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史的年代
(原载于《说文月刊》1940年第1卷,第267—292页)
一、 绪论
我近来研究中国通史,假若依《世界大事年表》的年代欲求中国一切演变的阶段,实不可通,于是提出这个“中国古史的年代”的问题。但天文学家动以若干光年计,地质学家动以几百万年甚至几千万年计,古生物学家动以几十万年几百万年计,考古学家动以几万年几十万年计,而研究历史的,除古初的神话不计外,信史正确的年代总不出万年,如以黄帝元年为距今四千六百三十六年;以与地质学家生物学家考古学家所言的年代较未免太短了。
我现在根据中国有人类的“中国猿人”(Sinanthrpus Pekinenis)的年代,而以工具演变的阶段,生活演变的阶段,社会演变的阶段,参以象犀的南迁,及世界各古国的年代,从新决定在汉高祖元年以前的年代。这固然一时没法解决,但总可知中国古史的年代是有问题的,《世界大事年表》的年代是靠不住的。
原始人类以草木荒落一次为一年;他们的年龄,以参加过祭祀或吃过祭祀分的赈肉若干次为据,但他们又忽略了他们在未参加祭祀以前(未成年)的年龄。是在古史无年可记,例如:“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史记·秦本纪》),而“《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史记·六国年表序》)。“孙伯黶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 (《左传·昭公十五年》),而“晋靖侯已来,年纪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无其年数”(《史记·晋世家》)。 “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吕氏春秋·当染》),而“鲁自周昭王以下亡年数,故据周公、伯禽为纪。鲁公、伯禽推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故《传》曰‘燮父、禽父,并事康王’。言晋侯燮、鲁公伯禽,俱事康王也……”(《汉书·律历志》)。“上古至周厉王,无年可记,而皇甫谧诸儒所记皆有年,众说差互不同”(《资治通鉴外纪》注)。
中国在周厉王以前未有纪年,后人所“推”的,成了“众说差互不同”,但竟有《世界大事年表》,将黄帝元年列为西元前二六九七年,黄帝以来均有其年。凡言中国史的年代,均以此《世界大事年表》为据。
二、 中国古史年代的分歧
A. 由天地开辟至春秋获麟的年代
《补三皇本纪》引《春秋纬》:“自开辟至获麟,凡三百七十二万六千年。”《春秋元命苞》:“天地开辟至春秋获麟之岁,凡二百七十六万七千年,分为十纪。”《博雅》:“天地辟设,人皇以来,至鲁哀公十有四年,积二百七十六万岁,分为十纪。”《续汉书·律历志》:“光晃以为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五万九千八百八十六岁。”
《春秋元命苞》与《后汉书·律历志》较,相差九十余万年。而《博雅》从人皇数起,《始学篇》言天皇年代云“天地立有天皇十三头,号曰天灵,治万八千岁”,《贞源赋》言地皇的年代云“地皇君一十一人,人各万八千余年”,天皇、地皇其总的年代为四十三万二千年,再加人皇至获麟时的二百七十六万年,合计为三百一十九万二千年,以《春秋纬》与《博雅》较,差五十余万年。而《博雅》与《后汉书·律历志》较,又差四十三万二千一百一十四年。
《通鉴外纪》言有巢氏“有天下百余年,或云百余代万八千年”。《六艺论》云“遂皇之后历九十一代乃至伏羲?”《贞源赋》言“燧人子孙相承二万一千年至伏羲”。
B. 伏羲至六朝时的年代
《列子·杨朱》:“伏羲以来三十余万岁。”《洞冥记》:“黄安……坐一神龟,广二尺,人问‘子坐此龟几年矣?’对曰‘昔伏羲始造网罟,获此龟以授吾。……此龟畏日月之光, 二千岁即一出头,吾坐此龟已见五出头矣……’世人谓黄安万岁矣?”由伏羲至东汉及六朝时,一云一万年,一云三十余万年,相差甚巨。
C. 神农的时代
《新书》:“炎帝者,黄帝同母异父兄弟也。”《春秋命历序》:“炎帝号曰大庭氏,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尸子》:“神农七十世有天下,岂每世贤哉,牧民易也。”一云神农与黄帝为兄弟,一云炎帝尚传八世而至黄帝,一云神农传七十世三说不一。
D. 黄帝的年代
《史记集解》引皇甫谧云“在位百年而崩,年一百一十一岁”,《大戴礼》宰我问:“荣伊言黄帝三百年。”《春秋命历序》:“黄帝传十世,一千五百二十岁。”三说各不同。而由黄帝至西汉末年时,其年代又有两说,《汉书·律历志》云:“张寿王言黄帝至元凤三年,六千余岁。”宝长、安单、安国、安稜、桮育治终始,“言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
E. 颛顼、高阳氏的年代
《史记集解》引皇甫谧云:“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春秋命历序》:“颛顼即高阳氏,传二十世三百五十岁。”两者相较,差二百七十二年。
F. 帝喾、高辛氏的年代
《史记·五帝本纪》:“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春秋命历序》:“帝喾传十世。”《史记》以帝喾传其子挚与放勋共一世,《春秋命历序》云为十世,相差九世。
G. 尧舜的年代
《韩非子·显学》:“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洞冥记》:“偓佺生于尧时三千岁(太初二年时)。”《世界大事表》以尧在西元前二三五七年,而在战国末年韩非时,不过二千零数十年,云为三千年以前,相差当在一千年以上。
《尧典》以虞舜让位于夏禹,是虞只有舜一代,而《韩非子·显学》云“虞、夏二千余岁”,以虞与夏各为一千余岁,即舜后一千余年而传至夏禹的。
H. 夏的年代
《韩非子·显学》:“虞、夏二千余岁”,是夏为千余年。《左传》宣三年“载祀六百”,载为夏,是夏为六百年。《孟子·尽心》“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是夏为五百余年。《孟子·离娄下》:“舜……文王……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以夏、商各五百余年。《汉书·律历志》:“夏后氏继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岁。”《易纬稽览图》:“夏年四百三十一。”《墨子·耕柱》:“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数百岁矣。”《三朝记·少闲》:“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孙桀即位。”《六韬·大明》:“禹之德流三十一世,至桀为无道。”夏代的年数不同,世数亦异。
I. 殷的年代
《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再加上盘庚以前的年数,当在八百年以上。《韩非子·显学》“殷周七百余岁”,是殷为七百余年。《国语·晋语》:“商之享国三十一王。”《汉书·律历志》:“凡殷世继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岁。”《史记·殷本纪》集解引谯周曰“殷凡三十一王六百余年”。《左传》宣三年“载祀六百”,祀为殷年,是殷为六百年。《鬻子》:“汤之治天下也,二十七世,积岁五百十六岁至纣。”《孟子·尽心》:“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纪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神仙传》:“彭祖,帝颛顼之玄孙,至殷末已七百六十七岁。”颛顼的玄孙在尧舜时代,是夏、殷共为七百六十七年,每代不及四百年。殷的年代,多的为八百余年,少的不及四百年。
J. 西周的年代
