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的历史
(选自卫聚贤《山西票号史》,重庆: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1944年)
一种事业的产生与消灭,不是凭空出来的,是从环境需要而形成。山西票号,产生于道光初年,失败于民国初年,兹将其产生与失败因果的关系,列举于左:
一、 票号的前身
票号的产生固在道光初年,但其产生的远因,则与中国历代货币制度有关;而近因则系戴、顾等人为民族革命,创设标局,为票号的前身。远因固有货币史,不宜细载,而近因无直接史料,亦不能详述,兹为简略说明如左:
1. 货币的演变
古代以物易物,不用货币,后来为交换便利起见,则有硬货币的产生。硬货币因用贝壳作饮器,而有“贝币”;由贝币用仿造的则名“蚁鼻钱”。因用石铲为农具而有“铲币”;后仿造的名“布”。因用刀割物,则亦以刀为货币,因用石的铜的纺织轮变成环钱,先是内外皆圆,后因币面磨擦,减少其分量,改为方孔,用方木棍穿入其中,古币至秦始皇而废,(王莾时,曾一度用过)惟方孔的环钱,通行至于清末。古货币多铸地名,后加法定价值,至秦汉纯用法定价值,如半两、五铢之类,至刘宋始铸年号,后世的也只铸年号,惟清末铜元上则有将铸地、年号、法定价值三者均列出的,此皆为铜币。虽其间有铁铸、铅铸,但皆名之为钱。若金之用,始自战国,状如饼形,上盖铸地之印。银之使用,较金为后,而形状亦如饼,但为长圆形。宋名为铤,至元代始铸成“元宝式”,约重五十两。清初在新疆铸币约重一两,清中叶,东南沿海多用外国银币,清廷亦自铸,重为七钱一分,广东并铸有二角、一角的辅币。民国以来,铸有袁世凯像、孙中山像等银币,也有一角等辅币。民国二十五年,改用法币,白银收为国有。另铸二角、一角、五分的镍币。一分、半分的辅币。
交易日繁,因硬币产生不易而用软币,春秋战国时有“皮币”,形不可考,惟汉武帝时以鹿皮为之,其性质等于现在的划条。东汉用布为之,六朝则有“枋柜”于大寺院中,存放现款,由寺院开一收条,存款者持此收条交易,交付货款,其性质等于现在的支票。唐时政府于长安东西市设枋柜,存入现钱,而收保存管费,又商人从各地至京师时,将现钱交各道进奏院或诸军使,领取合券,到京师取现,名为飞钱,其性质如现在的汇兑。宋时四川商人王昌懿等十六家,设交子铺,凡商人以现钱交给交子铺,交子铺用同一色纸上印树木人物;以无记名式填入钱数,押字盖章,交给付钱人,远近使用,成为纸币。后由官廷收回自印,因纸张不良,每届三年,以新钞换旧钞。元明两代,甚为通行,清在顺治及咸丰时曾一度使用,至清末,大清、交通银行成立,发行纸币。民国以来,发行纸币之银行甚多,民国二十五年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的纸币为法币。
山西票号的成立,就是因标局转运硬币不便,改为软币的汇票。其方法当有采取飞钱交子的。
2. 李自成的遗金
