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起原于东南发达于西北的探讨(节选)
(原载于《东方杂志》1937年第34卷第7期,第147—157页)(3)
绪论
我们所谓的文化,是人类的文化,是以先将中国的人类起原于何地?发展于何地?考证明白,中国的文化起源于何地?发达于何地?自然也就明白了。
过去都以人类及文化起源于西北,发达于东南的,就三方面言之于左:
一、 传说中古帝王多都于黄河流域
(1) 有巢氏在山东,“石楼山在琅琊,昔有巢氏治此山南”(《遁甲开山图》)。
(2) 伏羲氏在陕甘,“伏羲生成起,徙治陈仓”(《遁甲开山图》)。
(3) 神农在河南及山东,“炎帝都于陈,又徙鲁”(《帝王世纪》)。
(4) 黄帝在河北,“邑于涿鹿之阿”(《史记·五帝本纪》)。
(5) 少昊在山东,“少昊……都曲阜”(《帝王世纪》)。
(6) 颛顼在河南,“颛顼……徙商丘”(《帝王世纪》)。
(7) 帝喾在河南,“帝喾……都亳”(《帝王世纪》)。
(8) 尧在山西,“帝尧……都平阳”(《帝王世纪》)。
(9) 舜在山西,“舜……所都或言蒲阪”(《帝王世纪》)。
(10) 禹在山西,“禹……都平阳,或在安邑”(《帝王世纪》)。
二、 考古所得的材料多在北方
(A) 始石器发现于河北
河北房山县周口店发现人猿化石,定名为“中国猿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距今约四十万年,其中除人骨外,尚有人类用石片的器具,并有人类用火烤过的兽骨及烬余的木炭。由民国十五年开始发掘,至今尚未完结。
(B) 旧石器在绥宁发现
河套的鄂尔多斯及陕西的榆林,甘肃的庆阳均有发现,距今约十四万年至四万年。
(C) 新石器在黄河流域均有
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辽宁锦西县沙锅屯,甘肃沙井,青海海岸,均为安特生所发现。山西夏县西阴村为李济之所发现,均有专书。在黄河流域新石器遍地皆是,确是事实,就我个人以山西的发掘及调查而言,万泉县有荆村等,文水县有上贤村,榆次县聂店村,祁县梁村,平遥县侯冀村,长子县北高庙等。
(D) 殷墟在河南已发掘
河南安阳县小屯村为殷都,清末其地已有甲骨发现,中央研究院于民国十七年发掘,至今尚未完结。
此外如洛阳、长安、济南、太原,常有殷周古物出土。
三、 中国民族有主来自西北说
中国民族的来源,在民国初年研究的兴趣曾为浓厚,多主张来自西北。不过中国民族本为两元,夏民族是自西北来的,殷民族是由东南向西北发展的。向来谈中国民族的来原,多就西北来说加以考证,故其说占有势力。
就以上三证,证明中国文化起原于西北似无疑问。由西北发达于东南,亦有相当的证据,东南在古为吴越二国,兹就有吴越言:
(甲)种族是由西北来的
《史记·吴世家》:“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史记·越世家》:“夏后、少康之庶子,封于会稽……披草莱而邑焉。”
(乙)文化也由西北传来的
《左传》成公七年:“巫臣请使于吴……教吴乘车,教之战阵。”《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子灵(巫臣)奔晋,通吴于晋,教吴叛楚,教之乘车,射御驱侵。”《国语·楚语上》:“申公巫臣……奔晋,晋人用之,实通吴晋,使其子孤庸为行人于吴,而教之射御。”
(丙)东南出土古物不多无从考证
东南出土古物,吴有吴王元剑,吴季子之剑,吴王夫差监,者减钟。越有越王剑,越王矛,越王钟,者污钟,其
句鑃,姑冯句鑃,作用戈,大王戈,册□带钩,铜器共计十余件。
黄河流域即有古帝王都地的传说,又有始石器、旧石器、新石器以及殷周的大批古物出土;而吴越人是由西北来的,吴越文化是由西北人教的,书有明文。假使我们要说东南与西北文化是各自起原的,东南文化不是由西北传来的,于书无说,古物太少,也不可为证,难以立说。今拟推翻全局,以中国文化起原于东南发达于西北,其说自然荒谬。不过试做这篇探讨的文字以便研究。
一、 研究的动机