《史记·匈奴传》:“武王放逐戎夷,其后二百有余年而穆王伐犬戎,穆王之后二百有余年,申侯与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之下。”是司马迁以西周为四百余年。《史记·周本纪》集解引《纪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孟子·尽心》:“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余岁”,按东周平王四十九年为春秋开始的年,春秋共二百四十二年,由东周初年至孔年为二百九十一子,《孟子》言由文王至孔子为五百余年,是西周为二百余年。《汉书·律历志》:“凡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三说均异。
K. 由春秋获麟至汉高祖元年的年代
刘向上《<战国策>表》云:“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史记·六国年表序》:“起周元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也。” 《孟子·尽心》:“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公孙丑》“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孟子在战国末年,由孔子至孟子百余年,由孟子至汉为数十年,是孟子亦主张西周为二百余年。《越绝书》卷二:“越王勾践徙瑯邪凡二百四十年,楚考烈王并越,于瑯邪后四十余年,秦并楚,复四十年汉并秦。”按此由获麟至汉高祖元年为三百三十余年。
《汉书·律历志》:“秦昭王之五十一年也,秦始灭周,周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岁”,由周亡时至汉高祖元年为五十年,是由周初至汉共九百一十七年,除孟子所云“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九百余减去五百余,为四百年,即由孔子至汉为四百年,亦即由获麟至汉高祖元年为四百年。
《吴地记》:“罗城……周敬王六年丁亥造。至今唐乾符三年丙申,凡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唐乾符三年至汉高祖元年为一千零六十二年,周敬王六年在获麟前三十三年,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减去一千零六十二年再减去三十三年,为八百年,即春秋获麟至汉高祖元年为八百年。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记载日食三十七次,但是:鲁隐公三年,宣公十年及十七年,襄公二十年,昭公七年,定公十五年,这五次日食,均见于中国以南及南洋,在山东的鲁国是看不见的。襄公十四年,昭公二十二年,定公五年,这三次日食,均见于中国西南及西藏,在山东的鲁国是看不见的。僖公五年及十二年,文公十五年,成公十七年, 昭公十七年与二十四年,及三十一年,这七次日食均见于中国西北及蒙古,在山东的鲁国是看不见的。桓公十七年,庄公十八年,二十五年,文公元年,成公十六年,襄公二十七年,定公十二年,这七次日食均见于中国南部及长江流域,在山东的鲁国是看不见的。
《春秋》中所载的日食,竟有三分之二在山东看不见,尤其是在亚洲西北及澳洲东南,距鲁国甚远,当日是否有交通,诚为问题?即使有交通。非短时间所能到,当不是亚洲西北及澳洲东南的人,到了鲁国把他们自己地方的日食吿知鲁国史官,史官补在《春秋》上的。一定是鲁国能看见日食,方记在《春秋》上的;但《春秋》上的日食,据天文推算,在鲁国只能看见三分之一;这当不是《春秋》原文无日食,后人推算出来加在《春秋》上的;他即能推算,何以有三分之二在鲁国不能见?况依天文推算,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鲁国能见的日食当不至三十七次,何以不都推算出来加上去呢?
这个问题是天文家太拘于历史家推算的一年代,以鲁隐公元年为西元前七二二年。如果能将这个观念打破,再向前推算,几时推算到《春秋》中日食均在鲁国能看见,或者错误之点到了极小数。然后才可决定《春秋》以后至汉高祖元年以前的年代。
时间是很长的,多几年少几年也算不了甚么!不过时间计算不清楚,社会演变的程序就闹不明白,将来应走的前途就要多转湾子。
中国古史年代这样纠纷,汉时的学者多想用天文学解决这个问题,如刘歆等根据《国语》《左传》所述古时天象,参以《诗经》《春秋》的日食,《尚书》的年月日用《三统历》等推算。《汉书·律历志》云:“鲁自周昭王以下亡其年数,或据周公、伯禽以下为纪,鲁公、伯禽推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而薨,故传曰‘燮父、禽父并事康王’言晋侯燮、鲁公、伯禽俱事康王也。”
日人新城新藏批评刘歆这种方法为不当,他在《周初之年代》云:“豫先假定一年代,然后对于既已假定之年代,案《三统历》推算其日月,以及其他事项。更为示著斯推算之结果。颇适合于事实起见,遂附记以‘故曰云云’,作为引证之文献。要之,此乃一种记述法,实则先取所引用之根史料,俾与此等史料不矛盾,并互相适合,而推定周初之年代耳。”
就武王伐纣时言,《纪年》云在辛卯,《史记》云在甲午,《帝王世纪》云在乙酉,《大衍历》云在庚寅,《诗》正义云在辛未,《三统历》《通志》《通鉴前编》均云在己卯,前后相差八十三年。而日人新城新藏精于天文,他推算武王伐纣在西元前一〇六六年。但新城新藏仍袭刘歆的旧法,不过比刘歆多了些金文的材料。他都是根据段片记载年月日的史料,强把他放置于某年;这些段片的材料,提前或移后数十年数百年均可。
刘歆与新城新藏用天文学解决中国古史的年代,这个方法固然好,但根据的材料都有问题,故其成绩均等于零。同用天文学推算中国古史的年代,而张寿王推算由黄帝至汉为六千余年,宝长推算为三千余年,二者相差为三千年,已非小数。是用天文学解决中国古史的年代亦不可靠。
司马迁作《史记》,其年表自共和元年起,共和前司马迁认为不可靠,故未列表。但在司马迁认为可靠之中,除《春秋》编年的二百四十二年外,由获麟至汉高祖元年,有二百四十五年,二百七十年,三百三十年,四百年,八百年,的五种说法。在这种歧异之下,莫所适从;而在此歧异之中,抽出其一,统一其他,大多数认为满意,对于中国古史的年代不加怀疑,诚属怪事!
三、 各阶段本身演变的年代
中国古史的年代,我以为用左列几个方法解决:
(一) 工具演变各阶段的年代
人类使用工具的质料,曾经过:始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钢器时代这六个阶段。中国人都曾经过的,如始石器在北平西南房山县周口店(即中国人猿发现处)发现。旧石器在宁夏的水东沟,鄂尔多斯的萨拉乌苏沟,陕西榆林县的油头房,以至甘肃的庆阳县,均有遗址发现。新石器在中国发现的最多,如河南渑池县的仰韶,山西夏县的西阴村,万泉县的荆村,辽宁锦西县的沙锅屯,南京栖霞山的张家库,杭州的古荡,福建的武平,广东的海丰,香港的舶辽洲,广西的武鸣。甘肃宁定县的齐家坪,青海乐都县的马厂沿等。铜器在河南安阳的殷墟,河北易县的燕都,山西万泉县的汾阴后土祠均有发现,而历代发现的钟鼎彝器,见于宋人清人的考古图录,以至故宫及私人所收藏的甚多。铁器现在还使用着。钢器则为机械等所用。
用人类使用工具来划分的这六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本身有若干年,距现在有若干年,言人人殊,现在把她决定于左:
(甲) 周口店的始石器距今四十万年
周口店的始石器遗址,断为距今四十万年,其原因有三:一,其遗址在奥陶纪的石灰岩中,遗址是淤泥积压而成,而淤泥已变成沙质泥岩,这非经过四十万年的长期不能如此。二,其遗址中有刀齿虎灵猫等,这些刀齿虎灵猫在四十万年以后已绝迹。三,爪哇的人猿化石断为四十万年,周口店的人猿化石与爪哇同,故亦断为距今四十万年。
(乙) 旧石器、新石器、铜器,旧日决定的年代不可靠
河套所发现的旧石器遗址,以为在五万年以前,而安特生以仰韶的新石器遗址,在西元前一千五百年至五千年;但在五万年以后西元前五千年以前,既不是旧石器时代亦不是新石器时代,这个时代究用甚么工具呢?况铜在新石器以后,新石器既迟至西元前一千五百年,铜器当为西元前一千五百年以后物。而铁在西元前五百年已有,是铁器在中国至少有二千五百年的历史。铜器的时代总要比铁器时代长,而铜器时代只有一千年,比铁器的时代反短,是旧日所决定工具演变各阶段的年代为不可靠。