山西祁县戴光启,于明末宣抚陕北,仕于河南,但未久致仕而卒。其子戴运昌(止菴)为河南尉氏令。当戴光启巡抚陕北,惩贪奖贤,为人民所爱戴,后因大旱,而贪官污吏,又压迫人民,因而李自成等挺而走险。李自成进兵河南,对戴光启后人戴运昌优待不杀,戴运昌遂降于李自成。李自成进兵山西,惟对于戴光启的家乡祁县,未杀一人。及李自成破北京,亡明社稷,戴止菴以父子仕明,悔降于李自成,因自蔚氏归,羞见家乡父老,未入祁县城,在祁县南麓台山中筑屋自居,卒于康熙六年。“四月三十日,自成西奔。无他伎俩,到处先用贼党,扮作往来客商,四出传布,不杀人,不爱财,不淫,不掠,公买卖,免钱粮,且将富家钱分账穷民,颇爱斯文秀才,迎者先赏银币。山陕秀才,益信为真”(见《明季北略》二十卷之八十八页)。亦可作戴止菴降李自成之旁证。
李自成入北京,将明朝文武诸臣八百余人拷打求金银,及李自成自山海关败归,将所掠及宫中藏的银器等,溶铸成饼,每饼重约千两,共数万饼,用骡车载走,清兵进至定州,李自成败伤,过平定州后,清兵未追。李自成自山西大道上经过时,杀人太多,恐败兵之后,再遇暗算,乃沿南山行走,至祁县南二十里孙家河时,或者曾将现银一部分遗弃,现在祁县尚传说元丰玖票号股东孙郅系孙家河人,其先人曾拾有李自成的弃金。
按孙郅的家谱是:孙高山——旺庵——有龄——陈笏——郅——淑伦——继先——廷典——步城(现年二十一岁)。孙高山生于康熙十五年,卒于乾隆二十三年,孙家河村西北,有孙高山墓碑云:“家道中落,未有厚产……乃走关东、经营产业,渐积万金。”孙家在高时山,“家道中落”,在高山之父或祖,其家道必富,是孙高山之父或祖,有拾李自成遗金之可能, 但大宗遗金,则在戴家。
李自成自受伤后,弃马乘轿,见清兵不追,到祁县麓台山,在其故臣戴运昌处休息,感其先人戴光启在陕的功德,又受戴运昌的招待,送给戴运昌的现银不少。戴运昌后将其银交其子戴廷栻,作革命的工作运动。
江苏昆山县人顾炎武,在江南谋革命不成,到山东不能立足,乃至山西与傅山为友,傅山号青主,山西太原人,其祖母系明朝的公主,故与顾炎武、戴廷栻联合革命,戴廷栻在祁县城内建立三间四层楼的“丹枫阁”。丹为红色,枫树到秋天其叶红色,含有“朱洪”二字义,阁与武系音转(如武与物音同,物亦读如窝,窝音近阁),系暗射此为纪念“朱洪武”而设,丹枫阁记言梦见古衣冠人,明指明朝,是丹枫阁为革命策源地,已无疑问。而且有傅青主、傅须男、白居实、胡季子、薛文伯、张中宿、李凤皋、石亮四、黄石齐、马君当、阎古古、顾宁人、汪苕文、杨犹龙、王山长、施愚山、宋牧仲、吴鹿友、唐采臣、王贻上、魏环溪、冯大木、田兼山、朱小晋、李孔德、阎百诗、范彪西等“天下名士,南方多集冒巢氏水绘园。北方则丹枫阁称极盛焉”(戴廷栻墓志铭,见《祁县县志》)。
丹枫阁建筑之宏大,丹枫阁食客之多,而且阁中藏书鼐彝(《丹枫阁记》,见《半可集》)又“丹枫阁藏版,海内共知”(戴廷栻墓志铭),丹枫阁主人戴廷栻财产之富于此可知。而傅山为戴止菴传云“棺外无余物”,其父既如此之穷,其子未经商致任,何以突富?其财富有得自李自成的可能性。
3. 标局的成立
戴廷栻、顾炎武、傅山等均文人,如何能完成革命事业,谋招徕武人为助,但恐清廷注意,利用山西人民长于经商,从保护商人及代替商人转运现金,雇用武人为名入手,于是组织“标局”。
标局是雇用武术高超的人,名为标师傅,腰系标囊,内装飞镖,手持长枪(长矛)于车上或驼轿上插一小旗,旗上写标师傅的姓,沿途强盗,看见标帜上的人,知为某人保标,某人武艺高强,不可侵犯。重在旗标。故名“标局”。标局分春夏秋冬四季运现至山西太谷县名“太谷标”,又运至祁县、平遥、汾阳,名“太汾标”,此时名为标期,又称过标。
