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西的交通
(选自卫聚贤《古史研究·第二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733—772页)
引言
一个民族占据一块土地,因地理环境的关系,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文化;但同时也因地理环境的关系,而有其他的欠缺;于是乃不断的采取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不过时间愈后而采取的范围愈大。中国当不能自古至今即保守着固有的文化,而没有采取他人的。
欲解决这种问题,先要研究中外的交通;中外的交通在汉武帝使张骞通西域始,已有明白的记载,也为大众所承认;但在秦统一以前,中外的交通有四条道路:
一、 西北的陆路交通
西北的陆路交通甚早,在远古已有,不过至春秋战国时而频繁。
甲 人种的迁徙
中国的民族是两元的,其一为殷种族,为中国的土著;其一为夏种族,为高加索种,由西北迁入中国的。当其迁入时,业渔猎游牧生活,迁徙无常,而交通已不断的发生。(另有文详论)。
乙 新石器时代
仰韶期的色彩陶器(Painted Pottery),其花纹与亚述等相同,是在新石器时代东西已有交通。(详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
丙 殷代
中央研究院在安阳发掘殷墟,所得的铜刀,与欧洲第四期铜器时代的兵器同,而且在外蒙西比利亚也找到同样物,往来的路线更为明白。(李济之先生《殷虚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
丁 春秋时代
春秋时代除由文化的输入,知由巴比仑输入天文的知识,(郭沫若误认为西元前二二〇〇年事),欧洲输入炼铁术,均有专文讨论,兹不详述。惟有齐恒公西伐大夏到新疆,为西北陆路的交通上一重要事件,兹为考证于左:
《国语·齐语》:“西征攘白翟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设泭,乘桴济河,至于石枕,县车束马踰太行与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吴。”《管子·小匡》:“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投柎,乘浮济河,至于石沈,县车束马踰大行与卑耳之貉,拘秦(《霸形》云‘而西伐秦’)夏,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从。”《管子·封禅》:“桓公曰:‘寡人……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县车上卑耳之山。’”《史记·封禅书》:“桓公曰:‘寡人……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县车上卑耳之山。’”《史记·齐世家》:“桓公曰:‘寡人……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县车登大行至卑耳山。’”
《管子》系根据《齐语》的,《史记》是根据《管子》的。《齐语》系战国初年作品,(详《古史研究·第一集》),它所载的齐桓公西伐大夏,附带的征服了流沙西吴,《管子》并以附带的征服了秦国,于交通上关系甚大。兹将其地名考证于左:
1. 西河
战国时的西河在今山西的河东,陕西的关中,黄河两岸均是。在山西的西河即子夏教授处,及猗顿牧牛处;在陕西的西河即吴起为太守处,张仪所得之地。汉代的西河则在今山西汾阳一带。齐桓公所经的西河,当是山西河东的西河,汾阳在齐桓公时尚未属晋,亦非途次所经。
2. 济河至石沈
齐桓公既到了山西河东的西河,而以“方舟设泭,乘桴济河”,当系在今山西临晋县的茶叶渡吴王渡或永济的风陵渡,因人多用舟渡不便,故用舟为桴桥,“济河”。至于陕西,“石沈”当系陕西一个地名。
3. 太行卑耳
《史记·封禅书》索隐:“卑耳,山名,在河东大阳。”大阳即今山西的平陆县。依《齐语》《小匡》,卑耳应在黄河以西陕甘之地;依《封禅》《世家》,卑耳又在流沙西,应在甘肃西部及青海、新疆之地。前者或为甘肃的六盘山,后者或为新疆的悬渡。
4. 流沙西吴
《禹贡》:“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又曰:“弱水既西”,弱水西流,又入于流沙,弱水当在新疆,流沙当是新疆的大沙漠。
西吴亦名西虞,吴虞古字同,古吴有四:一为江苏之吴,乃殷种族沿江而下所遗留的,后为越王勾践所灭;一为山西之吴,系殷种族占有地,(传为舜后,《史记·赵世家》以吴广姓姚),后为晋献公所灭;一为甘肃之吴,系周太伯封地,战国末年曾与秦战,(《石鼓文》“吴人邻亟,朝夕惊惕,载西载北”);一为青海之吴,系周太王封其臣长季绰。按此西吴当是青海之吴,《穆天子传》云:“赤乌氏先出自周宗,太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封其嬖臣长季绰于舂山之虱,妻以元女。”“赤乌”当是“赤吴”,亦即西吴;它以太伯封于甘肃陇南之吴为“东吴”,而赤乌当是青海的西吴。
5. 大夏
甲 甘肃有大夏
《汉书·地理志》:“陇西郡……大夏县。”《水经注》:“大夏川迳大夏故城南。”
乙 新疆有大夏
《山海经·海内东经》“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
丙 阿富汗有大夏
《史记·大宛传》:“大月氏……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依《齐语》《小匡》大夏在流沙之东,而且在西吴之东,当甘肃的大夏。但依《封禅》及《世家》文,“西征大夏”为标题,因西征大夏而“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然后才到大夏,与上文“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例同,是过了孤竹去伐山戎的。如此,则大夏应在流沙之西,“县车束马”即葱岭的“头痛、身热、悬度”的悬度,其大夏当即阿富汗之大夏。此非凭空推测,《博物志》亦有如此记载,它说:“齐桓公出,因与管仲故道。自敦煌西涉流沙往外国。流沙千余里,中无水,时时有伏流处,人莫能知。皆乘骆驼,骆驼知水脉,过其处辄停,不肯行,以足蹋地,人于其蹋处掘之,辄得水。”(《史补》)
《博物志》系晋张华作,时间太晚不足据,但《左传》襄十四年有晋范宣子数姜戎一事:“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语漏泄,则职女之由。诘朝之事,尔无与焉!与,将执女!’。”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冑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左传》昭九年,有周使詹桓伯责晋云:“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使偪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戎有中国,谁之咎也!”