(丙) 铁器时代在中国为三千五百年
铁器本身的演变,约分三期:一,装饰期,因铜系红色,铁为白色,铁初发明很少,乃作在铜器内的装饰品。二,耕具期。即以铁器作为耕具,因铜的产量不多,耕具与土摩擦消耗甚速,故发明铁后。即用为耕具以代铜。三,兵器期,铜的硬度较铁为次,故最后用铁作兵器。燕都的发掘已有铁器。作钉环等用;汉汾阴后土祠的发掘铁已作为兵器。《孟子》有“以铁耕乎”,是在战国时铁已演变到第二期。现在假定铁在装饰期为三百年,在耕具期为九百年,在兵器期为二千七百年,共为三千九百年。但中国若不是受欧洲的影响,是中国工具本身的演变,再四五百年方能走到钢器的时代。现在假定在秦汉时中国的铁器走到兵器期为二千三百年,在秦汉以前九百年为耕具期,再前三百年为装饰期。是铁器在中国共有三千五百年的历史。
(丁) 铜器时代为一万零五百年
工具演变首(始石器)尾(铁器)两期的年代确定了,再求决定中间各阶段的年代。
演变的阶段是级数的,即时间愈古其阶段愈长,时间愈晚其阶段愈短。但这级数为如何?我以为用三倍。但何以不用二倍?因二倍为:
3500×2 = 7000 7000×2=14000 14000×2=28000 28000×2=56000
3500+7000+14000+28000+56000=108500
始石器时代距今为十万零八千五百年,与周口店始石器距今四十万年,实际数目不符。若以四倍,其数为:
3500×4=14000 14000×4×56000 56000×4=224000 224000×4=896000
3500+14000+56000+224000+896000=1193500
始石器时代距今为一百一十九万三千五百年,与周口店始石器距今四十万年,实际数目不符,若以三倍,其数为:
3500×3=10500 10500×3=31500 31500×3=945000 94500×3=283500
3500+10500+31500+94500+283500=423500
始石器时代距今为四十二万三千五百年,与周口店始石器距今为四十万年,实际的数目相近。
用三倍的结果,铁器在中国为三千五百年,则铜器在中国为一万零五百年。
(戊) 新石器时代为三万一千五百年
用三倍法,铜器在中国为一万零五百年,则新石器在中国为三万一千五百年。
(己) 旧石器时代为九万四千五百年
用三倍法,新石器在中国为三万一千五百年,则旧石器在中国为九万四千五百年。
旧石器断为在今五万年以前。而铁器的三千五百年加铜器的一万零五百年再加新石器的三万一千五百年共四万五千五百年,与推测的五万年数目相近。
兹为明了起见,再表于左:
工具演变的阶段及年代表
各阶段不应划分的这样齐整,实际上这一阶段到了末期,即是后一阶段的初期,如铜器在其末期,而铁器的装饰期已在其内,故应减去三百年,其算法是:
(3500-300)3200+(10500-800)9700+(31500-2400)29100 +(94500-7000)87500 + (283500-22000) 261500=391000
实际始石器距今为三十九万一千年。
B. 生活演变各阶段的年代
人类生活演变的阶段,为:采拾经济时代、渔猎时代、游牧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五个阶段。但采拾经济时代在猿的时代尚未演变成人,故这一期不计。工业时代中国尚未走到,故这一期亦不列入,余渔猎时代、游牧时代、农业时代三个阶段。
(甲) 农业时代为三万年
农业是甚么时代产生的,瑞士于一八五四年在其湖中发现新石器时代末期湖上居人遗址,其中有谷类甚多,证明在新石器末期已入于农业时代。我于民国二十年在山西万泉县荆村瓦渣斜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得有火烧焦过的谷穂;况新石器遗址中,其石器有锄有锛有铲,似均为耕种的器具。
就神话式的古史言,中国将古代的帝王排列的次序为盘古氏、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伏牺氏、神农氏、黄帝有熊氏。除盘古氏系后加的天地开辟神话外,天皇、地皇、人皇,亦系后人推测先有天,后有地,继有人。只若有巢氏是巢居的时代,燧人氏为发明火的时代,伏牺氏为征伏野牲而为游牧时代,神农氏为农业时代,黄帝有熊氏为人类离开熊洞在黄土层内凿穴自居的新石器时代。
中国古史帝王的排列,很合乎社会演变的阶段,这种现象有两种解释,一是由口碑相传,因人类每经过一次大变动,给人类一深刻的影响留在脑子中,故将其传说到了有史时代而被文人笔记起来。二为中国边地落后的民族,有的尚系巢居,有的尚在游牧,有的已成农业,中原的学者把他排列起来,作为人类演变史,后人误将演变的阶段作为古帝王的名称。
以神农列在黄帝前,似乎在新石器时代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已发明农业,又如《越绝书》卷十一云:“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春秋末年)作铁兵。”这一段文字他排列为石兵、玉兵、铜兵、铁兵,正是旧石器、新石器(新石器是磨光的,故名为玉兵如玉的光滑)、铜器、铁器工具演变的阶段。以神农为农业时代,而以神农用石为兵器,亦以在石器时代农业已为发明。
由新石器遗址发掘得有谷穂,神话中神农用石器,两重的证据可以证明新石器时代已有农业。不过新石器时代有农业当是末期以后的事。新石器本身为三万一千五百年,其初期为两千五百年,中期为七千五百年,末期为二万二千年,农业发明在新石器末期以后,假定为一万六千年。由铁器的三千五百年,加铜器一万零五百年,新石器末期以后的一万六千年,共计三万年。是农业时代在中国有三万年。
(乙) 游牧时代为九万年
农业时代为三万年,用三倍法,游牧时代为九万年,距今为十二万年。伏羲为游牧时代,故《洞冥纪》以伏羲距东汉一万年,《列子》以伏羲距东晋为三十万年,均认为游牧时代在很远的年代。
(丙) 渔猎时代为二十七万年
游牧时代为九万年,用三倍法,渔猎时代为二十七万年,距今为三十九万年。周口店始石器遗址中有始石器甚多为猎兽用,而堆积的兽骨亦不少,其骨上有用石器括打的痕迹,是始石器时代即渔猎时代。始石器时代距今四十万年,渔猎时代距今三十九万年,其数相同。
C. 社会演变各阶段的年代
人类社会演变的各阶段,是:原始共产社会、氏族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社会的演变,中国除资本主义尚未走到外,有原始共产社会、氏族社会、封建社会三个阶段。
(甲) 封建社会为三万年
封建社会普通以为自西周起,西周距今三千年,实际距今为一万三千年,甲骨文中已有豹侯及侯杞,是在殷代已有封建,而封建当在一万三千年以前。封建社会是由奴隶社会形成的,殷代为奴隶社会,至周始成正式成封建社会。尧舜为氏族社会末期,距今五万年,而封建社会当有三万年。
封建社会以农业为基础,新石器时代有农业,即不能决定新石器时代为封建社会。但新石器时代确为氏族社会,在山西万泉县荆村,文水县上贤村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均系聚居,尤其是万泉县东涧沟两岸的遗址,北自北里村北,南至荆村南,南北长约十里,东西宽约三里。新石器时代人类既系聚居,当为农业而非游牧,若游牧系迁徙无常,决不能有这样大的遗址。但在荆村瓦渣斜发掘人类穴居的洞穴三十余所,其中有数洞有人骨,且一洞有人骨十余副,与兽骨堆在一起,并身首异处,知为当时有食人风俗,而为奴隶社会的初期。
万泉荆村瓦渣斜的发掘,其洞穴有三十余所,但其中只有两个有旁门隧道可以自由出入,余只有顶门而无旁门,其洞穴系下大上小,非梯不可上下,是为囚俘虏的土牢。在此遗址东十丈余处,有烧陶器窑的遗址,是以俘虏为奴隶使作陶器。甲骨文的学字为
形,教字为
形,其
为子字即古俘字,其爻为花纹的纹,原为水波形,后人名为格子形,新石器的彩陶(Painted Pottery)上多有此花纹。
新石器时代已使奴隶作陶器,而为奴隶社会初期,以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合成一个阶段,其本身的年代共计三万年。
(乙) 氏族社会为九万年
封建社会为三万年,用三倍法,氏族社会为九万年,距今为十二万年。
(丙) 原始共产社会为二十七万年