标局是甚么时代设立的,《万籁声武术汇宗》(商务本:页257)云“考创设标局之鼻祖,乃系清乾隆时,神力达摩王之老师,山西人神拳无敌张黑五者,请于达摩王,转奏乾隆,领圣旨,开设兴隆标局于北京顺天府前门外大街,嗣由其子怀玉,继以走镖,是为镖局之缟矢,故镖师父走镖时,有‘黑五’口号者,即看对方是否为张黑五门下之友朋孙徒也”。按戴廷栻卒于康熙三十年,标局之成立,当不在乾隆时代。
《聊斋异志》作者蒲松龄先生在他作的《磨难曲》第二十二面,有一段关于标局的记载:“……那一位山西小举人,便问:‘听说贵省大乱,年兄怎么来了?’举人说:‘乱处是太原和平阳,小弟来时雇了二十名标枪,送过平原百里外,就好了,我自己就来了。’”这里所谓“标枪”,“标”为“飞镖”,“枪”为“长枪”,是保护行旅的,后时名为保镖即此。《磨难曲》是什么时候作的?《聊斋文集》卷上元配刘孺入行云:“松龄年七十,遂归老不复他游,先是五十余,犹不忘进取,孺人止之曰‘君须复尔,倘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松龄善其言,顾儿孙入闱,褊心不能无望,往往情见乎词。”
据此,《磨难曲》虽系蒲松龄于五十岁时作。按蒲松龄五十岁为康熙二十八年,正在戴廷栻死前二年。是标局发源于山西(按道光二十四年蔚泰厚京都与苏州八月二十日信稿中云:“今伊逢吉动身,跟标车三辆,每辆装标箱八只,共计二十四只,计实合足六万八千六百两,又九九松江银五千四百两,统共合咱平银七万四千两,随开去号码一折,到日查收……随带去盘费银两百五十人,至于车价,每车京钱八千五百文,标兵三人,每人工价银十八两,酒钱在外。”九月十八日信云:“咱与日升昌沈标,俱归于志一堂运苏,大约不远,大德玉隆和又有锦标来京,交蔚丰等。”七月初十日信“东口十月标”,十二月十五日信“万金号……冬月初九日起信云:月息,春标九厘,秋标七厘,长标无市”。由此可知在道光二十四年时,标局有志一堂(即志成信),运标有标兵,每年标期分为春、夏、秋、冬四期),且在戴廷栻、顾炎武、傅山谋起革命之时。标局为顾炎武等计画而设。后由标局产生票号,故山西人相传票号为顾炎武所计谋,非是。
此外尚有“形意拳”可证,《武术汇宗》四五页云:“行意拳法,传于山西白先生,(遣其名)后有郭芸生者,精于此拳……分为十二形,为‘龙虎猴马鸡燕龟蛇鹰熊’是也……”按此拳传自戴家,白戴声近,为万君所误听,按戴家世系是:
形意拳——祁县传为戴大旅、戴二旅所创,大旅或即廷桓,二旅或即廷栻,云此法从岳飞传下,兄弟二人在河南从老道人中学习,在十家店经商,有一二百土匪抢掠,被兄弟二人赶走,由是出名(《续小五义》中的老西白眉毛徐良,为山西祁县人,是由形意拳出名的),其传授高徒是:
戴二旅……戴良栋
李老农——车二——常友儿——
现在戴家后人戴某拳术亦精高。戴家之精拳术,文可“以文会友”,武也可“以武会友”,既非外行,故标局中的标师傅可以请得来。
4. 革命之失败
戴廷栻、顾炎武、傅山在山西成立标局,目的在革命,但不久失败,其失败的原因:
(1) 官廷压迫
戴廷栻在祁县城内建筑丹枫阁,招集四方文人;又设标局于太原,容纳各处武士;这都是表面的,其密聚的地方,则在麓台山戴止菴的隐居处。后来被清廷注意,麓台山的房屋被焚毁,戴廷栻不得已也作了山西闻喜县儒学司训,曲沃县的儒学教谕,表示降服。戴廷栻所著的《半可集》,富有民族思想,至嘉庆再版时,已成残物。因官廷积极压迫,所以革命不能成功。