民国十九年三月,余长南京古物保存所,在南京栖霞山西北五里的张家库西北高家山焦尾巴洞发掘六朝墓,因墓在半山坡,工人以土向上翻不易,乃于墓前凿隧道土掷山下,在此隧道中发现灰土木灰,余已注意于此,及发现鼎足长七八寸,余以断定为新石器时代遗址,因陶鼎为古人的造饭的锅,锅腿长七八寸,在用柴火而未发明煤炭(《孟子》有“坐于涂炭”战国时已有炭)以前,现在的炒锅腿长不及五分,即因用煤炭之故。但当时参加发掘的人,以江南向未发现过石器,江南在石器时代尚无人类,大为反对,余不顾一切,留意此遗址,不久发现一完整的石斧,其为新石器时代遗址亦可证明,于是停止工作,请地质专家某视察,而某以石器为后代的药铲,又电请某考古家至,以其遗址只有一处不足为证,乃又在甘家巷西岗头上及土神庙侧又得二处,共得石器七八件,陶片数十块,花纹有七八种,全为几何形,而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陶器上花纹完全不同,当时疑到吴越民族与吴越的文化,是独立起原的,不是受西北影响的,作了一篇《吴越民族》于二十年发表于北平《进展月刊》中。
《吴越民族》发表后,并未引起人注意,但余仍时留意此问题,于二十四年五月至常州旅行,在常州南二十里之奄城发现大量的几何形花纹,与栖霞山所发现者完全相同,后又在金山卫海滨戚家墩发现,作有《奄城金山访古记》出版(上海西藏路中国书店代售)后又在平湖的乍浦、澉浦,苏州石湖,以至南京、镇江、杭州,杭州发现,知此几何形花纹,确为吴越的文化。
不过在戚家墩、石湖、澉浦有几件石器发现,不是残缺便是锋刃已秃,时反对江南有石器声浪甚高,不敢将此残缺之石器发表。及至于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余在杭州西湖旁北高峰下古荡,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于五月三十日与西湖博物馆合作试掘其遗址,得有石器四件,陶器三片,以证明确为遗址,出有《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探报告》一册,吴越史地研究会与西湖博物馆合编(西湖博物馆出书),于是于二十五年八月三十日在上海成立吴越史地研究会,同时西湖博物馆职员施更昕在杭县,沪江大学商学院秘书慎微之在湖州,浙江财政厅职员何天行在绍兴,均有大批石器发现。
由石器之发现证明,江南文化之古;由陶器花纹之美观,证明江南文化已高,而吴越几何花纹在殷墟有十余种相同,与余前主张殷民族由东南至西北之说合,因而作《中国文化起原于东南发达于西北的探讨》。
二、 殷民族由东南发展于西北
世界人种有一元说多元说,余主张多元说,共有三种,一为华种(系苗民、汉人、藏人、缅甸人、暹罗人、马来人,南洋群岛土人以及北冰洋的哀斯极摩人,并美洲的印第安人)。一为阿利安种,一为亚克种。而中华民族为夏殷两种,殷为苗民,夏为蒙古,汉人系夏殷混合种,而夏种族在古屡与高加索种的呼衍族结婚,夏种族有少数的高家索种的血统在内。
殷人为苗民,由东南而西北,其证如左:
甲 殷为南方民族
(子)殷人断发文身
《殷墟书契后编》卷下第十二页盨字,为
,像人洗脸形,其发端未超过耳,知为断发。而且脸上的二斜画,知为雕题。中央研究院在安阳发掘得石础人,身刻有花纹为文身。
断发文身为热带俗,殷人断发文身,当为靠近热带人种。尤其是石础人,系“抱腿而坐的人像……身后有槽是预备别种立方形的柱子插进去的,抱腿而坐是一种托东西的姿势……这种东西在现在的中国建筑中没有遗留,但在太平洋群岛以东,尚有可以比较的材料,新锡兰岛卯利民族所筑的神屋内外图腾柱下均有人形作柱础”(《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殷墟与新锡兰岛同用石础人,是殷为南方人种。
《诗·商颂·长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玄王桓发,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国语·鲁语》“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汤”,殷人以其始祖为玄王,玄本黑色,可解为黑王,如舜为殷人始祖亦即玄王,而《尸子》云“舜墨”(《御览》七十七引),《文子·自然》云“舜黧黑”,《淮南子·修务训》云“舜徽黑”,《楚辞·天问》的“眩弟并淫”指舜与其弟象共妻娥媓事,而以舜为眩,眩亦黑色,又殷人原以
为图腾,有释为夔的,《山海经》以夔为“苍色”即黑色,其