氏族社会为九万年,用三倍法,原始共产社会为二十七万年,距今为三十九万年。与周口店始石器时代年代相符。
工具生活社会三种演变的阶段,是否相同,列表于左:
工具生活社会演变的阶段共同表
工具生活社会演变各阶段的年代如何?兹绘图于左:
莫尔根(Morgan)在他所著的《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将社会分为野蛮时代、未开化时代、文明时代三期。他说:“假定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期间为十万年,在十万年之中,至少六万年应归于野蛮时代。”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期间为四十万年,有爪哇人猿及北京人猿可证,莫尔根假定的十万年太少。我现在以始石器时代,渔猎时代,原始共产社会为野蛮时代,这个阶段共计二十七万年,莫尔根估计为六万年,以四倍之(因莫尔根以人类只有十万年历史,我以为人类有四十万年的历史,为莫尔根的四倍)。为二十四万年,相差甚微。
根据工具演变的阶段,由已知最近一阶段的铁器年代,用级数三乘上去,结论似乎不差,但理由是甚么?是由于冰田的产生。
冰田共分四期,第一期距今四十万年,第二期距今三十万年,第三期距今十七万年,第四期距今五万年。而第一次冰田时代,适当于始石器;第三次冰田时代,适当于旧石器;第四次冰田时代,适当于新石器的开始。
为甚么第一次冰田时代适当是始石器之开始?因为人类在人猿时代的采拾经济时代,已经会使用小石块打落树上的果实;到了冰田发生,树多冻枯,果实不生,人类食料发生问题,于是不得不舍弃果实而吃兽肉。但兽比人善奔,人类追不上时,故用石块投击。由投石击兽,石为工具,于是始石器产生。
为甚么第三次冰田时代,适当于旧石器之开始?因为人类经过第一次冰田,舍果就肉,是不得已之举,第二次冰田使人类的食肉又发生了重大的困难,于是日谋改进,又经过长时期的研究,才知道有尖的石块击兽易毙,待至第三次冰田发生,兽类骤然稀少,人类不得不将石块打尖成为旧石器,其打尖功用有二:1. 尖石容易刺破兽皮,使血流出,兽带血奔,依血迹追去,容易找到。2. 兽若流血过多,腿软不能行动,容易被人捉住。
为甚么第四次冰田,适当于新石器之开始?因为第四次冰田,使兽类更少,人类不能不舍肉而食谷。而石不磨光,铲地时泥土容易贴在石器上,于是将石磨光,此新石器之所以发生。
为甚么第二次冰田时代,不能影响于工具的演变?因为本能到的差不多了,环境才能使之演进;第一次冰田距第二次冰田才十万年,在人猿时代进化很慢,这十万年中,人类对于工具并无进步,故虽有恶劣环境,不能刺激其改善。
地球经过了第一次冰田、第三次冰田、第四次冰田这三个时期,促成人类使用始石器、旧石器、新石器三个时代,形成了三的级数。
人类使用工具,在过去因为三的级数使成自然,故新石器时代以后,虽无冰田发生,而也有铜器铁器钢器的三级数。
社会所以演变由于生活业已演变,而生活所以演变,由于工具业已演变;而工具所以演变,由于冰田的发生。换句话说,即由自然环境中气候所使然。
四、 从新决定中国史的年代
A. 安阳小屯村殷墟遗址距今为一万三千年
(甲) 就工具演变的年代言
殷墟的发掘,铜器甚少,其铜器之少可知。但在殷墟得到大批石器,如石刀、石镞等,总数在数百件以上。是石器较铜器为多,可以说殷墟为石器的末期铜器的初期。铁器时代为三千五百年,铜器时代为一万零五百年,共计一万四千年,减去铜器初期八百年,再减去铁器初期已包括在铜器的末期三百年,是安阳殷墟遗址。距今为一万三千年。
(乙) 就象犀南迁的年代言
地球是从太阳中分出来的,初分出是一团火,后渐次冷却,地皮成为硬壳,再渐次冷却而产生动植物。有的动物产生于地球尚热时,至地球冷后不能生存而绝种,有的动物随着气候转徙而生存至今。地球的本身固渐次冷却,而地球因受太阳直射旁射的关系,两极为冷, 赤道为热。当地球未完全冷却时,两极之地亦甚热,亦产生如现在热带的象犀、长颈鹿、孔雀、鳄鱼等。地球渐次冷却,这些动物就渐次向着热带方面移动。观其移动路线的长短,而推测其年代的多寡。兹将中国产象犀及象犀南迁的时代列左:
子、殷墟有象犀
殷墟的发掘有象骨,而甲文上有象字,如:“今月其雨,获象。”(《殷墟书契前编》卷三第三十一页)“……惠象……获象。”(同上卷四第四十四页)“……其来象三。”(同上《后编》卷下第五页)象为长鼻,其字易识。甲骨文中的犀字,是:“获犀十一。”(《前编》卷四第四十七页)“逐犀获。”(同上卷七第三十四页)“乙巳,卜出贞,逐六犀毕。”(《后编》卷上第三十页)犀为一角,董作宾误认为神话的麟,商承祚误角为耳名马,高田忠周又误为驴。
长颈鹿即麒麟,在《铁云藏龟之余》第十三页有二,《殷墟书契续编》亦有。角为二而短不歧不曲,知非牛非鹿,颈长而曲,尾短小,腿长而细,故断为长颈鹿。
孔雀即凤凰,甲骨文有凤字为:
。
其尾羽与孔雀翎同(凡为注音古凡字,凡风古音同)。而凤孔古音亦同,凤鸟即孔雀。
鳄鱼在中央研究院发掘殷墟所得的甲骨(尚未发表)中有。
此外尚有獏竹鼠獐圣水牛,均热带动物,在殷墟已有其骨骼的存在,殷墟有鲸鱼骨,但鲸系勃海岸因鲸乘潮水而来,搁置于沙滩上而死,被其附近人食其肉,以骨甚大,酋长得之以夸耀其功,后被殷人掳去,是鲸不产于殷地,故殷人有掳自土方的,不宜以殷墟有鲸鱼骨,说殷墟在殷代尚为海,而解殷墟之象,亦如鲸鱼例系外来,而非产于殷墟。殊不知甲骨文上有获犀之文,而无捕鲸之记载,何得作为一谈。
丑、西周时黄河流域仍有象犀
《易·乾》:“龙见于渊。”龙即鳄鱼。《诗·小雅·吉日》:“殪此大兕。”《诗·大雅·卷阿》:“凤凰鸣矣,于彼高冈。”
寅、春秋战国时象犀徙至于长江以南
《左传》僖二十三年:“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国语·楚语》:“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尽乎。”《孟子·滕文公》:“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吕氏春秋·古乐》:“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以师逐之至于江南。”《荀子·王制》:“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
战国时中国已无象,故中国人无象的观念,如《国策·魏策》“白骨疑象”。《韩非子·解老》:“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
卯、汉时象犀已至中国最南部及中国以南地
《论衡·书虚》:“苍梧多象之地。”《说文》:“犀,徼外牛。”汉时的象犀,产于现在的广西;现在的象犀,产于安南。汉距现在二千年,广西距安南一千里;以一千里象犀的迁徙用二千年,是每二百年迁徙一百里。广西距黄河流域为三千里,其象犀由黄河流域迁徙到广西需七千年,再加上西汉至现在二千,共九千年。
黄河流域在西周时尚有兕(《诗·小雅·吉日》)、孔雀(《大雅·卷阿》),并不是到了殷朝末年象犀已离开黄河流域南徙了。西周时黄河流域有象犀,殷时黄河流域象犀正在繁盛时期,故甲骨文上象犀甚多。是殷墟当在距今九千年以前。不然地质学家在黄河流域得到象犀的化石,定为距今几十万年或几百万年,若依《世界大事表》殷墟距今三千余年,在三千年时黄河流域有象,不是将地质学家所定的年代推翻吗?再就《诗·豳风·七月》的“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十月获稻”,可知在西周时黄河流域尚热。
(丙) 就世界各古文明国的年代比较言
文化的产生,与气候地域环境的关系极大。气候适宜,地理优美,其文化产生的就早,反之则产生的就迟。地球在一百万年以前无人类,因那时地球的本身太热,人类不宜生存。两极及赤道无文明国,因两极太寒,赤道太热,不适有文化产生。于是在相当的年度,在相当的地域,文化就产生了。地球上的古文明国,推巴比仑及埃及,但巴比仑前有苏马尔人(在巴比仑遗址的下层),为地球上最早的一个古文明国,学者推算其年代,距今约一万二千年。苏马尔人的居地,在北纬三十五度,在底格里河及幼发拉底河流域,在其北有里海,西有地中海。中国的黄河流域,也在北纬三十五度,有黄河及渭、汾、洛、济、漳等支流,在其东北有渤海。东有黄海。中国与苏马尔人所处的气候相同,地理环境相同,何以苏马尔人于一万二千年时已有文化,中国以神话中的黄帝计,也不过距今四千六百余年,何以迟了六七千年?