(2) 人民不敢公然赞助
五代时北汉踞晋阳城抗宋,“宋太宗亲讨不享,城虽被拔,犹且力拒”(吕惠卿《惠明寺碑铭》)以至“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簇(元好问《晋阳怀古》), 山西太原气之盛可知,但“战争一炬成焦土”(《晋阳怀古》),“诏坏故城,迁其民于新邑”(《惠明寺碑铭》),这是积极的压迫。而“官街十字改丁字,父老至今哭问天”(《晋阳怀古》),他于唐明镇建设现在的太原省城,但将十字街改为丁字街,意谓碰丁子,不使山西太原人有所发达(详见我著《晋祠指南》),这是消极的压迫。故山西太原人经过这次压迫后,多舍仕途到了经商的一条路上去,对于革命事业,不敢公然赞助。
二、 票号产生的原因与时代
山西太原人民,自从北宋受压迫以来,弃儒经商,至明末清初,凡是中国的典当业,大半系山西人经理,由蒙古、东三省、新疆以至苏俄,所需红茶,均由山西人在江南采办运往,而且山西人经商,以勤俭为主,是以小学生读书,聪明者入商,次者务农,再次者聪明不足务商,身弱不足务农,方入于求功名之一途,这是山西商业发达的原因。
戴廷栻、顾炎武、傅山成立标局,固为革命,但非山西商人经商足迹之远,不足以促成。
求帮之意,业茶者曰茶帮,业丝者曰丝帮;山西太谷县的票号曰太谷帮,祁县票号名为祁县帮,平遥帮,是帮有伙同之意。按从前商人以带现款往某地购货,中途恐被土匪抢劫,联合当地若干商人,共同前往,名之曰帮。是以小股土匪不敢行动,但遇本领高强或大股土匪,则非商人所能应付(如小说中喽啰看见大批商人过来,速报大王,大王下山,大叫一声,留下买路钱来过去),因而需要标局的标师傅保标。
标局初为保护行旅,继则代运现金,标局之所以成立,系解决商人所带现款之困难。而票号所以成立,系抵制标局转运现金运费之高昂。
票号成立的传说,有:一是乾隆时征大金川小金川用兵有年,需用粮饷甚多,由京解往四川,路远而且不便,适山西平遥日升昌颜料行在四川平遥各地贩卖铜绿,将四川盈余者得由标局运京,乃与管军饷的私人商议,曾作过两相拨兑的生意。二是山西商人在北京开干果店甚多,每至年终,将薪金由标局运往山西,但因运费高昂,与日升昌颜料行是亲友者,交到北京日升昌颜料行,写信到家,家中凭信,到山西平遥县日升昌颜料行取款,因日升昌老号本在平遥,而总号设在北京,各号结账,均得归到北京,是以两相拨兑,均省得一笔标局运费。初则限于亲朋,继则只要有人介绍,同乡亦可,久则因为便利,如需要兑款,可以向外兜揽拨兑,为内贴外贴,视彼此需要而定。
但经营颜料商并非日升昌一家,按平遥达蒲村(即日升昌股东李五典之村)村东梅葛仙庙(现已倾倒)有乾隆五十一年碑云“广募……以京师商人之力居多……数日间积金数百两”,咸丰十年碑共捐银一千三百七十一两六钱五分“京城阁颜料行捐一百二十两”,而日升昌股东“李兰溪捐银四两,李箴视捐银二两四钱”,以达蒲村一村而论,日升昌股东微乎其微。迨其经理雷履泰,由普通拨兑,于道光四年改为票号,已有余利,在道光三十年,已建筑中院(见人事),但尚在其村不称富有。
又按蔚泰厚道光二十四年京都与苏州往来信稿中,常有日升昌在沈来标七八万两运往苏州,多关东宝云云,似日升昌在东三省有相当的金融势力,或者因山西商人在东三省外蒙古经营商业,是以发生拨兑么?