上列的事实,可注意的是:
1. 瓜州有姜戎、允戎二种
姜戎即羌人,系以羊为图腾的民族,与殷民族同种。允戎即甲骨文上
字,有译为“昆吾”的,有释为“猃狁”或“玁允”的,有释为“猷”或“犹”的,有释为“犬戎”的,有释为“曲阳”的,有释为“
”的。原是以犀牛角为酒壶作图腾的夏民族,乃误将上一字释为“昆”“犬”“允”“
”的。允戎为夏种族,夏种族系高加索的白色人种,《齐语》《小匡》称征“白狄”而为之拘“夏”者即此。
2. 瓜州的地址
《左传》杜预注“瓜州,今敦煌”,《汉书·地理志》“敦煌”注“地生美瓜”……师古曰:“即《春秋左氏传》所云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者也,其地今犹出大瓜,长者,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按现在新疆哈密以产西瓜出名,哈密与敦煌不远,或为古产美而且大的瓜地,故名瓜州。
瓜有四种,曰“西瓜”,曰“东瓜”,曰“南瓜”,亦名“北瓜”,曰“香瓜”或“甜瓜”“碎瓜”。所谓“东瓜”者当产于东方,所谓“南瓜”,有的地方名“北瓜”,有的地方名“胡瓜”,当系外国胡地产,由南北两道输入中国,故有“南瓜”“北瓜”之名。“香瓜”或为中国土产之瓜,若“西瓜”当系自西方来的。颜师古所谓“大瓜”当是西瓜,因香瓜不能大的可容狐,东瓜、南瓜皮厚而穣不美,狐不食其里,而将身钻入。
3. 惠公诱归
瓜州若在敦煌,则惠公归自秦而诱来的姜戎、允戎两种,系齐桓公伐大夏俘来的。《左传》僖九年“齐隰朋帅师会秦师纳晋惠公”,是晋惠公归秦之年在鲁僖公九年。《左传》僖九年载周宰孔谓晋献公不要会齐桓公于葵丘说:“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
这种“远略”即《齐语》《小匡》《封禅》《世家》所载齐桓公自云:“寡人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伐大夏。”而《左传》言其远略,只言“北伐山戎,南伐楚”,而西未言“伐大夏”,而易为“西为此会也”,“此会”即“齐侯盟诸侯于葵丘”的葵丘之会。葵丘在今河南考城县,不能谓为“西”?而更不能与“北山戎,南楚”相比为“远”?宰孔以齐桓公葵丘之会“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是葵丘之会为齐桓公西略的远略最后一次。
齐桓公西伐大夏之年,即“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之年,是齐桓公西伐大夏所俘的白狄、允戎,处于秦国。同时秦穆公藉齐桓公之兵力“负恃其众”,而伐姜戎“贪于土地”,也将姜戎俘归于秦。姜戎因秦人“贪于土地”而被伐,乃积极反对秦人;而允戎之土地亦归于秦,是允戎也有一部分反对秦人。秦穆公藉惠公归晋之时,将姜戎的全部允戎的一部,着晋惠公带领于晋地按插。晋惠公归国,以晋献公所灭虞虢之地,将其人迁于太原,虞虢成为荒墟,乃将姜戎处于虞地“赐我南鄙之田”,将允戎处于虢地“入我(周)郊甸”。
允戎之在秦者,仍感不安,至僖公二十二年“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杜预注“允姓之戎居陆浑,在秦、晋西北”。允戎不安于秦,势必使与前所迁于虢墟的允戎住于一处而后相安。允戎在秦,虢墟属晋,故秦晋合而迁之于伊川。
《论语》载孔子赞美管仲的功绩,亦可为此事的佐证。《宪问》云:“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被发左衽”乃是西北民族之俗,《左传》僖二十二年云:“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杜预注:“允姓之戎居陆浑,在秦、晋西北。”辛有以被发为戎俗,中国人被发而祭,为被发的戎人入于中国的先兆,后来果然被发的允戎入于伊川。《说苑·善说》:“西戎左衽。”是被发左衽为西北的夏民族,将大举攻入中国,管仲相齐桓公西伐大夏,败其众使中国安居,故孔子特为赞美。
《吕氏春秋·简选》:“齐桓公良车三百乘,教卒万人,以为兵首,横行海内,天下莫之能禁,南至石梁,西至酆郭,北至令支。”高诱注:“酆郭在长安西南。”此亦足证明齐桓公曾用兵于西北的。
齐桓公伐大夏,固然是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战争,但也有因通商而起的纠纷在内。《管子·轻重甲》“禺氏不朝,请以白璧为币乎?昆仑之虚不朝,请以璆琳琅玕为币乎?……怀而不见于抱,挟而不见于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后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后八千里之昆仑之虚可得而朝也。故物无主,事无接,远近无以相因,则四夷不得面朝矣。”
《管子·揆度》“玉起于禺氏之边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远,其至阨。”昆仑在今新疆,禺氏,《管子·揆度》云:“北用禺氏之玉。”唐房玄龄注云:“禺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此事不惟《管子》所云,而《尸子》亦言其事:“玉者,色不如雪,泽不如雨,润不如膏,光不如烛。取玉甚难,越三江五湖,至昆仑之山,千人往,百人反;百人往,十入至。中国覆十万之师,解三千之围。”(《御览》八百五引)
《尸子》传为商鞅师尸俊作。若其书不是汉武帝以后人作,以十万人至昆仑指汉武帝伐大宛(汉武帝伐大宛,目的在得天马,据《史记》《汉书》所载,不云取玉),此当指齐桓公西伐大夏事。
秦穆公伐戎事,亦可为佐证。《韩非子·十过》:“秦穆公……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见其女乐而说之,设酒张饮,日以听乐,终岁不迁,牛马死半。由余归因谏戎王,戎王弗听,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问其兵势与其地形,既以得之,举兵而伐之,兼国十二,开地千里。”“终岁不迁,牛马死半”,这是游牧的现象,而且是寒带上的现象,他们是逐水草而居,夏则北徙,冬则南徙,而戎王自得秦之女乐,忘却了迁徙,以致冬季“牛马死半”。古代气候较现在为热,新疆一带的气候据《穆天子传》西王母邦的情形也不如现在的寒冷,而戎王所居之地,当在新疆以外西北利亚一带。(与《史记·大宛传》的康居情形同)亦即是秦得大夏后,再进一步灭戎王,故云“兼国十二,开地千里”,“十二”与“千里”的数目未必真确,而兼国开地是有之。若非齐桓公伐大夏而先得新疆地,何能越新疆而得西伯利亚地?
