之兵器观》。胡先生说:“江南一带新石器时代未必有人类居住之可能,那末这些石器也只能看做金石并用时期的物品。……时代亦只可推定到周末为止,而似不能再为提高了。”刘先生说:“故西湖为昔日之海湾是不难臆揣的。忆想上更新统时期北方已有人类,迨海水退后,杭市以东冲积平原未造成之前,尚存在海中,人们那时没有舟楫,怎样生存在海边,面海而居,而与海潮作斗呢?而且还能产生这样高深的艺术么。”
《学苑》的编者在卷端有按语为“自杭州古荡、良渚发见石器以来,轰动全国耳目,卫聚贤氏至谓江南文化因此拉长了数千年。这对于研究古代文化的人们应是极感兴味之一事。然而浙江出土的石器,果为历史上之所谓‘新石器’乎?浙江在新石器时代,果有人类居住的可能乎?这些问题,仍须待专家细密考察,本期待汇刊关于这方面的专文三篇,以供研究,文字立场,都是不务虚名以提高时代,也不依传统思想只作承袭的说法,是很值得注意的。”
《学苑》的编者,说得最公允,是不应提高时代,也不应承袭旧日的说法,若胡先生、刘先生也有相当的证据,而能言之成理,余本不欲言,但刘先生在标题后有“质卫聚贤先生”一语,使我不得不说。
二、 绪论
《学苑》编者云“文字立场,都不是务虚名以提高时代”,但我所以说浙江文化之古,是吾为“务虚名”而来?去年我在杭州古荡发现石器,倡为新石器之说,有人问我“北方文化之古,在传说方面,古代帝王多都于黄河流域;在实物方面,周口店有曙石器,河套有旧石器,仰韶等处有新石器,安阳有殷墟,其他如周代铜器,长安及洛阳出土均富;是北方文化之早,自不待论,若南方文化,在传说方面,越以夏少康所封,吴以周太伯所至,最古不出于夏,何况江浙出土的铜器只有十几件,而这十几件铜器最古也不能超过春秋时代,今江浙虽有石器发现,不过为新石器,最早与仰韶时代相当,何言江南文化古于北方,此说也许有用意罢?”我的回答是:第一,国人每多愿说个人本乡的文化古,别人的文化晚;我是山西人,似乎应说北方文化古的,我不是浙江人,何以说浙江的文化反而古呢?第二,我不在考古的机关工作,并非为藉此作我工作的宣传;第三,我现在不在学校教授考古的课程,或藉此作为教授的材料;第四,我做事机关的长官,不是江浙人,我并非藉此以奉承。而所以如此说者,是事实胜于雄辩。因为江浙人所发现的石器,不能不使我断定江浙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中央银行有些同乡取笑说,“北方文化古,你现在要说南方文化古,你真是北方的汉奸”,这虽则笑话,但可以代表国人一般的心理,如果南方文化不古,我又何苦如此说呢?
发现古物,对于古物及遗址的年代,如有文字审明年号者,可知其绝对的年代,如有文字或花纹,就其文字、花纹的语气、形式等,可以考知其相对的年代。故此,只能有推定的年代。推定的年代,与其说得过晚,不如假定得早。例如安阳发现甲骨文字,罗振玉、王静安先生就其出土地与甲骨文字的本身,考证出系殷代遗址,这不过是相对的年代——若要考定某块甲骨是殷代某帝王某年的遗物,则绝对的年代是很难以确定的。但是章太炎先生初则以甲骨文系古玩商人的伪造,后以中央研究院发掘得甚多,又说系宋朝人伪造埋入土中,假使我们听了章先生的话,以过去出版甲骨文字,均系古玩商人在临安搜集的,当有伪造之嫌,我们不去参考,中央研究院也听了他的话,不去安阳发掘,殷墟遗址的情形不能明了,那么我们讲殷代的历史,只有一篇《殷本纪》为根据了,古荡石器年代,原为推定,并非相对,更说不到绝对的年代。
江南的石器为初次发现,其地域甚广,确知其出土地而且有多数石器出土者为杭州的古荡,与杭县的良渚镇,以及湖州的钱山漾,南京的栖霞山等等,有少数石器出土者为苏州、绍兴、平湖、海盐等处。这些石器,还不曾引起社会的注意。中央研究院注重安阳而不注重江南,上海市博物馆欲去发掘安徽的寿州也不注重江浙,西湖博物馆经费不多,发掘工作难以扩大,因此倘无政府的学术机关,派人到江浙各地调查,在已确知其地的发掘,不能不藉各方个别的发见与调查。
在古物推定的年代,推定的太晚。自然一般人对它减少调查的兴味。但徼幸有年代很古的遗址发现,自然会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且如慎微之先生,系上海沪江大学商学院秘书,于数年前在他的家乡湖州钱山漾偶遇到石器,但未注意,后因我在古荡发现石器,引起兴趣,到钱山漾找得到数十件,又如何天行先生,本研究文学及历史,见到江浙发现石器,于公余之暇,到良渚、瓶窑间各地调查,发现石器也不少。