日升昌由颜料改行,据日升昌现任经理梁怀文(现年八十二岁)云:“伊于光绪初年到四川时,见日升昌门上尚悬有颜料的招牌。”日升昌何日由颜料行代办汇兑,改为专营汇兑事业呢?据梁怀文云“是道光十年”。但按日升昌内悬有一木匾,上书“怡种养素之轩”,下书“道光四年孟夏”,“七松老人”,图章为李秉礼,或者日升昌就是道光四年改立的。(https://www.daowen.com)
相传发明票号者为雷履泰,但雷履泰生卒年月不可考,惟平遥县城内文庙道光二十四年碑,有“雷履泰捐银四十两”,是票号之设立,总在道光年间。又相传雷履泰为日升昌大柜,毛鸿翙为日升昌二柜,后毛鸿翙出号入蔚泰厚绸布庄,将蔚泰厚亦改为票号,兹观蔚泰厚于道光二十四年及咸丰元年京都与苏州往来信稿中,尚能看出蔚泰厚对于日升昌的嫉妒及两家争夺生意情形:道光二十四年蔚泰厚苏州分庄京都信稿,四月二十三日信云:“再报,苏地大势,功名以及钱店生意,咱号概不能做分文,皆因日升昌、广泰兴等号,今年以来,收揽从九监生,加色曹平,二十二微大些,二十,二十一不等。照此,咱等实无划算,是以只可不做,但不知伊等如何算法。”八月初八日信云:“今耳闻日升昌亦往苏起银七八万两,起身日期,亦许在三五天内,报知。”八月二十日信云:“跟标车三辆……统共合咱平银七万四千两……至于此次办理,缘三几天,日期甚急,所以银色未免无暇过神,且又偶承光庆日升昌一号俱加利借银,因而即便有工夫时,亦不能顺手挑拣,将此情呈兄知之。”九月初十日信云:“志一堂定于二十六七日往苏送银七八万两全是关东宝,日升昌所来之银,亦系出与伊号,报兄知之。”十月二十日信云:“今天日升昌往苏起银八万余两,乃系伊昨日由沈来标,想是关东宝多,伊号早几天在京办足赤金千数两,自系一并带苏,至日,可将赤金行市陆续在京沈逾音,以备咱号,适遇再带,虽系预为之计,便中题及一二是妙。”
咸丰元年二月初八日信云:“至来信云:‘收会海运经费银两之说,实在一言难尽,但去岁于今正月间,晚等即托本府钟大老爷与元和县贾太爷教与咱号揽会,伊等俱是满口应承,云及今年大委员是粮道倪大人,去年存公银两,就是从宝号会去,况今岁海运数目更多,约在二十五六万两,各委员均向藩台恳求,因目下路途甚不宁静,现有西帮二字号,结实可靠评分数号兑去,可保无路途之虞,藩台抚台皆已允准,众人举荐咱号与日升昌贾太爷来号已经说过,是以咱与聚锦定会过京收伊银二万两,不料大委员倪大人次日进省,本府又谈及此事,伊云,别号尚可,惟咱号不教兑会,如由咱号会去伊定不收。故亲自到日升昌会过银七万来两,净共期五十天,下余仍教委员解去。但此海运巨款,咱号分文不能收会,不说耽误生意,未免外人耻笑。此乃已过之事,无须再论,如后手再有会去官场中,或成重之项,望仁台等务宜看事而行。近来生意实属艰难,况行中手稠,你抢我夺,适有一二宗项,不识落于何人之手。彼此各处,务宜作实为要,将此大略,呈仁台知之。’”
蔚泰厚等据其股东侯崇基云,系道光二十四年改,但按蔚泰厚道光二十四年京都与苏州往来信稿,其首为“四月初八日托天成局寄去八十八次信”,依信的次数计,蔚泰厚至少在道光二十三年改,又按道光二十四年六月初三日信云“亦非早年可比,近来焉能差许多”,有早年近来,当然在二十四年以前数年改的。又八月初五日信云,“倘遇占光,京苏系必拘定限制过账,况限来数,十年间,咱号各处捐项,苏局首一,常局在二”,由“十年间”向前推算,蔚泰厚是道光十四年改营票号的。日升昌的专营票号事业,当在道光十四年蔚泰厚改营票号前不远。