齐桓公所伐的大夏,虽不能说是张骞所到的大夏,在今阿富汗,但也不是甘肃的大夏。就流沙、昆仑、瓜州等名,而大夏当是《山海经》的“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的大夏。齐桓公伐大夏,中西的交通至于新疆;秦穆公伐戎王,而交通远辟至西伯利亚。
戊 战国时代
齐桓公伐大夏的交通,是自山东沿陇海线经潼关、长安、凤翔,再经甘肃的陇南、皋兰、张掖、敦煌至新疆的。而尚有一条路径,是从平汉路河北省邯郸以北赞皇县起,经山西的平定五台出雁门关右玉至绥远的包头、五原,经宁夏及甘肃的皋兰,由西宁至青海巴颜哈刺山,复折而北经甘肃的张掖、敦煌往新疆的于阗。复由于阗往西北疏勒,经天山南路至迪化、哈密,而东经草地至宁夏,沿五原、包头的原路而归——自即《穆天子传》中所载。
1. “穆天子……赞皇……”——今本《穆天子传》脱去首一行,兹据宋人所引。(详《古史研究》第一集)是载周穆王从河北赞皇县出发。
2. “天子北征乃绝漳水……至于钘山之下,癸未,雨雪,天子猎于钘山之西阿”——钘山据《北堂书钞》作陉山,郭璞注:“在今常山石邑县。”是钘山即今井陉(正太路经过),是由赞皇至井陉。
3. “绝钘山之队,北循虖沱之阳”——是由井陉西北至山西孟县。
4. “犬戎胡觞天子于当水之阳……乃绝隃之关隥”——郭注“隃雁门山也”,是犬戎(昆吾)在今山西五台崞县一带,由此路出雁门关。
5. “至于焉居、禺知之平。辛丑,天子西征,至于
人,河宗之子孙
柏絮……”——焉居、禺知当是山西平鲁右玉一带,河宗临河,当在托克托附近。
6. “西征骛行至于阳纡之山,河伯无夷之所都……逆天子燕然之山”,阳纡山当是五原附近的大青山。
7. “自阳纡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原文脱落不详,各据其后总计语补入此段。《水经注》:“大夏川经大夏故城南”,是西夏氏当在今甘肃导河一带。
8. “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是自导河经循化贵德至星宿海(河首)。
9. “自河首襄山以西至于舂山珠泽昆仑之丘七百里”,是由鄂陵海至巴颜哈剌由(昆仑)。
10. “自舂山以西至于赤乌氏三百里,东北还至群玉之山,截舂山以北,自群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是由青海巴颜哈剌山北绕布尔汗布达山,而西至新疆的于阗。
11. “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旷原——千有九百里”,由于阗至疏勒巴楚乌什的大旷原。
12. “宗周至于西北大旷原万四千里”,这是一个总数。言“宗周”为误,按其出发在河北赞皇,其归在河南洛阳,他说“自宗周瀍水以西”,郭注:“瀍水在洛西,洛即成周也。”
以上是由中国往西北去的路程,若由西北回来,不必再绕青海,他说:“宗周至于西北大旷原万四千里。乃还,东南复于阳纡七千里。”按它“自阳纡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舂山、珠泽、昆仑之丘七百里,自舂山以西至于赤乌氏舂山三百里,东北还至于群玉之山,截舂山以北,自群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旷原之野,飞鸟之所解其羽,千有九百里”,共为九千九百里,而自大旷原至阳纡为七千里,短少了二千九百里,是没有绕青海,而由新疆的疏勒(大旷原)从天山南沿西套蒙古到了河套的,再从河套到了中原。
《穆天子传》中的路程,已明白了,而《穆天子传》相传是周穆王作的,其交通应列在西周,不应列在战国。但按它的文法,介词用“於”字,而少一“以”字,数目中无“又”,均表显着战国初年的作品。而且大地名在小地名后,省略名词,数目中省略十字,用夏正,走的路线和出发点,赐的是胡人特产物,得的是胡人必需品,用的是土耳其方言,均足以证明它是战国时中山人的作品。
在春秋时相传周穆王“周行天下”的,俱无事实可证,到了战国初年魏文侯伐中山灭之,得到中山国人的《西游记》,直至魏襄王好古,招集文学之士编辑古书,除《纪年》《逸周书》等外,乃根据中山人的《西游记》而加上周穆王的名称,成为今本《穆天子传》卷一至卷四,又据其传说而作了东征南征的一卷,即《穆天子传》第五卷,另有“周穆王盛姬死事”一卷,现在也列在《穆天子传》内为第六卷,今本共计六卷。(详《古史研究》第一集《<穆天子传>的研究》)
《穆天子传》的原本只有日及方向,如“癸亥,天子南征”,而没有“又南〇〇里”的里数,于是魏襄王时改作《西游记》,用着他(魏襄王)当时在西北交通的情形,假托周穆王的,而列在《穆天子传》第四卷末云:“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庙,乃里西土之数。曰:‘自宗周瀍水以西,至于河宗之邦,阳纡之山,三千又四百里;自阳纡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舂山、珠泽、昆仑之丘,七百里;自舂山以西至于赤乌氏舂山三百里;东北还至于群玉之山,截舂山以北,自群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旷原之野,飞鸟之所解羽,千有九百里;宗周至于西北大旷原万四千里。乃还,东南复至于阳纡七千里;还归于周三千里。各行兼数三(疑为二)万有五千里。’”
出发地在河北赞皇,它计里数“自宗周瀍水以西”,自知由宗周至赞皇的一段路程,原文不载,乃于第四卷最后补入一段云:“吉日,甲申,天子祭于宗周之庙,乙酉,天子〇六师之人于洛水之上,丁亥,天子北济于河〇羝之队,以西北,升于盟门九河之隥,乃遂西南。仲冬,壬辰,至
山之上,乃奏广乐三日而终。吉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郑。”它的错误是:1. 瀍水在洛阳,洛阳为成周而称为宗周——《穆天子传》作时(魏襄王)为东周,故云瀍水,而穆王为西周人物,其都名宗周,故又名宗周,是将东周、西周分不清楚。2. 宗周附近有郑,而南郑在汉中,误将宗周附近之郑称为南郑——《左传》言穆王将没于祇宫,《纪年》言穆王元年筑祇宫于南郑,遂误南郑为宗周。
它既有错误,当非根据原书照抄,是就他自己的地理知识而加入的。他加入了“自宗周瀍水以西……至于西北大旷原万四千里。……”当是战国时魏国往西北的一条大道,而其中分为阳纡、西夏、河首等段落,当是当时的大都会。