即狮子,佛家有青狮白象之语。
人类皮肤色黑,是在日光直射下的关系,殷人之祖黑色,其人种当靠近热带。又《左传》宣六年,晋中行桓子殪赤狄与殪戎殷并举,《路史·后记》以赤狄为禀军,是殷人本为南方黑色的蛮族,北上后因受日光旁射而皮肤色淡,由黑而赤,故称赤狄(按春秋时赤狄、潞子婴儿都城于前年被孙殿英军所掘,敦有乳状突起,与苗民铜鼓花纹相同)。
(寅)殷铜器中含锡为多
殷墟铜器,经用显微镜观察,其中刀含锡百分之十五,矢含锡百分之十七,句兵含锡百分之二十,礼器含锡百分之十又二。按锡在中国北方产的很少,湖南产少数,云南产量最多,殷墟铜器即含大量之锡,当系殷人为南方人种,知南方产锡,故都于北方后,向其老家运锡应用。
(卯)以玄鸟及狮子作图腾
《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殷墟书契前篇》卷六第四十四页有“贞惠吉燕”,是殷人以燕为图腾。燕在北方冬季因冷而蛰居,在南方则不蛰居,人以雁为例目为候鸟,殷人本南方人种,至北方见其地燕子飞来,故以燕为图腾。是以现在广东人好吃小鸟不吃燕,北方人以家中有燕来巢为吉。
《殷墟书契后编》卷上第二十二页有“壬申,贞,求年于
”,《前编》卷六第十八页有“燎于
六牛”,而
二字,王静安先生释为帝俊、帝喾、帝
,杨筠如以喾、契为一人,而俊《山海经》以为是舜,是俊、舜、夔、喾、契本系一人的分化,而俊即《尔雅·释兽》的“狻麑……食虎豹”,郭璞注“即师子(狮子)也,出西域”。狻、俊同音,俊、舜音近。云南永昌镇康苗民狮子
读为
,音近喾夔。潞江苗民狮子
读为
音近于契,是舜、俊、夔、喾、契,均以狮子作为图腾而名狮子的音转。狮子亦热带物,是殷人为南方民族。
乙 殷人沿海北上(https://www.daowen.com)
以上证明,殷人原在南方,但由南而北,是由西南北上呢?抑是由正南北上呢?还是由东南北上呢?余以为是由东南沿海北上,以甲骨文昔字言,甲骨文以今日为“今”,今日以后为“昱”,今日以前为“昔”。昔字的写法是:
(《殷墟书契后编》卷下第五页)
(《书契菁华》第六页)系日与大水浪合成的字,是殷人以其昔日曾在水中居处或经过大水而造出的字。在传说中夔与相土均殷人之祖,而夔与相土均在海外:“东海中……有……其名曰夔。”(《山海经·大荒东经》);“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商颂·长发》)是殷人由东南沿海北上的。
丙 殷与吴
甲骨文上没有“殷”字而有“商”字,商为其都城名非国名及种族名,惟有“衣”字即“殷”字,如《书·康诰》的“殪戎殷”,《中庸》作“殪戎衣”,甲骨文上衣是:“贞,归衣”(《殷墟书契前编》卷六第二十页)。“庚午,卜,出衣”(同上卷五第十一页)。衣即为殷,而衣、吴、虞古为同音,是殷即吴。
丁、殷与东
《汉书·地理志》信都国有“东昌”,注云“莽曰田昌”,是东田为一。《左传》云陈完奔齐,《史记》作田完,是陈东田为一。《吕氏春秋·执一》的“商文”,《史记·吴起传》作“田文”,是商陈东田为一。而东为殷氏族之一,如《逸周书·作雒解》“殷东、徐奄及熊盈以叛”。而东地散见于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兹言于左:
山西——现在山西榆次县南三十里有东阳镇,黎城县东二十五里有东阳关。
河北——邯郸有东阳,即“赵胜率东阳之师以追之”(《左传》襄二十三年)。“绝赵之东阳”(《国策·齐策》)。正定亦有东阳即“荀吴略东阳……以息于昔阳之门外遂袭鼓”(《左传》昭二十二年)。
山东——临朐县东有东阳,即“晏弱城东阳以逼之”(《左传》襄二年),费县西南有东阳,即“吴师克东阳而还”(《左传》哀八年)。曲阜有东,即“俾侯于东”(《诗·鲁颂·
宫》)恩县西北有东阳,即《汉书·地理志》的东阳县。
河南——邓县有东阳,即《后汉书·郡国志》的育阳有东阳聚。
安徽——天长县西北有东阳,即秦二世时陈婴为东阳令史。
江苏——句容县西北有东阳镇,即南朝宋所置的东阳郡。
浙江——浙江上游称东阳江,即三国时吴置的东阳郡。
四川——巴县有东阳,即南齐置的东阳郡。巫山有东阳,即隋置的东阳府。
东为方向,如某山在其东,普通名为东山,而此之“东阳”,当指专名之“东山”或“东水”之阳而言。此专名之东,当系东民族到处所留之迹,非如《水经注》所解以清漳为东阳,以清漳为东阳,只能解山西黎城县之东阳关,其他之东何如此之多?