三、 票号的盛衰
山西票号史可分为四期,在道光四年以前为萌芽期,道光四年至光绪二十六年为长成期,光绪二十六年至光绪三十四年为兴盛期,宣统元年以后为衰亡期,这些事实,在前章都介绍过了,兹将票号的兴盛与衰亡的背影,分言于左。
1. 票号的兴盛
票号营业所得的利,不外下列几项:
(1) 平,过去交易,固有以库平为准的,但各地有各地的平,而又有各号的平,票号每家自特置一平,凡收入银两,约长千分之二三,积小成多,每年也算收入之一。
(2) 色,银的成色不一,而且无绝对的标准,任人估计,票号凡收入银两,总说成色不足,减低千分之五六。
(3) 汇费,汇费视其银根松紧而定。但平时总在千分之十以上。
(4) 小存大放,存户存款于票号,大半是二三厘利息,票号吸收了这笔小利的款子,再放出去(放款则七八厘利息),这其间得益很多。
(5) 捐款,清廷设有捐虚衔一例,票号因与官场有往来,多托票号代捐,代捐亦有手续费,经手的多了,这笔手续费也不在少数。
尚有择垫一种,如先择候补有出官的可能性者,为之垫款运动,俟其挂牌,乃派人随往到任,设立票号分号,将垫款陆续扣除,此中利息很大。
观各家票号,原来资本并不丰裕,而当时定期存款为多,定期存款,始有利息,活期存款虽可随时取款,但等于不提现,因山西商人向重信用,各处与之存款往来者都相信得过;而且所用银两,不是平色上吃亏,即是携带不便,乃将存款换得一存款条,在他处交易,以存款条给付,他人就可作为现金收付。是票号出了汇票,形同发行纸币,票号无形中得到这一笔帮助,对于资本运用上,自然灵动。
以上是普通营业,若要扩大营业,则有下列各条件:
(1) 存入官款,官款原规定在京存户部,在省存藩库,如与官场有深交情,此笔大款存入票号,可以不出利息。
(2) 汇兑官款,人民及商家汇款,究竟不多,而官廷的钱粮关税以及陕甘协饷等,在先是官廷自运,如与官廷有交往,可以由票号代运。
至于捐项一宗,因与官廷往来甚密,由虚衔亦有走到实缺的,是以收入更大。
但与官场往来,不便公开的,亦不是白白可往来的,总得有相当的交际费。直至光绪二十六年,乃由秘密而到了公开的地步。
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京,清廷仓皇出走宣化,由大同经太原而长安。当其出走之时,衣物尚不及带,金钱甚为缺乏,路过票号的总号所在地太谷、祁县、平遥这三县,与票号有往来的,虽无汇票等,均可提款。接济了清廷贵臣不少困难,因而到了事平后,对于票号大为信任,国库使之代取,是以赋税存款及汇解,与各省摊派的外债汇解,大宗款项,均归票号,此票号营业在此时期所以兴盛。
票号由光绪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为最发达之期,兹举会通远、大德通两家为例:会通远于同治十三年开设,由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三年,除过四五两年,每年股东每份使“俸股银”六百两,光绪十年至十二年,每年为三百两,十三年为八千两,而且有“收入来倍本银”若干,知由同治十三年营业至光绪十三年,共十四年,开账前后共计为一万六千七百两。光绪十四年至十九年,为三百两,二十年至二十二年为六百两,二十三年为一万六千六百两,共十年,开第二次帐,共计一万二千七百两。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为六百两,二十七、二十八年末开“俸股银”,二十九年为一万四千两,四年一账,共计三万二千两。三十至三十三年为六百两,三十四年为四千两,五年合计六千四百两。宣统元年至三年,每年“俸股银”六百两,再未开账,即为歇业。