这一段路程在《战国策·赵策》苏厉上赵王书也说到:“秦……踰勾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于唐、曲吾,此代马胡驹不东,而昆山之玉不出也。”赵国往西域也是这条路,被秦人截断了,昆仑山的玉就不能到赵。
西北的陆路在春秋战国时有两条路,一从陕西甘肃到新疆,一由河北、山西、绥远、宁夏、甘肃入新疆,由新疆逾葱岭而与外人交通,如《穆天子传》载在昆仑山以东是“再拜稽首”,在昆仑山以西是“膜拜”。“稽首”,郭注云“稽首,首至地也”,为中国的叩首礼;“膜拜”,郭注云“今之胡人礼佛,举手加头,称南膜拜者,即此类也”,为西人的举手礼。又如云“至于黑水,西膜之所谓鸿鹭”,印度音名黑为(Kala)及“爰有答堇,西膜之所谓木禾”,印度名小豆为Nasuzaho是昆仑以西已受印度的宗教等影响,新疆为中西交通的中心地点。
此外如日人藤田丰八以《诗经》“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万福来求”(《小雅·桑扈》),“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豳风·七月》)。他以为印度有“在其沼泽(Hyehasis),捕一角犀,以其角作酒杯,而有灵妙之力(解毒使人长寿)”,以为由印度在上古即传入中国。这是他倒因为果的。
中国北部夏种族有以仿犀牛角作陶壶的民族,即用犀角作图腾,如甲骨文中有“癸丑,卜,在
贞王旬亡戾,在二月”(《殷墟书契前编》卷二第十四夏第二块第二条)同块第四条有“
”,罗振玉释为“
”,此就字形写出,等于未释。此字音义形均全,
为犀牛,
为酒壶,
为音,五字古音读丫,与犀字古音同。是将音标出的,有的不标音,为
即《殷墟书契前编》卷七第十八页的“乙丑,卜,王贞,余代猷”,及《龟甲兽骨文字》卷二第十五页的“庚寅,卜,贞,乎雀伐犹”。
上一字则有释为“昆”的,如“昆吾”“混夷”“绲戎”。有释为“允”的,如“猃允”“玁狁”“允姓之戎”;有释为“犬”的,如“犬戎”“犹”“猷”;罗振玉释为“
”。至《汉书·地理志》“余吾”,“上曲阳”“下曲阳”均是由音的转变。中一字多释为“五”。下一字有释为“口”字,如昆吾的“吾”字下的“口”字。有释为“酉”的,如“犹”“猷”。在陶器未发明以前,饮器则用犀角,因原始人类,战败野兽,取其最凶猛之部,悬之于身,以示勇武,犀当取其角。其角为直不如牛羊角之湾曲,于其空中实木柄可为枪以杀物,故杀字为犀字变形。待至陶器发明,乃仿犀牛角作酒壶,山西万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酒器为
形。甲骨文酒字作
形,左三点代表水。《吕氏春秋·君守》“昆吾作陶”,《说文》“壶,昆吾圜器也”。
壶(即酒壶)为昆吾人所发明,以之作为图腾,故其后人用此原物(兕觥)饮酒,以为长寿有吉祥义,是崇拜图腾的遗传。尖底酒器在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遗址及殷墟有,在欧洲地中海沿岸的新石器时代遗地中亦有。夏为高加索种,东下至中国以犀角作图腾,其后人如《小雅》《豳风》的作者尊其遗风以兕觥饮酒为祥,其遗风传至印度,也是以犀角杯饮酒为祥,不过其遗物传至地中海而为尖底器。以犀角饮酒有吉祥义,是印度在西周时受中国的影响,不是中国在上古受印度影响的。
藤田丰八又以《左传》襄三十年、昭公十二年的“复陶”,汉时名为白垒布,系波斯语或土耳其语的(Pakhta, Pagtak, Pugtak)的异音。此物在汉时由西方传入中国,在春秋时秦、晋已有,是由西方传来的。他又以秦始皇的到处刻石颂扬功德,是受了波斯及印度的影响。又以《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载“禁不得祀”,以“不得”为“浮屠”,以佛教已传入中国了。——其详见《中国石刻的由来》。
总之,西北陆路交通甚早,因与政治上少直接关系,故记载的多零碎片段,合而观之,则为可信。
二、 西南陆路的交通
西南陆路的交通,有一总路曰孟永线,即由印度孟加拉湾至云南永昌(保山县)。其分路有三:一为永粤路,即由永昌经广西至广东的。一为永浙路,即由永昌沿五岭山脉的山南至浙江。一为永蜀路,即由永昌至四川。一为永楚路,即由永昌至楚国。兹为分言于左:
甲 孟永路
A 《山海经》所载
孟加拉湾至永昌的,首为《山海经》所载。《山海经》的《山经》共为五篇,第一篇为《南山经》,而第一段为《南山经》,第二段为《南次二经》,第三段为《南次三经》,除《南次二经》为永浙北路,《南次三经》为永浙南路的路线详后外,而《南山经》所载即孟永路的路线。
《山海经·南山经》云:
1. 《南山经》之首曰“
山”。
2. 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
多桂。
多金玉。
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华,其名曰祝余,食之不饥。
有木焉,其状如榖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榖,佩之不迷。
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
丽
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
其中多育沛,佩之无瘕疾。
3. 又东三百里曰堂庭之山。
多棪木。
多白猿。
多水玉。
多黄金。
4. 又东三百八十里曰猨翼之山。
其中多怪兽。
水多怪鱼。
多白玉。
多蝮虫。
多怪蛇。
多怪木,不可以上。
5. 又东三百里曰杻阳之山。
其阳多赤金。
其阴多白金。
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谣,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孙。
怪水出焉,而东流注于宪翼之水。
其中多元龟,其状如龟而鸟首虺尾,其名曰旋龟,其音如判木,佩之不聋,可以为底。
6. 又东三百里柢山。
多水。
无草木。
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魼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鯥,冬死而夏生,食之无肿疾。
7. 又东四百里曰亶爰之山。(https://www.daowen.com)
多水。
无草木。
不可以上。