古荡石器的年代,胡先生等系浙江人,又系西湖博物馆文化部主任,并参加古荡试掘,他说石器为周末物,大有如章太炎先生倡甲骨为宋物之势。在我虽浅见寡闻,对于王静安先生自然不敢望其项背,但如振玉氏之说而定甲骨为殷代物,则不能不如此断定的。
古荡石器的年代,系推定的,欲其推之过晚,勿宁推之较早为宜,况“新石器”时期甚长,上而全部用打制而成,只刃部磨光的石器,即旧石器之末期,亦可视为初期的新石器。下而全部磨光的石器刃部不锐者或为殉葬物,在新石器之末,铜器之初,亦得视为新石器,欧人已有先例,非创自余,因此古荡石器为新石器,名古荡石器为“新石器”一点是无不可的。
三、 本论
古荡石器,如《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探报告》第九图、第十四图、第二十八图,其圆孔及圆孔的心中石,上面的旋纹甚显著,其为用铜器所钻,已无疑义。即有铜器,这种石器自然时代较晚,胡先生目为金石并用时期,周末之初,似亦不为过。
原石器为殉葬物,远在石器时代,因人活的时候,遇见敌人野兽,拿着他的武器——石器以御敌,若是人死了(古人不以人死了,就算完事,因在梦中遇见其人,仍如生时一样,不过他到另一个世界去了)遇见敌人,岂能空手而战,因而将其所用的武器作为殉葬物,迨铜器发明以后,因铜器锋刃较石器为锐利,故人类的武器乃改为铜,而殉葬物仍为石器,其故有二,一为铜初发明,錬铜不易,不惜以有用之铜殉葬,故仍用石器,一为埋葬人含有宗教仪式,宗教仪式多保守,殉葬石器既成习惯,不愿轻易更改,不过到了铜器最发达的时期,一方因铜多殉葬一点也好,一方因石器粗笨殉葬不宜,改用玉器。如此推论,玉器之为殉葬物,在铜器发达之期;石器未用锋刃的为殉葬物,在铜器的初期新石器的末期;石器锋刃已秃的为殉葬物,在新石器的中期。
古荡石器,如图九、图十四、图二十九、图三十、图三十一等,一方因用铜钻孔,一方因未开锋刃,当为铜器初期石器末期之殉葬物。但图十六为钺;刃已用秃,枘光滑系用手握久的理象,尤其是图二十七的刀,柄端的凹已磨光,孔为椭圆而不方,且孔的上部已磨光滑,是手握已久,遂有此现象的。这种刀秃柄滑的石器,假定不承认古荡为人类住居的遗址而人类的坟墓所在为殉葬物,也是新石器时代的殉葬物,而不是铜时代周末的殉葬物。(https://www.daowen.com)
胡先生以古荡石器为“周末”之物,按周共七百余年,西周二百余年,春秋二百余年,战国二百余年,是以西周为周初,春秋为周之中期,战国为周末,胡先生所谓“周末”,当指此石器为战国时物,按吴在春秋末年,南掳越王勾践,西攻楚入郢,北败齐与晋在黄池争长,试问吴尚用石器,以战胜用铜器之国,而称霸乎,必不如此。吴既在春秋末年用铜器,其殉葬物只多用玉,推而前之,西周末年,春秋初年其殉葬当用锋刃本秃的石器,胡先生专就此种用铜钻孔的石器言也为周代中期之物,而非“周末”之物。
刘先生以新石器时人类不能居于海滨,但按欧洲及日本,在海滨发现所谓“贝冢”,其中有陶器、石器、蚌器等,学者多认为新石器初期之物,而皆在滨海之处。若古荡遗址在西湖北高峰后老和山下,较杭市以东钱塘江湾海岸高出约有数丈,并有山为阻,海潮是否能浸其地诚为问题。况新石器时代,普通推定在西元前三千年左右,在西元前三千作左右,中国沿海地质变化是否有如此之激烈?而以地质年代与新石器年代比,是否相宜,亦为问题。固在距今五千年左右,中国地质尚无大变化故也。
海岛上有石器,他不为论,就距江浙较近的台湾言,上有新石器,经中央研究院派林惠祥先生调查过,出有台湾番族之文化一书可据。台湾距海岸数百里,“那时没有舟楫”何以渡海?况新石器时代已有舟楫,即独木舟,将大树身用火烧焚使其中空,日本已有发现。古荡接连大陆,就是“那时没有舟楫”,亦可居人。
周口店的猿人曙石器,已推定距今约四十万年,其遗址在平汉路琉璃河车站西三十里,其东为平原,若以古荡在五千年前为海湾,是在四十万年以前周口店亦为海岸。距今四十万年始石器的猿人可居于周口店之海岸,而距今五千年新石器人何不可居古荡之海湾,周口店始石器的猿人已能钻兽牙为孔,而古荡新石器人,何不能钻石为孔“能产生这样高深的艺术呢”。
台湾居于海中尚有新石器,河南仰韶距古荡较台湾为近,并且无渡海之险,何以古荡“在新石器时代未必有人类”?
