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研究·第二集》1931年版序

(原载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30年第10集117期,第13—14页)

《古史研究·第一集》付印后,到上海沪江大学访顾惕生先生,因为我与顾先生从前通过信,这第一次见面,他就把他近来研究的《穆天子传》稿本着我看,他在一旁口中叙述他的大概。我从前是很赞成他这种说法,后来渐渐变了态度,听到他的话后,不敢自信,于是返京展开《穆天子传》一看,发生了许多疑问,与顾先生通信讨论,及顾先生回到南京时,又当面去讨论,故将《穆天子传》暂告一段落。

由《<穆天子传>研究》的结果,知道中国人所以明白西北地理,由于根据中山人的西游记录。但《山海经》的地理范围也在中国以外,中国何以也知道它呢?看它是在《穆天子传》后,西北上的地理是采《穆天子传》的,而西南的地理已到印度,又看《世界史纲》上的几个印度婆罗门神像与《山海经》图相似,是以假定它是印度人的作品,方入手研究。时请教于欧阳竟无、汤锡予诸先生,从佛教上加以比较。

当我在大学院文化事业处第二科作统计工作,看见各种统计书首,多说中国统计发源于夏禹,以《禹贡》为根据。我就将《禹贡》作了一个统计,一方证明它作期很晚,一方证明它作地在雍州(秦)。后将此篇扩充为《禹贡考》,在广东《中大周刊》上发表。

《穆天子传》《山海经》《禹贡》都是地理一类的书,我把它合起来作为《古史研究·第二集》。《山海经》因为推测它是受印度婆罗门教的,中国人多研究印度佛教不研究婆罗门教,恐这种假定难以证实,故先将初稿印了一千份,分送各处,希望达者指导及介绍印度婆罗门教的书籍,并欲引起人的反对,以求其反证。

《古史研究·第二集》初稿印刷后,正如其预计。由同学王以中君介绍日人小川琢治的《支那历史地理研究》,程仰之君介绍高南顺次郎及本村泰贤的《印度哲学宗教史》,陆侃如君将万湘澄君的《<山海经>的渊源》及《读卫聚贤<山海经>的研究》两稿交阅。又请教于汤锡予、胡小石、柳翼谋、缪赞虞诸先生,温子模、崔斗臣二君常为帮忙,陈焕章君将医药一栏分类,同事马君博、张元熹二君又为抄搞,受了各方的指示,将《古史研究·第二集》初稿修正。(https://www.daowen.com)

一天,同学陆侃如君问我:“你看万君的说法如何?”先是陆侃如君曾在《中国公学文学季刊》上,讨论《山海经》的作期,主张《山经》为战国时作,余为司马迁以后的作品,万君主张《山海经》系西汉人的作品。于是我就说:“依我的主观看来,你们都是反动的言论;不过‘日近长安远’,各说各的吧!”

《古史研究·第二集》修正稿,仍为《穆天子传》《山海经》《禹贡》三部分,《穆天子传》除在广东《中大周刊》百期纪念号发表外,又添了一点材料。《山海经》添的最多,《禹贡》较前加了四五倍。其主张与初稿同,不过说的详细一点,证据较多一点。这次发表,虽不能说把我的假定完全证实,所谓“庶几乎——不远矣”了。

《古史研究·第三集》是甚么?且慢,修正《古史研究·第二集》,在桌子上写的多了,身体觉得不受用,想作些考古的工作,把身体活动活动,但也过了暑假再说。

一九三〇,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