有兽焉,其状如狸而有髦,其名曰类,自为牝牡,食者不妒。
8. 又东三百里曰基山。
其阳多玉。
其阴多怪木。
有兽焉,其状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其名曰猼
,佩之不畏。
有鸟焉,其状如鸡,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
,食之无卧。
9. 又东三百里曰青邱之山。
其阳多玉。
其阴多青
。
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
有鸟焉,其状如鸠,其音若呵,名曰灌灌,佩之不惑。
英水出焉,南流注于即翼之泽。
其中多赤鱬,其状如鱼而人面,其音如鸳鸯,食之不疥。
10. 又东三百五十里曰箕尾之山,其尾踆于东海。
多沙石。
汸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淯。
其中多白玉。
凡鹊山之首,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
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
其祠之礼:毛,用一璋玉瘗,糈用稻米,一璧,稻米,白菅为席。”
《山海经·南山经》全文如上(今本脱去“又东三百五十里曰〇〇之山”一条,)而鹊山为一个大山脉,招摇山乃鹊山脉之一支,招摇山“临于西海之上”,而箕尾山是“其尾踆于东海”,而这个西海与东海相距为“二千九百五十里”,是“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系印度支那半岛,“临于西海”的西海即印度的孟拉加湾,“踆于东海”的东海即安南的东京湾。
招摇山产“育沛”,章鸿钊以为“育沛即琥珀也”,产于缅甸(详《石雅》)其理由是:
1. 育沛与琥珀音相近。
2. 《本草纲目》引宋、大明《本草》云:“琥珀破结瘕”,则功用并同。
3. 以《蜀都赋》《后汉书》《博物志》樊绰《蛮书》等所载琥珀产于“永昌城界西去十八日程,琥珀山掘之”。现在以缅甸北境所产为世界第一,“其地望若相准”。
他以育沛的名称用途产地均与琥珀同,而以育沛产于缅甸北境,而招摇之山,当在缅甸,以其“临于西海之上”,当在孟加拉湾,是
山即今阿刺山脉,招摇山即贝拉山。自招摇山曰“又东……又东”一直向东至箕尾山为止,由招摇山至箕尾山为二千九百五十里,是由印度贝拉山向东三千里处,当在云南永昌附近。《南次二经》乃是接《南山经》之首的,而《南次二经》之首云:“《南次二经》之首曰柜山……英水出焉,西南流于赤水。”云南的富良江在安南名红河,是赤水当即红河,而柜山当在永昌附近。《三国志·魏志》卷三十注引《魏略》云:“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史记·大宛传》:“……滇越而蜀贾间出物者或至焉。”《史记·西南夷传》:“滇池……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是永昌为西南陆路交通的一个大都会。
B 《史记》所载
孟永路亦即蜀贾人将邛竹杖蜀布售于印度并转售于大夏的一条路。《史记·大宛传》:“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国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史记·西南夷传》:“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
C 《后汉书》所载
孟永路在一世纪时仍通行,《后汉书·南蛮西夷传》云:“永元九年,缴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使重译,奉国珍宝!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掸国即Shaii Stute 其地在今缅甸之东暹罗之北,云南之西南,是大秦(罗马)至中国要经过掸国,而从孟永路来的。
乙 永浙路
永浙路是依《南次二经》而考定的:
1. “南次二经之首曰柜山……英水出焉,西南流于赤水;……”
2. “东南四百五十里曰长右之山;……”
3. “又东三百四十里曰尧光之山;……”
4. “又东三百五十里曰羽山,……”
5. “又东三百七十里曰瞿父之山”
6. “又东四百里曰句余之山”
7. “又东五百里曰浮玉之山……苕水出于阴,北流注于具区”
8. “又东五百里曰成山……
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虖勺”
9. “又东五百里曰会稽之山……勺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溴”
10. “又东五百里曰夷山,溴水出焉,而南流注于列涂”
11. “又东五百里曰仆勾之山”
12. “又东五百里曰咸阴之山”
13. “又东四百里曰旬山……旬水出焉,而南流注于阏之泽”
14. “又东四百里曰虖多之山……滂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海”
15. “又东五百里曰区吴之山……鹿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
16. “又东五百里曰鹿吴之山……泽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
17. “东五百里曰漆吴之山……处于海”
“凡《南次二经》之首,自柜山至于漆吴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它的第一个山柜山的英水西南流入赤水,赤水当是红河,是柜山在永昌附近。由永昌向东走,各水俱南流,而苕水向北流,是沿着一个分水岭的大山脉,即是顺五岭山脉东行,苕水当是沅江,具区当是洞庭湖,除苕水外均向南流,而南流的未直接流于海,是沿着五岭山脉的山阳向东走。滂水东流于海,而东的鹿水泽更水注入滂水,滂水长在千里以上,而且东流于海,是滂水当为浙江。区吴、鹿吴、漆吴,当是吴地诸山。漆吴山处于海,当是海中的一岛,即舟山群岛,由漆吴山东望丘山,其光载出载入,是惟日次,丘山当是台湾。此段路程共长七千二百里,由永昌至舟山群岛其距离相当。但此段路程似乎作《山海经》的人除去首(柜山——句余)尾(虖多——漆吴)他亲到其地外,余为耳闻的,因他的“五百里”的路程太整齐了。