大德通于光绪十年开设,光绪十四年开账,每份八百五十两,十八年为三千零四十两,二十二年为三千一百五十两,二十六年为四千零二十四两,三十年为六千八百五十两,三十四年为一万七千两,以至民国十四年方开帐为八千两,十八年为二千两。
兹将两家历年所得红利,作为百分比,画成比较图,红线代表会通远,黑线大德通,横格每格代表二年,纵格每格代表百分的两个数目,兹列其图如下(图略)。
根据会通远、大德通两家的红利,均以光绪二十六年至光绪三十四年为最高峰,可知此时为票号最发达的时期。
2. 票号的衰败
票号的生产,是由于商业发达至相当程度,而交通及货币的本身,尚未能相随俱进,票号乃是这个时代应运而生的金融机构。如果交通及货币等,也随着商业发达而改进,则票号也顺应着环境加以改组;若交通及货币均改进了,而票号仍保守旧规,在商业发达的时代与环境中,自不容组织不完善的票号存在。另有新的金融机构——银行产生,虽无辛亥革命时的大批倒账,也在自然淘汰之例。兹将票号衰败的原因列左:
(1) 货币的改良
中国旧日的银两,则用元宝,携带既成不便,而银色与秤码,不惟易地就要吃亏,就在同一镇市,此家彼家已稍不同。至乾隆嘉庆,我国东南沿海各省,输入外国银元,人民多以方便而用之,清廷虽曾加禁止而无效,迨至光绪末年,此类外国银元,或因本国币制改革及停铸,清廷乃开始仿造,光绪十六年,粤钱局已铸造银元,江西铸造银元制钱局及北洋机器局于光绪二十四年铸造,奉天机器局于光绪二十五年铸造,截至光绪三十一年止,共铸银元为二万余元。
这宗银元,大批的铸造,使票号对于平色的收入大为减少。
(2) 汇票的缺乏
汇票的缺乏的原因,以交通便利与银元的铸造所致。银元携带各地,既不减色,又不少秤,交通有铁路及轮船,小宗款项,可以自带,用不着交票号汇兑。而且邮局已开始作小宗汇兑,外商银行亦作起内地的汇兑,官款的汇兑,亦因大清银行所设之地即归大清银行汇兑,汇兑事业不专为票号所独营了。
(3) 汇票在社会流传日少
大清银行于光绪三十一年,发行纸币,纸币分为银票、银元票、钱票三种,各地可以通行兑换,并且能完赋纳粮,人民自然乐用,将从前所存的票号汇票当作现金使用的,大半改用纸币,票号的汇票发出即为提现,不似从前小额汇票发出后,待若干时日方来提现,在空期中资本可以周转的。
(4) 存款的减少
票号向例活期存款无息,定期存款只有二三厘息,而银行及钱庄则为四五厘息,存款者自然自票号提出存入银行及钱庄了。官款无息,但自大清银行成立,官款即提存大清银行,赔款亦存外商银行。利息方面,票号因存款者日见减少,而自己又无雄厚的资本放出去,故利息的入收自然就减少了。