埃及的文化,学者推算以为距今约八九千年。但以埃及文化较苏马尔人迟三四千年,因埃及在苏马尔南十度近于热带。印度与埃及同在北纬二十五度,何以印度的文化又较埃及迟二三千年。因埃及南有非阿比尼亚山脉,山阴气候凉;印度在喜马拉雅山南,山阳气候热,故印度的文化较埃及为迟。
殷墟甲骨文字尚多像形,巴比仑文字已成拼音,是巴比仑较殷墟为进步,即殷墟较巴比仑为早,与苏马尔人相当,在今一万三千年时代。
(丁) 就《殷本纪》所载遗漏的帝王言
《史记·殷本纪》所载殷代的王公,在甲骨文上大半都找着了,如喾契(
),昭明(羔),相土(土),昌若(娥),曹圉(王吴),冥(季),振(亥—恒),微(上甲),报丁 (报丁),报乙(报乙),报丙(报丙),主壬(示壬),主癸(示祭)天乙—汤(大乙—唐),太丁(大丁),外丙(卜丙),中壬(南壬),太甲(大甲),沃丁(虎且丁),太庚(大庚),小甲(小甲) 雍巳(中巳),太戊(大戊),仲丁(中丁),外壬(卜壬),河亶甲(开甲),祖乙(且乙),祖辛(且辛),世甲(虎甲),祖丁(且丁),南庚(南庚),阳甲(羊甲),盘庚(般庚),小辛(小辛),小乙(小乙),武丁(武丁),祖庚(且庚),祖甲(且甲),廪辛(—)庚丁(庚丁),武乙(武乙),太丁(文武一),帝乙(—),帝辛(—)。
上依《殷本纪》所载,将甲骨文中的填上去。但依文例有左列殷代的先公先王而未列入《殷本纪》:
1. “贞兄丁违”(《殷虚书契前编》卷一第三十九页第二块);
2. “兄戊”(同上卷一第四十页第四块);
3. “兄已”(同上,一,四一,一,二);
4. “贞士豕于父甲”(同上,一,二四,三);
5. “贡牲齿御于父乙”(同上,一,二五,一);
6. “贞士于父庚俘”(同上,一,二丁,六);
7. “戊辰,卜旅贞,且戊我惠羊”(同上,一,二三,二);
8. “己卯,卜贞王宾且已”(同上,一,二三,三);
9. “士于戊丁”(一,四,四);
10. “丁卯,卜旅贞,其事小丁”(一,二二,六);
11. “贞士于丰戊”(六,四五,一);
12. “贞士于咸戊”(一,四三,五);
13. “贞士于苜戊”(一,四九,三);(https://www.daowen.com)
14. “癸亥,卜浚贞,士俘示任燎”(一,一,一)
15. “癸酉,卜宾贞,王宾示癸”(一;二,三);
16. “贞于甲牲御归;俘”(一,四三,四);
17. “贞丙御”(一,三九,四);
18. “贞惠戊”(一,四五,三);
19. “丙申,卜献贞,惠宾为”(五,三二);
20. “壬辰,卜昱甲午,燎于禹”(一,五三,二);
21. “己亥,王宾游,三十牛”(《殷墟卜辞》一一六四);
22. “甲子,卜贞,王宾莫,亡尤”(《第篇》六,六一,四)
23. “燎于东母,豕三,犬三”(《铁云藏龟》一四二,二);
24. “庚申,卜贞,王宾熊,亡尤”(《后编》上,九);
25. “庚戌,卜……燎于沺”(《铁云藏龟》二四〇);
26. “癸未,卜贞燎于
,十小牢,卯十牛,黍用” (前四,七);
27. “贞士于蔑”(后上,九);
28. “贞士于
”(前一,五三,二);
29. “燎于昌”(前一〇四九);
30. “贞于弟果”(前一,四七);
31. “贞于夅”(前一,五一,四);
32. “燎于
东”(前一,五一,三);
33. “贞于
”(前一,五二,五);
34. “贞燎于兕”(前一,五〇,三);
35. “士于□”(前一,五三,二)。
是《殷本纪》据殷先公先王有功于后世的记载,其功小的未载,在甲骨文中找到三十五个,其无功不祀不载在甲骨文的尚不知若干?是不宜根据《殷本纪》的王公积世而推求殷代的年代。
B. 西周的时期共计一万年
西周由文王至幽王时共计为一万年,兹列其证于左:
(甲) 就西周世系有脱代言
《史记·周本纪》所记的周世系,兹录于左:
“……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卒,子庆节立……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弗差立。弗差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 古公卒,季历立;……季历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崩, 太子发立,是为武王。……武王……崩,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成王既崩……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卒……立昭王子满是为穆王。……穆王……崩, 子共王繄扈立。……共王崩,子懿王
立。……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厉王死……太子静……立之为王,是为宣王。……宣王崩,子幽王宫涅立。……遂杀幽王…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平王崩,太子泄父蚤死,立其子林,是为恒王。……桓王崩,子庄王佗立。……庄王崩,子釐王胡齐立……厘王崩,子惠王阆立。……惠王崩,子襄王郑立。……襄王崩,子顷王壬臣立。顷王……崩,子匡王班立。匡王……崩,弟瑜立,是为定王。……定王崩,子简王夷立。简王崩,子灵王泄心立。 ……灵王崩,子景王贵立。……景王……崩,……国人立长子猛……猛为悼王……晋人……立匄,是为敬王……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崩,子贞定王介立。……定王崩,长子去疾立,是为哀王。……弟叔袭杀哀王而自立,是为思王。……少弟嵬攻杀思王而自立,是为考王……考王……崩,子威烈王午立。……威烈王崩,子安王骄立。……安王……崩,子烈王喜立。……烈王崩,弟扁立,是为显王。……显王崩,子慎靓王定立。慎靓王……崩,子赧王延立。……赧王卒……后七岁,秦庄襄王灭东西周。”
《史记·周本纪》的世系,我们可分两段研究:第一段自后稷至武王的世系,第二段自武王以后的世系。现在先言第一段,其世系前人已疑有脱误,按《索隐》引谯周云:“按《国语》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若不窋亲弃之子,至文王千余岁,唯十四代,亦不合事情。”
《正义》引《毛诗疏》云:“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岁,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数耳。命之短长,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许载,子必将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实难据信也。”
是周代世系之有脱代,前人曾为言及。不过这问题,要强解作以“文王以前年代久远,周人无所记载,司马迁没有根据,故有脱代”也可。但从此表现出司马迁的记载不是完全可信,已有一点线索。
第二段武王以后的世系,在《国语·周语》中有两段记载,对于西周的世系,均缺而不言,一为太子晋谏周灵王壅川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难也如是。厉始革典,十四王矣。(韦注‘谓厉、宣、幽、平、桓、严、僖、惠、襄、顷、匡、定、简、灵’。)基德十五而始平,其祸十五,其不济乎?”