戊 由殷先公名称上考其迁徙
上文东阳有在四川的,兹以《史记·殷本纪》所载殷代的先公名称考之,昭明、相土则在四川。
《殷本纪》“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华阳国志》“杜宇……曾有水灾,其相开明与杜宇二人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巴蜀的神话,以杜宇与开明治水,当以四川为盆地,其水被太阳蒸发渐渐露出陆地,是杜宇为土地,开明为太阳。昭明即开明,杜宇即相土,系殷人在四川洪水的神话。《殷本纪》“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甲骨文作娥,因我、若同音于义,如《殷墟书契前编》卷五第二十二页有“弗若不我其受又”,而“弗若”与“不我”为重复语,即不应我之义。是昌若即娥,娥、鄂音同,《史记·楚世家》楚之祖有一封于鄂,三国时吴于鄂城置武昌郡,是殷人由四川至湖北所留的遗迹。《殷本纪》“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在甲骨文作“王吴”,江苏常熟西北有虞山,是殷人由湖北至江苏所留之遗迹。《越绝书》“胥女南小蜀山……去县三十五里”。《殷本纪》“曹圉卒子冥立”,《国语》“冥勤其官而水死”,是殷人渡江的传说,此即上文昔字殷人之祖从东南沿海北上的传说。《越绝书》“虞山者,巫咸所出也”,巫咸为殷人,而出于江苏常熟的虞山,是殷人由江苏迁于河南的遗迹。
三、 江苏之吴非周太伯之后
甲 言江苏之吴为周太伯之后者
江苏在春秋时有一吴国,在春秋战国时各书言其吴为周太伯之后:《论语·述而》“君取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论语·泰伯》“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左传》闵元年:“晋士
曰:‘太子(申生)不得立矣……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太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左传》僖五年“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从,是以不嗣。”《左传》昭三十年:“楚子西曰:‘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诸华。’”《左传》定四年:“吴人谓随人曰:‘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天诱其衷,致罚于楚,而君又窜之,周室何罪?君若顾报周室,施及寡人,以奖天衷,君之惠也。’”《左传·哀元年》“伍员曰:‘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蛮夷,而长寇仇,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左传》哀七年:“子贡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臝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左传》哀十三年:“黄池之会……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国语·吴语》:“吴……使王孙苟告劳于周……王曰伯父。”《穆天子传》:“太王亶父……封其元子太伯于东吴。”《史记·吴世家》:“太伯、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生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主为吴太伯。”
乙 周太伯不能到江苏之理由与事实
根据甲骨文,知道殷人已形成国家,而且成了以男系为中心的社会。但是殷人所俘虏的人作为奴隶则为女性,可知殷人四周的民族尚为母系社会。母系即氏族社会,氏族社会人的道德观,遇见非本国的人不杀就是不道德。而殷人已脱离氏族社会,其祭祀尚有“伐人”若干,殷以外之氏族,其杀人之多可知,而太伯、仲雍二人于殷末穿过了陕西、河南、安徽各小部落,不为所杀,到了江苏为其部落拥戴为酋长,诚非当时社会所能有。
此外如“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吴为周后,当有避讳之风,但依《吴世家》所载,夫概王与吴王夫差为叔侄而同一“夫”字,而柯相与柯卢,烛庸与彊庸,均四世祖孙而同“柯”字“庸”字,此均非周人之俗。