是以光绪三十四年时,票号中人自己也感觉了,他说:“乃自甲午庚子以后,不惟倒欠累累,即官商各界生意,亦日见萧条。推原其故,固由于市面空虚,亦实以户部及各省举行次第成立,夺我权利。而各国银行复接踵而至,出全力与我竞争。默计同行二十余家,其生意减少已十之四五;存款之提取,更十之六七也,即如户部银行所到之处,官款即令其汇兑;我行之向做交库生意者,至此已成束手之势。我行存款至多向不过四厘行息,而银行即可将五六厘,放款者以彼利多,遂提我之款,移于彼处,且彼挟国库藩库之力,资财雄厚,有余则缩减利息,散布市面,我欲不减不得也。不足,则一口吃尽,利息顿长,我欲不增,又不得也。彼实司操纵之权,我时时从人之后,其吃亏容有数乎?至于外商银行,渐将及于内地,所有商家贸易,官绅存款,必将尽为欲夺,外人素习商战,更非我所能敌,试问,我行尚有何事可做乎?此数年来之陈迹,亦以后事势所必至,非晚等之过虑也。”(李宏龄的《山西票商成败记》)
票号失败的原因,既已显著,自己应即改革,以适应环境,但票号自以为在金融界有根深蒂固的历史,是以在光绪二十九年北洋大臣袁世凯请票号加入天津的官银号;光绪三十年,组织户部银行时,亦请票号加入股份,并由票号中人组织银行,票号均为回绝,后来户部银行改由浙江绸缎商筹办,此今日浙江人在金融界上有巨大势力之由来。
票号既失去改组为银行的机会,但在各分庄的经理,目睹营业日艰,自己非改组银行不可,乃由蔚丰厚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与三晋源存义公股东渠楚南商议,联合在北京的三帮票号,致函山西总号,一面分函各地分庄征求意见,后来李宏龄将此信稿用石印,名为《山西票商成败记》(见附录)。当时三帮票号,固有二十余家,但以平遥县侯氏的五联号(蔚泰厚、蔚丰厚、新泰厚、蔚盛长、天成亨),势力为大,而五联号中以蔚泰厚经理毛鸿瀚最有权力,他是光绪二十四年为蔚泰厚经理,住在平遥,对于外面的大势,一切不知,而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精力已衰,意存保守,极力反对由票号改为银行,是以李宏龄等联合信去无效,时他的伙友张石麟亦力争改银行不果而辞退。
银及人未参加到大清银行去,就是票号改成银行,也无大利可图,不过多延长几年,不至于辛亥一受打击,则倒闭随之而生了。
辛亥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存款的人纷来提款,放出去的一点也收不回来,致使周转不灵,各地分庄,纷向山西总号请拨款接济,但总号存款有限,一时均接济各号,是接济不来的,各分号见总号无钱接济,有的歇业逃归,有的被控入狱,总号之款,既已空虚,迨至民国元二年时,债权人均到山西总号坐索,因股东负无限责任,只得将股东的住宅拍卖,股东早恃其遗产为生,无生活的能力,形成了早为堂皇冠冕的富家翁,晚成饿殍,沿街乞求,多饿死于道途。
票号有一部分因资本较厚,外债偿还,照常营业,但票号既无利可图,此处因纸币的损失,彼处有捐款甚重,总号及分号又养着很多吃饭无事可作的人,开支甚大,年年赔本,因而在民国十年左右歇业了。
现在所存的三家票号,早已改为钱庄,兼营其他商业,名为票号,实质早去。
票号既已失败,欲从事恢复,决不可能,惟票号商人勤苦耐劳,专重信用,以此项人材,用于省县的地方银行,则甚适宜。
(1) 编者案:此文后收入卫聚贤、丁福宝编著:《古钱》,重庆:说文社,1942年,第1—28页,但内容有较多扩充和修改。因本书篇幅,故在此收入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