其二为周单襄公言苌弘与刘文公城周事云:“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兴;幽王乱之,十有四世,守府之谓多,胡可兴也?”除由后稷至武王十五世,系周人传说外,其一由厉王以后数起,其二自幽王以后数起,而于康王以后厉王以前的中间一段均未言及,即“上古至周厉王无年可记”,是西周世系本有脱代,在周人博学的太子晋及单襄公均不知而不言,在秦火以后的司马迁将脱代连接起来,就认为不误,实属可笑。
《左传》昭二十六年载周王子朝宣言(使吿)于诸侯的话录左:“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则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王居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则是兄弟之能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颓祸心,施于叔带。惠襄辟难,越去王都,则有晋郑,咸黜不端,以绥定王家,则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頿王,亦能克修其职,诸侯服享,二世共职王室,其有间王位,诸侯不图,而受其乱灾。至于灵王,生而有頿,王甚神圣,无恶于诸侯。灵王、景王,克终其世。”
现在就其中“至于”二字研究于左:
一、 “至于”二字的来源
至字在甲骨文及金文均作
,
上
为箭,下一为地,即箭射出落到地上为至。
于字在甲骨文及金文写为
。
第二字系第一字的简写,现在言第一字,系顺着河岸弯弯曲曲走的路。再言附带的字,如行字甲骨文为
,系都市中十字街大道。路字左旁的足为征字,口为国,止为足,足向前为往;右旁的各字为来格的格字,即来字,上夂为反足,下口为国;即国与国间彼此往来的为路。道字从首从走,系人在山上行走,山上有草遮住人身露出人头,故道为山路。于字即干字,亦即古岸字,《诗·魏风·伐檀》“河之干”,即“河之岸”。于系沿河岸而行,故于有往义,如《书》“予翼以于”,《诗》“君子于役”。又以河道弯曲行走很慢,故于同迂,同於(在)。
“至于”二字合文,有从此地到达彼地,将中间经过的省略,现在新式标点作为“……”的符号。
二、 “自…至于…”用例
1. 甲骨文“自上甲至于多后衣”(《殷墟书契前编》卷三第二十七页第七块)。
2. 金文“自根木道左至于井邑”(《散氏盘》)。
3. 《尚书》:“自成汤至于帝乙”(《酒诰》)。
4. 《春秋》:“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十三年)。
5. 《左传》:“自幕至于瞽叟无违命”(昭八年)。
6. 《国语》:“自今至于初吉”(《周语上》)。
7. 《穆天子传》:“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旷原之野。”
8. 《庄子》:“自无适有以至今”(《齐物》)。
9. 《韩非子》:“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于今”(《解老》)。
10. 《大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第一章)。
自某某至于某某,是中间隔断了很多的,若系按次排列,则为某某某某某,用不着“自……至于”的。
三、 “至于”用例
《禹贡》上两地相连接处,就接着写,如:“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覃怀底绩”,“道汧及岐”,“壶口雷首”,“太华、熊耳外方桐柏”;两地相隔的,就用“至于”二字,如:“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底绩,至于衡漳”,“浮于积石,至于龙门。……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导汧及岐,于至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禹贡》用“至于”为空间而省“自”字,与王子朝宣言例同。
四、 王子朝宣言用“至于”例
王子朝宣言中,列举周代先公先王的治乱,其王在《史记·周本纪》中相接连的(即某王崩,某王立)不用“至于”二字,如:“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厉王……王居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惠襄辟难,越去王都”,“灵王、景王,克终其世”。
两王不相接连,则用“至于”二字,如:“康王息民……至于夷王”,“用迁郏鄏……至于惠王”,“在定王……至于灵王”。
依此例,而《史记·周本纪》的“夷王崩,子厉王胡立”,是夷王与厉王中间不隔代,而王子朝宣言为:“……夷王,王愆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厉王。”
又如《史记·周本纪》的“宣王崩,子幽王宫涅立”,而王子朝宣言则为“宣王有志,而后效官,至于幽王”。依王子朝宣言的文例,夷王与厉王中间有脱代,宣王与幽王中间有脱代,究竟脱了若干代?不得而知。
《史记》之作在秦始皇禁止,楚霸王焚烧之后,其古代史料当不正确。不过《史记》是根据《世本》,《世本》在秦以前作,但在“诸侯恶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孟子》)以前的。况周有内乱,“晋师克巩,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左传》昭二十六年),周室的典籍已亡,《世本》的作者对于很远西周的世系,当有错误。
西周铜器的铭文,有直言某王,有言王在某宫,或某太室的,某某宫某太室即周之先王,依此求之,约得两类:
A. 《周本纪》有某帝王的
一、 文王
“显考文王”(《大豊簋》),“丕显玫王”(《大盂鼎》),“王肇遹省文武”(《宋周钟》),“鲁公作文王尊彝”(《鲁公鼎》)。
二、 武王
“锡于武王”(《南宫中鼎》),“公束铸武王、成王异鼎”(《作册大鼎》),“王肇遹省文武”(《宗周钟》)。
三、 成王
“唯成王大
在宗周”(《献侯鼎》),“王在成周太室”(《吴彝》),“王各于成宫”(《舀壶》),“公束铸武王成王异鼎”(《作册大鼎》)。
四、 康王
“王在周康宫”(《扬簋》), (《伊簋》,《鬲攸从鼎》,《休盘》),“王在康宫太室”(《君夫簋》),“王在康宫”(《康鼎》),“王在周各康庙”(《师兑敦》),“王在周康宫新宫”(《望敦》)。
五、 昭王
“来逆邵王”(《宗周钟》),“啻邵王”(《刺鼎》)。
六、 穆王
“穆王在丰京”(《遹敦》),“王在周穆王大〇”(《曶鼎》)。“王各穆庙”(《善夫克鼎》)。
七、 共王
“龚王在周新宫”(《赵曹鼎》)。
八、 懿王
“懿王在射卢”(匡卣)。
B. 《周本纪》无其帝王的
一、 曾王
“曾王
段
”(《段敦》)。
二、 新王
“龚王在周新宫”(《趞曹鼎》),“王在周新宫”(《师汤父鼎》),“王在周各新宫”(《师遽敦》),“王在周康宫、新宫”(《望敦》)。
三、 康邵王
“王在周康邵宫”(《颂鼎》《颂敦》《颂壶》)。
四、 康穆王
“王在周康穆宫”(《善夫克簋》《克
》《
盘》)。
五、 康刺王
“王在周康刺宫”(《克钟》)。
六、 般王
“王在周般宫”(《趞曹鼎》),“王各般宫”(《利鼎》)。
七、 丰王
“王各丰宫”(《丁子鼎》)。
八、 华王
“王在华宫”(《何敦》)。
九、 庚熊王
“王各于庚熊宫”(《庚熊卣》)。
十、 
侲王
“王在
侲宫”(《大敦》《大鼎》)。
十一、 湿王
“王在丰京、湿宫”(《史懋壶》)。
十二、 师汓父王
“王在周在师汓父宫”(《牧敦》)。
十三、 师戏王
“王在师戏太室”(《豆闭敦》)。
十四、 师彔王
“王在周师彔宫”(《师晨鼎》《师艅敦》《谏敦》)。
铜器的铭文,不是将周代的帝王都排列上去的,铸鼎于必要时偶尔铸上一个。铸王于铜器上的铜器,现在未作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其铜器偶尔出土一个。已出土的铜器,散在各地,无法全为搜集。但就已搜集到的,有十四个帝王在《周本纪》中没有,是西周之有脱代,已可断定。
西周既有脱代,要将西周的年代拉长若干年都可。我假定西周为一万年,固然太长;但《大事年表》定为三百五十一年,绝对太短!