丙 永粤路
永粤路是由永昌至广州的,以《南次三经》为考证。《南次三经》云:
1. “《南次三经》之首曰天虞之山”
2. “东五百里曰祷过之山……泿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
3. “又东五百里曰丹穴之山……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
4. “又东五百里曰发爽之山……汎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
5. “又东四百里至于旄山之尾”
6. “又东四百里至于非山之首”
7. “又东五百里曰阳夹之山”
8. “又东五百里曰灌湘之山”
9. “又东五百里曰鸡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
10. “又东四百里曰令丘之山”
11. “又东三百七十里曰仑者之山”
12. “又东五百八十里曰禺槀之山”
13. “又东五百八十里曰南禺之山……佐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海”
“凡《南次三经》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
天虞山,郝懿河注“案山当在交广也”。泿水,《水经注》云“泿水又东至南海番禺县”,泿水当是珠江的西江。南禺山当是番禺,今之广州,是自云南永昌经广西而至广东的。此段路程在汉武帝时尚通行,《史记·西南夷传》云:“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
丁 永蜀路
永蜀路是由永昌至四川的,此路在汉武帝以前已通行。《史记》《汉书》云“滇越而蜀贾间出物者或至焉”(《史记·大宛传》);“滇池……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莋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史记·西南夷传》);“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史记·两南夷传》);“唐蒙归至长安间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巿夜郎’”(《史记·西南夷传》);“邛筰冉駹者近蜀……秦时尝通……”(《史记·司马相如传》);“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滇僰僮;西近邛莋,筰马牦牛”(《汉书·地理志》)。这段路程在战时已通,《国策·秦策》载司马错言伐蜀之利,有“利尽西海”,这“西海”即《山海经·南山经》招摇山临于西海之上的“西海”,即印度孟加拉湾,因永蜀路、孟永路的交通,则可以得到海外的奇物。
戊 永楚路
永楚路是由永昌至楚国的一条路,此条路虽无明文,然由楚所产的物品上言,似有交通的。《国策·楚策一》:“楚……乃遣使车百乘,献鸡骇之犀、夜光之璧于秦王。”《国策·楚策三》:“黄金、珠玑、象犀出于楚。”《楚辞·九歌·东皇太一》:“璆锵鸣兮琳琅。”
按《后汉书·西域传》言大秦“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产于大秦(罗马)的夜光璧、鸡骇犀、琅玕。而“明月珠”,孔拉第以为即印度的魔法石,由月光构成的(Handrakanta),楚均有此物。当是楚于永楚路,由楚国至永昌,再由永昌至孟加拉湾,再由海道至罗马的。
三、 东北海道
东北海道在春秋初年已通,《左传》僖四年齐桓公召陵之会时,陈谋以其师“出于东方,观兵于东夷,循海而归……齐侯许之”。是由淮水入海处射阳河口入海绕入勃海自淄河口登岸。不过这是由淮水至山东的,而由淮水至浙江一段在春秋末年已通,《国语·吴语》“越……率师沿海泝淮……”,但这一条海道是否通至远洋,成为问题。《管子戒》:“桓公将东游,问于管仲曰:‘我游犹轴转斛,南至琅邪。’”《晏子春秋·问下》第四“景公出游问于晏子:‘吾欲观于转附朝舞,遵至琅琊。’”《孟子·梁惠王下》“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琊。”上管子以为是齐桓公,晏子、孟子以为是齐景公,所游之地除琅琊外,而“转附朝舞”与“犹轴转斛”不同。
《管子》尹知章云:“言我之所游,必有所济,犹轴之转载斛石。”《孟子》赵岐注:“转附朝儛,皆山名也。”孙星衍以:“赵歧以为山名,盖因下琅琊推知之,齐实无此山也。”而以“当从《管子》……犹轴转斛,盖欲如轴舻转载斛石,是时齐海运,故景公欲浮舟而南。观《孟子》从流下从流上益信”。藤田丰八以《孟子》的“转附朝儛”,《晏子春秋》的“转附朝舞”,系佛语“瞻部洲,阁浮提洲,剡浮洲,咱晡”的异译,就是梵语的Jambu dvioa对音。《管子》的“转斛”即晏子、孟子的“朝舞”。《管子》的“犹轴”即晏子、孟子的“转附”, “犹”“繇”古同字,“繇”亦读如尧,“尧”“朝”音同,“轴”“舞”音近,如此,则尹知章、孙星衍之解释有误。
孙星衍以“转附朝舞”为“齐实无此山也”,藤田丰八以为即印度传说中之南方地名。此为印度的神话传入中国,齐景公曾欲往游,而为晏子所劝阻。此与《庄子·山木》载市南宜僚见鲁侯,劝往游越南建德国情形同:“巿南宜僚见鲁侯,鲁侯有忧色,巿南子曰:‘……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吾愿君去国捐俗,与道相辅而行。’君曰:‘彼其道远而险,又有江山,我无舟车……彼其道幽远而无人,吾虽与为邻;吾无粮,我无食安得而至焉?’巿南子曰:‘……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送君者皆自崖而反。’”
“建德”为“转附”的异音。
《孟子》之文是“吾欲观于转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琊”,是说要到转附朝舞去,其路线是遵海而南,到了琅琊再放于大海,与《庄子》以鲁侯往游建德,须涉江而浮于海同,因在齐景公时琅琊为大海口,故由临淄先至琅琊;鲁侯时(战国末年)杭州为大海口,故由曲阜先涉江至杭州。不过《晏子》改为“遵至琅琊”亦不明显,《管子》改为“南至琅琊”失其原义。