只于南方无彩陶之说,可分两种解释,一彩陶系绘画非模印,南方潮湿,绘画于陶器表面上的色彩已被浸蚀故今无留。二彩陶系由巴比仑传入中国黄河流域,及黄河流域人迁入江浙时,已不用彩陶,故其术未传入江浙。
关于第二点,余在本年《东方杂志》春季特大号上已为论及,兹再言之:以中国彩陶系巴比仑传入中国者,为休密特(H.Schmidt)安特生(Andersson)他以阿诺(Anau)特里波里彩(Tripolile)的彩陶与河南仰韶的彩陶相近似,故断为系一来源,于是安特生到青海、甘肃去考古,为的是找寻新石器时代的交通路线。
按彩陶系红色陶器上画一黑花,即《韩非子·十过》所谓禹的祭器为“朱染其内,墨画其外”,间有深红色及白色者。甘肃的彩陶,陶的本色为浅红,上画的墨色,亦浅黑色,间有深红色画了几道,但并不鲜红而近于紫色,若河南仰韶,山西西阴村,彩陶红底为鲜红,黑色甚黑,有用深红色画了几道的,而深红与鲜红亦可分得出,是用颜色鲜淡别,河南、山西较甘肃为进步,况河南、山西又有白色花纹为甘肃所未有。并且甘肃彩陶笔画甚粗,不如河南、山西之精细。如果彩陶由巴比仑传来,是经过甘肃的。何以甘肃的彩陶反不如河南、山西进步?余以彩陶由巴比仑传入中国,至甘肃时已失其真。待到了河南、山西,与东南来的专长几何形花纹制陶民族殷人相遇。受了殷人改良之故,是以彩陶在河南、山西为进步。
人种南北之迁徙,由南而北者三,一为殷人由镇江而北,见我的《中国文化起原于东南发达于西北的探讨》;二为吴王夫差北伐齐,越人乘机杀王子友,夫差开信急归,越王勾践待吴兵未全归而灭吴,其伐齐未归者即以国已亡而留居于北;三为汉武帝灭闽越,迁其人于江淮之间。由北而南者亦为三,一为汤伐桀,桀奔于南巢,按《汉志》安徽有厹犹,即智伯伐山西孟县之仇犹,《左传》言洛阳以西之九州,同为夏人以鳄鱼、犀角为图腾,见我《古史研究》第三集。得周公伐奄,山东奄人南下至淮,在淮的厹犹南下至当涂。至周宣王伐淮夷奄人南下至常州,夏人乃越太湖而至绍兴,此相传越为夏禹后之原因。二为东晋,三为南宋。是由南而北者早,由北而南最早在西周末年,时中原人已不用彩陶,故未将彩陶之术传入江浙。是以江浙无彩陶。
六朝墓中少有玉,汉墓有玉,但汉玉已不及周秦墓中之玉美,是春秋战国为埋玉最盛时期,古荡埋石,当在春秋以前。袁康发现此物,何不言为“周末”之物。而要远推于“神农”“黄帝”之时,他作《越绝书》是不是“务虚名以提高时代?”
四、 余论
民国十九年我在南京古物保存所,在南京栖霞山张家库发掘六朝墓,于无意中遇到新石器时代遗址,当时张凤先生在场(因当时张凤先生在暨南大学,请暨南大学参观),即以江南在新石器时代无人类,这石器是后人用的药铲。当时请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至,亦如此说。后打电报在北平请李济之先生来,他以为是石器,但遗址发现了一处不足为信,于是又找,共找到三处,得石器七八件,但人仍不信江南有石器,故遂作了《吴越民族》一文,在上海无从发表,十九年到了北平,在《进展月刊》上发表了,但未引起人注意。
栖霞山发现石器,使人不信及不注意者,原系第一次发现,而且遗址只有栖霞山一处,或为偶然。现在石器在江南,发现地既广,石器又多,尚说“江南一带新石器时代未必有人类居住”,实不知其用意何在?
余于民国十九年在南京栖霞山发现石器后,即说江浙文化本亦甚古,虽遭各方反对,但既有初次的实物作为根据,便埋头去找,结果,经过六年之久,终于发现了石器。假使当日栖霞山发现石器后各方均承认为石器,即可引起大多数注意,江浙石器之大宗发现当不自去年始,但经当时人之反对,大多数以为专家既不认为是石器,有何价值之可言,故不注意。迨余于二十一年到暨南大学授课,于旅行之地时为留意。假使我自信力不强,江南石器当不会有这样大宗的发现罢?
现在胡先生等,以博物馆的地位,发表此文,尤为不当。幸而发现者非余一人,恐将如章太炎先生之论甲骨,事实胜于雄辩。希望江浙有志之士,勿以有人推定其时代晚,而致研究乏其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