(乙) 就王公积年言
周代的王公积世既有问题,则王公积年一节当谈不到,但依旧日的各种的记载,是互相矛盾的,如新城新藏在周初之年代举九种记载,而自武王至厉王各王位的年数不同,兹列于左:
多者为二百八十一年,次者为二百七十七年,少的为二百零九年,究竟根据何种记载的王公积年以决定西周的年代?
(丙) 就周人叙其先世历史言
《诗·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
,厥声载路;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
“履帝武敏歆”是母系时代不知父为何人的现象。“诞寘之隘巷……平林……寒冰”是游牧时代弃子的现象。“蓺之荏菽”,是初发明的农业现象。以母系时代,游牧时代,农业时代三个阶段认为后稷一个人的事,非年代久远不能如此。
周人对于远祖后稷叙述不明,因时代太远,情有可原;若由豳迁歧的人,《诗·大雅·绵》说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歧下”,是古公亶父。但《公刘》“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又说是笃公刘。由豳迁歧的是亶父是刘不能决定。《孟子》以亶父即太王,但由太王至西周末年《诗·大雅》作时不过三百余年,何以有这样歧异的记载?是西周经过很长的时间(约一万年),久而失传,故周人两记其人。
(丁) 就社会演变言
《左传》僖二年云:“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史记·周本纪》以“太伯、虞仲……二人亡如荆蛮”,殆不知太伯、虞仲所奔之地在周西,即《诗·大雅·皇矣》“乃眷西顾,此维与宅”。又在秦的西北,即《石鼓文》的“吴人邻亟,朝夕惊惕,载西载北”。是太伯、虞仲另封于甘肃天水县的吴,而非江县、吴县的吴。《史记·吴世家》以“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太伯、仲雍在一国,是吴尚行的两个酋长制。
虢原在陕西宝鸡县自成王伐奄而胜,乃将武王时封于河南的国,移封到山东、河北;而将陕西原有的国,移到河南填防。虢由陕西迁于河南,在陕西的为西虢,在河南的为东虢。原在陕西的国,何以用虢仲、虢叔二人为王?这也是其时尚行的二人酋长制。氏族社会其酋长为二人,吴以太伯、仲雍二人为酋长,虢以虢仲、虢叔二人为酋长,是吴虢二国在西周初年尚为氏族社会。周在王季、文王时尚为氏族社会,至武王、成王时大事封建而为封建社会。其社会的演变未免太快。
(戊) 就文体演变言
甲骨文的语句甚简,而且有不应省略的也省略,如《殷墟书契前编》卷一第四页第四块云“士于戊丁”,即祭于戊丁,语句太简,而日人福斯所藏第十块为“贞不其雨,贞勿二十人”,这种语句简单的连原义都看不明白。其篇幅有用一个字的,如《殷虚卜辞》一六零三页为一“烧”字,其最长的莫如《书契菁华》前几块,但至长也不过二三十字。较甲骨文为迟的《易》的卦辞、爻辞也甚简单,以与《国语》《左传》比,相差甚大。甲骨文为殷末物,《易》为西周作品,《国语》与《左传》为战国初年物,依《世界大事表》不过五百年左右,以五百年的时间,文体繁简,不应如是之甚。
就《诗经》的本身论,《周颂》的语句甚简,如《维清》一章五句共十八字:“维清缉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维周之祯。”
《大雅》的《抑》,十二章一百一十四句,四百六十九字,其文录于左:“抑抑威仪,维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职维疾;哲人之愚,亦维斯戾。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有觉德行,四国顺之;
谟定命,远犹辰吿,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其在于今,兴迷乱于政,颠覆厥德,荒湛于酒;女虽湛乐从,弗念厥绍,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无沦胥以亡,夙兴夜寐;洒扫庭内,维民之章;修尔车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蛮方。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无易由言,无曰苟矣;莫扪朕舌,言不可逝矣;无言不讎,无德不报,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孙绳绳,万民靡不承,视尔友君子,辑柔尔颜,不遐有愆。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无曰不显,莫予云觏,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辟尔为德,俾臧俾嘉;淑慎尔止,不愆于仪;不僭不贼,鲜不为则;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彼童而角,实虹小子。荏染柔木,言缗之丝;温温恭人,维德之基,其维哲人,吿之话言,顺德之行,其维愚人,覆谓有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知藏否?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谁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乐,视尔梦梦,我心惨惨,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匪用为教,覆用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於乎小子,告尔旧正;听用我谋,庶无大悔,天方艰难,曰丧厥国;取譬不远,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周颂·执竞》有“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是《周颂》为成王、康王以后昭王时作。《抑》诗序以为“卫武公刺厉王”,按其文义似系宣王初即位,被臣下的警吿。据《世界大事表》昭王至宣王为二百三十余年;以二百三十余年的短时间,不应《抑》较《维清》长二十六倍。由文体观,不能于短时间演变的如此之速。
C. 夏及尧舜禹的年代
夏是一个民族,不是一个朝代。夏本高加索种,由西比利亚至中国,其占据黄河流域较殷民族为早。殷本苗民,发源于四川,沿长江东下,至镇江沿海北上,至黄河流域与夏民族接触。因夏民族先占黄河流域,后人误夏为殷前的一个朝代。
尧系夏民族仿犀牛角而作的陶壶,以此陶壶作其民族的图腾。陶器是新石器时代始发明的,新石器时代在距今四万五千年以前,是尧亦应在距今四万五千年以前。但在未发明陶器以前,因西北距海远,不能以贝为饮具,而以犀牛角为饮具,故待陶器发明,仿犀牛角而作陶壶如
(新石器遗址中多此陶器),甲骨文酒字为
形,尚存原义,苏联在比拉牙河(Bielager)左岸爱尔苦次克(Irkutsk)附近马尔他村(Mata)旧石器遗址中发现犀角,是夏民族在旧石器时代曾经用犀角作饮器。相传尧时有洪水,这洪水当系第四冰川时代的洪水,第四冰川时代在距今五万年前,是尧在距今五万年时旧新石之交。
舜是殷民族以狮子作图腾,相传舜耕于历山,是舜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农业发明的时代,在距今三万年左右。
禹是夏民族以两条鳄鱼作图腾,以鳄鱼作图腾亦系农业时代的表现,故《论语》有“禹稷躬稼”,是禹亦在距今三万年左右,与舜时期相等。但《汉书·律历志》载张寿王言“化益为天子代禹,骊山女亦为天子,在殷周间”。以禹在殷周之间,距今一万三千年左右。
尧在距今五万年,舜在距今三万年,禹在距今一万三千年,故旧日排列为尧舜禹。因那时尚是氏族社会,故有尧传舜,舜传禹之说。禹时已为封建社会,故有禹家天下之说。