丙 太伯之吴在甘肃
《诗·大雅·皇矣》说“帝作邦作对,自太伯、王季”,是太伯与王季为两个对立的国家,太伯并未逃避。太伯的封国在何处?《皇矣》说“乃眷西顾,此维与宅”,太伯的国在周的以西。周以西的国名吴是靠近岐山的,《禹贡》“导汧及岐”,《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汧条下注云“吴山在西,古文以为汧山”。因周吴相距甚近,是以两国互相往来而友善,《皇矣》说“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
丁 太伯到江苏传说之原因
太伯封于吴,在岐山以西汧山下,向西无大发展,其国事实不闻,惟曾见于秦人的石鼓,第十鼓云:“吴人邻极,朝夕警惕,载西载北,勿奄勿伐。”当周太王时周尚为氏族社会,氏族社会风俗,其部落太大了,则分为两个部落,但是其一留少子于本国,封长子出去,其二封出去的为两个酋长,《左传》僖五年:“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虢国二酋长),王季之穆也。”是周太王封长子太伯、虞仲二人于吴国,留少子王季一人于周。
春秋时中原成为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风俗是留长子承继,次子以下均封出去。春秋时人不明社会演变的事实,用着当时封建社会的眼光观察伐纣灭殷的不是太王长子的后裔而是太王季子的后裔武王,怀疑了这个问题,而不得其解(时代所限),于是有太伯出奔的传说。
太伯封吴,传为奔吴,而所封之吴因在西方无闻于时,适巫臣由晋使吴通吴于上国,时吴王阖庐,欲传位于其少子季札,与太伯出奔之传说相符,疑为吴人承其祖法,将东西不相干之吴,因名称同而竟合而为一。
春秋时有尊王攘夷的口号,于是在边地与周无关的国家,也要找出与周曾发生过关系,如北方的赵,西方的秦,云其祖曾为周穆王马夫,南方的楚曾为周文王师,东南的吴苦找不到与周的关系,以适应环境,而中原人误以为吴为周太伯之后,吴人也就自承认了。
四、 东南文化之优美及传播于西北之探讨
甲 南方的石器
(子)南方发现石器而无认识力不目为石器者
“楚州刺史崔侁献……雷公石斧,长四寸,阔二寸,无孔,细致如青玉”(《旧唐书·五行志》)。“此物(霹雳
)伺候震处,掘地三尺得之,其形非一,有似斧刃者,锉刀者,有穴二孔者,一云出雷州,并河东山泽间,因雷震后得者,多似斧,色青黑斑文,至硬如石,或曰是人间石造,纳于天曹,不知事实”(唐陈藏器《本草拾遗》)。“雷州骤雨后,人于野中得石如黳石,谓之雷公墨,扣之铮然,光莹可爱”(刘恂《岭表录》)。“人间往往见细石形如小斧,谓之霹雳斧、霹雳楔”(南唐李石《续博物志》)。“世人有得雷斧雷楔者,云雷神所坠,多与震雷之下得之。元丰中予居随州,夏五月大雷震一木折,其下得一楔,乃石耳,似斧而无孔”(宋沈括《梦溪笔谈》)。“‘或世间所得雷斧何物也?’曰:‘此犹星陨而为石也,本乎天者气而非形,偶陨乎地则成形矣。’”(周密《齐东野语》)“南方有石器,然可论定其为史前遗迹否?余意尚以为未可,弟意尚以为非史前物,并非铜石并用时物”(张凤《双桥访古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上海《晨报》)。“药铲四把,非常别致,亦周末时代物,系古代泥地掘药所用”(张凤《鸳湖古物出土地访问记》——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上海《时报》)。“石器……仅以为刻饰陶纹之用,则事诚有之”(张凤为《吴越史地研究会上叶誉虎、吴稚晖两先生书》——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上海《申报》)。
(丑)以南方发现石器据以划分工具阶段者
距今一千八百八十五年有浙江会稽人袁康在其所著《越绝书》卷十一《记宝剑》篇云:“时各有使然: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藏,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藏;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道河,东注于海,天下通平,沿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