今本《山海经》的次序为《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海外经》为《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山经》以《南山经》为首,《海经》亦以《海外南经》为首,而南下均接西,但按《海外南经》之首者“地之所载……”一段序文外,而有“海外自西南陬至东南陬者”,《海外西经》有“海外自西南陬至西北陬者”,《海外北经》有“海外自东北陬至西北陬者”,《海外东经》有“海外自东南陬至东北陬者”,指明方向的记载,除南西东三经方向相同外,而北方与其文内所记的方向相违,《海外北经》首言“海外自东北陬至西北陬者”,是由东北至西北,依例《海外北经》中所载为“在其西……西……西,……”而今其文为“无
之国在长股东……一目国在其东……在一目东……”而为在东,是今本的次序为刘向所乱。
《海外南经》的末一山为“狄山,帝尧葬于阳……”,而《海外东经》之首为“
丘……在尧葬东”,是《海外南经》之尾与《海外东经》之首衔接。《海外西经》之末为“长股之国……”,《海外北经》之首为“无
之国,在长股东”,是《海外西经》之末与《海外北经》之首相衔接。《海外南经》之首为“结匈国在其西南”,《海外西经》之首为“灭蒙鸟在结匈国北”,是《海外南经》之首与《海外西经》之首相衔接。如此,《海外经》的方向为由西南角至东南角再至东北角,由西南角至西北角再至东北角,是《海外东经》之尾与《海外北经》之尾相衔接。
《海外经》的方向既明了,《山经》的方向亦是如此。当是《南山经》《东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中山经》。如此,则《南山经》之尾与《东山经》之首相衔接。
《山海经》所表现的路线,《南山经》是孟永路,《南次二经》的永浙路,《南次三经》是永粤路,由广州由浙江至中国中原时,都由海道,因陆路多山,而且有楚吴越隔陔。以《南山经》之尾接《东山经》之首,除去中间一段水路,则《东山经》之首,当为东北海道的海口。《东山经》云:
1. “《东山经》之首曰:‘樕
之山,北临乾昧,食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海”
2. “又南三百里曰藟山……湖水出焉,东流注于食水”
3. “又南三百里曰栒状之山……
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湖水”
4. “又南三百里曰勃亝之山”
5. “又南三百里曰番条之山……減水出焉,北流注于海”
6. “又南四百里曰姑儿之山……姑儿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海”
7. “又南四百里曰高氏之山……诸绳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泽”
8. “又南三百里曰岳山……泺水出焉,东流注于泽”
9. “又南三百里曰豺山”
10. “又南三百里曰独山……末涂之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沔”
11. “又南三百里曰泰山……环水出焉,东流注于江”
12. “又南三百里曰竹山,錞于江……激水出焉,而东流注于娶檀之水”
由樕
山至泰山为三千二百里,而在樕
山以下皆曰“又南”,而泰山正北三千里处无山,惟东北方面有山,是樕
山应在泰山东北三千里处,当在烟台附近。而“樕
”与“芝罘”音近,当是芝罘。
《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藤田丰八以大鹏即印度的金翅鸟(Snparna)其飞非常迅速,转瞬之间,可从大洋此岸达于彼岸。大鹏为印度的金翅鸟,而记载的《谐》书,当是印度的梵文书,或中国人译成中文书。既称其书为“《谐》之言曰”,何又于“谐”上加一“齐”字为“齐谐”?他说“《齐谐》者,志怪者也”,何以志怪之书不言为《晋谐》《楚谐》《秦谐》《卫谐》,而独言为《齐谐》!当是齐国为海口,齐人多译或抄袭其印度的书,以其“志怪”而名“谐”,以为齐人译或抄袭而名《齐谐》。
《孟子》以不近情理(合乎中国人心理)的话,谓为“齐东野人之语也”,何以不言为齐西、齐北、齐南,而言为“齐东”?当是齐东为海口,传入中国未听过的话,以为“齐东野人之语也”。齐东当是芝罘。《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于二十八年东巡是“上邹峄山……上泰山……穷成山,登芝罘……南登琅琊”,于这五处都有立颂功德碑,除峄山、泰山在内地外,成山、芝罘、琅琊均临海。而秦始皇于二十九年第二次东巡则“登芝罘……遂之琅琊”,未至成山,可知成山为斗入海中,第一次所巡为的是至于极东,第二次只至芝罘、琅琊,是芝罘、琅琊为海口。
《山海经》最末一篇(第十八)的《海内经》,首云:“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天毒,其人水居。”郭注:“朝鲜,今乐浪郡也,天毒即天竺国。”而这“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是对的,而云“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天毒”则错了。印度在中国西南,不在“东海之内,北海之隅”的。但《山海经》何以有这样的错误?当是朝鲜人由东北海至芝罘登岸,印度人也是在芝罘人登岸,朝鲜距中国近,知道她是在“东海之内,北海之隅”;印度为远,不能知其所在,但它与朝鲜都从东北登岸,是朝鲜印度当相去不远是都在“东海之内,北海之隅”的。
《山海经》说印度在“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是错了。但由其错处,知道印度与中国交通是从山东登岸的。这段路程,以至晋时法显自印度狮子国(锡兰岛)归,还是这样。
琅琊之为海口,除《孟子》《晏子》载齐景公之所至,《史记》载秦始皇之所登外,而琅琊的名称,是由其口输入“琅玕”而得名。琅玕,《石雅》云:“产于兴都库什山北的巴达克山,是以《穆天子传》说产于采石山,《山海经》说产于挽江山及昆仑山,《禹贡》云为雍州贡品。此皆从西北陆路输入而名‘琅玕’。”《后汉书·西域传》说大秦(罗马)产琅玕,《南史·中天竺传》说“西与大秦、安息交市,多大秦珍物琅玕”,是琅玕也有从印度人手由海道输入中国的,“琅玕”与“琉璃”“玻璃”同为译音,在中国无意义,而且二字拆开,其一字无解,显为译音。译音有译为“琅玕”的,有译为“琅琊”的,因“干”“牙”古音同。