殷人王亥所牧的牛羊被夏人摇民所掳,是殷人至中原尚在游牧时代。而至中原当在第四冰川退后,是殷代在距今五万年至一万三千年之间。黄帝有熊氏为人类离开熊洞在黄土层内凿穴自居,为新石器时代的开始距今四万五千年。黄帝本夏民族之一,在尧以前,因尧为陶壶,在新石器以后。神农氏为农业时代,本在新石器末期,但神农为殷民族,殷民族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而且殷民族文化高于夏民族,欲压倒夏民族,故将神农列在黄帝前。实际神农距今为三万年。伏羲氏为游牧时代,距今为十二万年。燧人氏、有巢氏为原始共产社会现象,在距今四十万年至十二万年之间。人皇氏为人类的产生。在距今四十万年前。地皇氏为地球的成立,在距今几万万年。天皇氏为天体诸星系成立,在距今几万光年。
盘古氏是苗民以狗作图腾的盘瓠,系越王勾践另一部落的酋长范蠡,距今为二千余年。后人将印度梵天的神话放在盘古身上,遂成为开天辟地第一人。
五、 结论
(甲) 就历法演变言汉高祖元年以前无确实的年代
甲骨文上记年月日法是:1. 不记日,“贞,求年于岳”(《前编》一,五十,一)。2. 记日的,“甲申,卜贞黍年”(《前编》三;二九,四)。3. 记日及月的“庚申,卜贞我受黍年,三月”(《前编》三,三十,三)。4. 记日月年的“癸未,王卜贞酒,彤日,自上甲至于多后衣,亡违,自戾,在四月,唯王二祀”(《前编》三,二七,七)。
最初占卜当不记日。但卜系求未来的事,欲求其卜的验否?故记日以便检查。但中国古代的记法,不是以次数如一日二日等,系用干支配合而成的甲子乙丑等;而甲子六十天一周,一年之中有六个甲子,这个甲子究在某月,应于卜事之后书月。但每年均有其月,此月究在何年;故于末书“唯王×祀”,知系王的某年某月某日所卜。卜官为他自己检査便利,故用年月日,未计其他至金文开首书为“唯王×年×月××”,是为记事而记年月日的,但是“唯王”,在后人看起来,历代的王很多,究系那一个王呢?于是发生了问题,乃有编年体的《春秋》出。编年体的《春秋》出,中国的年代始可据。但可惜自鲁哀公十四年以后至汉高祖元年的中间,无同样的编年书出,故又差数百年,由汉至今一年不差,因二十四史的本纪系按年叙述的。
(乙) 各家未开联席会议,中国史的年代难确定
天文学家动以光年计,地质学家动以千万年计,古生物学家动以百万年计,考古学家动以万年计,而历史学家所记总不出几千年中;假使天文学家,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五种学者开一联席会议,将各学家所计的年代的冲突避免而划一,再决定中国史的年代,我敢相信,虽不如天文学家所言的那么长,但也不能如历史学家所记的那样短,折中计算,我所假定中国古史的年代,或在其中。
我并不是以我是中国人而有对立思想,有意将中国史的年代拉长,以便与世界各古文明国的年代相比。实因中国史的年代不拉长,一切演变的阶段是讲不通的。如研究社会史的人,以周初至现在为封建社会,殷为氏族社会,殷以前为原始共产社会。但以年代计,周初至现在为三千年,殷为五百年,何以封建社会为三千年,氏族社会总要比封建社会时期长,反而短了六倍?中国人类史有四十万年,原始共产社会就占了三十九万六千年又未免太长。
(1) 编者案:《<春秋>的研究》包括作期、作地、作者、组织、内容、版本,附《竹书纪年》。现节选作期与作地部分。
(2) 《隋书》西域康国条:“康国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为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支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迁居远地,思念旧土,亦人之常,吴起由卫左氏迁居楚,其不忘左氏,亦同此例。书以地传,如《谷梁传》原名《谷梁春秋》,《水经注》博陵有谷梁城即其例。
(3) 《楚策》虞卿曰“近闻之《春秋》”,《韩非子》“《春秋》之记曰”,《史记》太史公曰“余读《春秋》古文”,《新序》田饶曰“《春秋》曰……”,俱名《左传》为《春秋》,已见于前。而《汉书·匈奴传》赞“《春秋》有道,‘守在四夷’”,即《左传》昭三十二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王莽传》“《春秋》晋悼公用魏绛之策……”见《左传》襄十一年《传》;是《左传》亦名《春秋》了。盖古代记事之书多名为《春秋》。
(4)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成《左氏春秋》”,《汉书·景十三王传》:“立《毛氏诗》《左氏春秋》传士。”《儒林传》:“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东观记》郑兴“从博士金子严为《左氏春秋》”。都名《左传》为《左氏春秋》。
(5) 《汉书·韦玄成传》刘歆议祖宗之制曰“《春秋左氏传》曰:‘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按《左传》原名《左氏春秋》,与《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同例,如《史记·儒林传》“瑕丘、江生为《谷梁春秋》”,《汉书·梅福传》“明《谷梁春秋》”,《武五子传》“戾太子认受《公羊春秋》”是;而刘歆“引传文以解经”(《刘歆传》)“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五行志》),因将《左氏春秋》改为《春秋左氏传》;而《公羊春秋》《谷梁春秋》,亦随而名之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如《韦玄成传》刘歆曰“《春秋谷梁传》‘天于七庙,诸侯五………’”即其证。
(6) 《汉书·艺文志》“《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谷梁传》十一卷”,是班固为节省名词,而将三书的“春秋”二字去掉。但亦有将《左氏》简称为《春秋传》的,如《说文》所引。是《左传》本无定名,由人可以随便命的,不必将《左传》的左字看的太死。
(7) 《左传》二字,《汉书》不见。《后汉书》有,在叙事的文中,当系范晔纂《后汉书》时,《左氏传》已变名为《左传》了,故叙入其中。惟《方言》卷三“褛裂须捷挟斯败也”条下说“南楚……或谓之褴褛,故《左传》曰:‘筚路褴褛以启山林’殆谓此也”,已称《左传》。但按《方言》前后例,不引书为证;此处独引《左传》当系注文写为正行。惟杜预《左传序》说:“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谷梁》无明文。’”是将“左氏传”三字,去掉个“氏”字,而名为《左传》,当是杜预作的。
(8) 《国语》这个名词,《淮南子》名《国语》,《史记》名《春秋国语》,《说文》亦名《春秋国语》,但亦有名《国语》的。而《汉书·律历志》刘歆曰:“《春秋外传》曰:‘少昊之衰,九黎乱德……’”(见《楚语》)。是刘歆以左丘明著《左传》,又著《国语》,《国语》不如《左传》,是以说是《春秋外传》。自《国语》有了“春秋外传”的名称,韦昭《国语解序》“检之以《内传》”是因外传而名《左传》为《内传》。学者若以为《左传》有左字,系姓左的人所作;但《左氏》亦称《内传》,亦可说是姓内的人(如内史过等)作的吗?
(9) 编者案:《<国语>的研究》包括作期、作地、作者、辨伪等内容,节选作期。
(10) 编者按:此文原载于1929年7月述学社出版卫聚贤《古史研究·第二集》初版,经修改后,发表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9年第9卷第100期,第36—75页;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新的《古史研究·第二集》收入,但此版毁于日火;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卫聚贤《古史研究》系列,将《<穆天子传>研究》调整到第一集。原文包括对《穆天子传》作期、作地等考证,此处节选作期。
(11) 编者案:《<山海经>的研究》包括作期、作地、作者、辨伪等内容,此处节选作地部分。
(12) 编者案:此处原文为“汉文帝”,误。
(13) 编者案:《中国民族的来源》中阐述了殷民族、夏民族、周民族、赵、楚、秦民族、吴越民族的来源,除赵、秦、楚民族的来源省略之外,其余皆录入。
(14) 编者案:《中国的氏族社会》包括绪论、图腾等内容,节选图腾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