他将人类使用的工具,分为石、玉、铜、铁四个阶段,反观欧人在十七世纪以前,遇见石器以为是上帝逐击魔鬼所用的武器,直至一八三二年丹麦皇家博物院院长汤姆生(O.J.Thomsen)以兵器分为石器时代(Steinzeit)、青铜器时代(Bronzezeit)、铁器时代(Eisenzeit),尚未将石器分为旧、新两阶段,其分法尚不及袁康,到了十九世纪中勒波克(J.Lubbock)才分石器为旧石器(Palaeolithic)、新石器(Neolithic),始与袁康分法同,是欧人实较袁康迟一千八百年。
袁康以石兵玉兵说是“死而龙藏”的,龙即邱陇之陇,言其石器系埋藏在土中,由发掘而得来的,是袁康在一千八百年前,在江浙做过考古发掘的工作,而且得有旧石器、新石器。袁康说玉兵为“凿地”之用,是新石器时代已发明农业。现在言社会史者,以铁器发明始有农业,是独为理想之事,而无考古上的依据。
(寅)东南石器的发现
江浙最近发现石器,已如上述,兹将石器(图见后)的名称及出土地说明于左:
图一为刀,二三为铲,四锛,五戈,六钺,均系杭州古荡出土。七镰,八铲,九斧,均系杭县第二区出土。十及十一与十二为刀,十三及十四矛,十五至二十为镞,均系湖州钱山漾出土。
乙 东南几何纹陶器
江、浙二省发现几何形花纹,已述于上,这种几何形花纹陶器,确为石器时代物,除在南京栖霞山与杭州古荡发掘,其与石器同土层出土外,而《太平御览》引《临海风土志》一条,亦足为本文之证:“夷州(台湾),能作细布,亦斑文刻画,其内有文章,以为好饰也。其地亦出铜铁,唯用鹿觡矛以战,磨砺青石以作矢镞。”他以“其地亦出铜铁”而“用鹿觡矛以战,磨砺青石以作矢镞”,是新石器时代现象,他“能作细布,亦斑文刻画,其内有文章,以为好饰也”,是这种美术的几何花纹陶器确为新石器时代物。
丙 制陶术由东南传播于西北
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印纹只有三种,一为绳印纹,一为席印纹,一为筐印纹,而这三种印纹系自然的,并无美术之意在内,江浙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印纹,除席筐印纹外,而绳印纹有数十种不同的几何形花纹,其花纹甚为精美(看后几何形花纹陶器图)。是在同一新石器时代时期,东南之陶纹优于西北。
黄河流域夏民族的昆吾氏族曾仿犀牛角而作陶壶(见我的《古史研究·第三集》及《中国考古学史》——商务本)名为尧,又号陶唐氏。但夏民族的陶器不善,殷人为之改良:《史记·五帝本纪》“舜陶河滨……器皆不苦窳”,《韩非子》云“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朞年而器牢”,舜为殷人之祖,而舜改良东夷人之陶器,即东南制陶术传播于西北之故。
又如《荀子》以迁商始于契子昭明,《左传》昭元年已迁商为高辛之子阏伯,《左传》襄九年以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以《史记》考之,相土之前为昭明,是阏伯即昭明,昭明为殷人之祖,而为夏人陶唐氏(制陶者)火正,是夏人制陶之火候以求教于殷人,此外如《左传》以虞遏父(陈之先)为周之陶正,陈为舜之后殷民族,周为夏民族,周用陈为陶正,亦即殷人制陶术高于夏人而且有改良夏人陶器之传说。如夏人将巴比仑绘陶术带来制为彩陶(Painted Pottery),在甘肃时所绘甚粗(见《甘肃考古记》),至河南、山西所绘甚美(如仰韶西阴等),是殷人改良夏人陶器之证。
江、浙新石器时代几何形陶文甚为精致,殷人由东南向西北去时,带去其制陶器,故殷墟中陶器上尚有几何形花纹十余种,不过因受夏人光面陶器之影响,是以殷墟陶器印纹,不如江、浙之美丽了。
丁 殷人为中国文化之传播者
殷民族在江浙时文化已高,由东南至中原时,固然夏民族已先占了黄河流域,夏民族的武力似较殷人为强,但文化方面以殷人为最高。如仰韶西阴荆村均夏民族遗址,但尚无文字发现,安阳殷墟的甲骨文,其文字已很进步,而且甲骨文上的拼音字如文口为吝,鱼口为鲁,力田为男,古女为育,手贝为得之类,注音字如鸟旁注奚为鸡,鹿下注文为麐,鸟旁注几为凤,马旁注利为骊,水旁注商为滴,止下注王为往之类,均与现在的读音相近,可知现在中国文字的读音,大半仍是承受殷人的遗义。
甲骨文上表现,殷人俘虏吉方、土方等夏民族的人使之为奴,而奴从女为女性,是土方等在殷已为男系社会时尚为女系社会。是殷人四周之民族其文化均落后于殷。又如周在太王时将太伯、虞仲二人封于吴,王季时将虢仲、虢叔二人封于虢,是周在太王、王季时尚为氏族社会,至武王灭殷,是武力胜于殷人,而文化则较殷人实低。
中国的文化以殷人文化为最高,而且由殷人传播于夏周,但殷人是由东南向西北的,故余以中国的文化起原于东南而发达于西北为探讨,质诸大雅以为如何?
一九三七年,二,二二记于上海中央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