山东省立图书馆在琅琊附近得汉延熹时琅琊王相的墓表,其形与南京栖霞山附近梁墓前的墓表同,柱为图形,有凹条向内,与洋房前两根大柱为希腊式的同,柱靠近上端有横石一条,横石下有飞人。柱与横石洽成十字架,为耶稣教在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之证。
此外如王嘉《拾遗记》云:“燕昭王七年,沐胥之国来朝,则申毒国之一名也。”《拾遗记》虽为晋时人作,而《史记·封禅书》云:“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孟荀列传》云:“驺子重于齐,适梁,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襒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邹衍除根据《山海经》作《谈天》外,墨子曾将印度的四大——地水火风,与中国的六府——金木水火土谷,混合之成为五行,邹衍扩而大之,成《终始五德之运》,荀子因骂其“按往旧造臆说,谓之五行”。中国在燕昭王方士已盛,而《拾遗记》所载印度遣使至燕较为可靠,况燕都考古团在河北易县发掘燕都,其陶器上的几何形花纹类苗民,鸟兽之怪类印度,在燕昭王时与印度有交通,诚属可能。
此外如在南洋婆罗洲砂朥越河口(Santobng)一个高三千尺小坵上,曾发现纪元前六百年与一百二十年及纪元五百八十八年后的中国货币(见日人深尼太郎所著的《殖民地大鉴砂朥越国》, Baring Gould and Bampfilde所著的《砂朥越史》)。
四、 东南海道
东南海道系战国末年所开辟,楚败越后,越人徙于浙江以南,故以杭州为东南海口。其事以《庄子》为据:“子不闻夫越之流人乎?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喜矣。”(《徐无鬼》)离开家乡愈远其所喜的范围愈大,这是行远道已久的经验话,而《庄子》云为“越之流人”,是越之航海者。“巿南宜僚见鲁侯,鲁侯有忧色,巿南子曰:‘……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吾愿君去国捐俗,与道相辅而行。’君曰:‘彼其道远而险,又有江山,我无舟车,奈何?’巿南子曰:‘……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山木》)鲁侯欲往建德,是先要“涉于江”,然后“浮于海”, “涉于江”当是渡过长江,渡过长江而南的第一海口当为杭州。《史记·越世家》:“楚威王兴兵而代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而越以此散。”《庄子》此语在楚威王败越而得有浙江后(以越称为“南越”,)若在其前,而越会都于琅琊,当以琅琊为海口,越败散于浙水以南,当以浙水北的杭州为海口。
“南方有鸟,名曰鹓
……鹓
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上,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秋水》),鹓
当是南洋利孤生番所呼为Banlock鸟,《南荒民族》云“黄金雀”一名惊鸟,华侨也有呼它为黄雀的;马罗居的生番,呼它为沙鸡(Saki);利孤的生番,呼它为万绿(Banlock);旧人即名其为极乐鸟,或小凤凰;欧人则名之为义鸟。……雀重不过数两,而当价极涨时,竟至每只值银百盾……价格之高,直过黄金,真不愧其名之为黄金雀了。……雀在黑漆漆的夜里及炎热甚的午间,不知其眠息何处(或谓在危崖中浓密的灌木丛中作巢)迨至早晨五点至八点与午后三点至六点,天气清和之候,则群出飞集于十余丈高的“雀树”顶上。“群雀,少者一二对,多者至四五十只,以木实果腹,不吃昆虫等物;其早晚嬉戏的场所,亦只有二种乔木——雀树——上,而不栖止别树,有点像中国的凤凰,非竹实不食,非梧桐不栖的样子。”
《山海经·南次三经》的南禺之山有“凤凰鹓
”,郭璞注鹓
云“亦凤属”,实际凤凰即孔雀,鹓
即黄金雀。《山海经》云其产于南禺山(广东),《庄子》云产于南海,而今产于南洋群岛。庄子时若与南洋无交通,何以鹓
与Banpok的名称情形相同呢?
庄子对于南方的知识,不是自楚国得来的,《天运》云“南行者至于郢北面,而不见冥山,是何也?则去之远也”,他以到楚都郢为远。而对于越则常言,如“今日适越而昔至”(《齐物论》),“越鸡不能伏鹄卵”(《庚桑楚》),“子不闻夫越之流人乎”(《徐无鬼》),“南越有邑焉”(《山木》),皆是由越而往海外之证。
“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秋水》),庄子以中国在海内,犹稊米在太仓,比孔子的“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眼光大的多了。庄子所以有此眼光,当是中外已有交通,邹衍以中国为大九州之一,庄子以中国为太仓之一粟,都是受了中外交通,眼光放大的影响。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天下》),以天下的中央,在燕之北,越之南,是没有一定的,已发明地图说,而地图乃由于世界的交通。
《汉书·艺文志·天文类》有《海中星占验》十二卷,《海中五星经杂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顺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国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慧虹杂占》十八卷,共六种一百三十六卷。这种海中占验与《唐书·天文志》所载“开元二十年诏太史交州测星,以八月自海中南望老人星殊高”,亦即王应麟云“即张衡所谓海人之占也”。为着海中交通而占验的。《汉书·艺文志》是班固录刘向《别录》的,此六种海中占验书只少在刘向以前已有。刘向以前海中占验书如此之多,其海中交通之繁可知。
此外如食长子为缅甸风俗,而《墨子》言之;交阯或交陉为马来半岛等处奉行印度教的盘脚座,而《墨子》《山海经》言之;凿齿为南洋人之打牙,而《山海经》《淮南子》言之;甘露为印度人的酥麻,而《墨子》《山海经》《老子》言之。均由于有交通而发生的。
一九三三,八,二六,记于上海真如四才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