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薄西山的晚明王朝
在张廷玉等人编撰的《明史》中，对于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分别有如是评价：
神宗充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 (10)
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以凌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而重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11)
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 (12)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譬如在上述文献中，已经谈到了“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甚至言及“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以凌夷”，孟森先生所云“明之衰，衰于正、嘉以后，至万历朝则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 (13) ，是有其充分根据的。
如众周知，万历朝第一个十年，乃张居正执政时期，如上所揭，“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隆庆六年（1572），穆宗崩，神宗继位，湖广荆州卫江陵人张居正（1525—1582）出任首辅。其以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为中心，强力推行改革：清丈田地，推行“一条鞭法”；综核名实，以“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任用戚继光等名将，镇边平乱。讫万历十年（1582）六月其病逝，任期十年，推行了系列改革，史称“万历新政”。《明神宗实录》中评价说：“受顾命于主少国疑之际，遂去首辅，手揽大政。劝上力守祖宗法度，上亦悉心听纳。十年内海寓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钱至四百馀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洵经济之才也。” (14) 厥功至伟，影响甚大。但亦如曾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的于慎行所说：“万历初年，江陵用事，与冯珰相倚，共操大权，于君德挟持不为无益，惟凭籍太后携持人主，束缚钤制，不得伸缩，主上圣明，虽在充龄，心已默忌，故祸机一发，遂不可救。……江陵之所以败，惟在操弄主之权，钤制太过耳。” (15) 因此，可以说，一方面，张居正所推行的政治改革，虽然延缓但并未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明朝后期政治衰败之大势；另一方面，他的铁腕政治，“钤制太过”，也随着他的病逝，一如洪水决堤，汪洋泛滥，不可收拾。
谢国桢《晚明史籍考·自序》中说：“吾国近古政事之棼，无逾明季。自万历、天启之时，客魏乱政，政权旁驰，于是有流寇之乱、门户之争，外寇莫防，卒至清兵长驱入关，北京不守。” (16) 朝廷政治的紊乱窳败、纷乱的党争、城市民变与农民起义、后金崛起与持续数十年的辽东战事，不仅是晚明政治颓败的具体标志性事件，也直接导致了朱明王朝走向覆灭。
一、 君主昏庸怠政
神宗万历之前，世宗朱厚熜（即嘉靖皇帝）以武宗堂弟身份继位，“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以严驭官，以宽治民，整顿朝纲，减轻赋役，史称“嘉靖新政”；后期，则“崇尚道教”，迷信方士，宠信严嵩，二十馀年不上朝，“府藏告匮，百馀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 (17) 。穆宗朱载垕（即隆庆皇帝），在位仅六年，虽然史称“令主”，但又评“第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 (18) 。其短命而夭折，亦因荒淫无度，好色纵欲所致。
神宗朱翊钧，即万历帝，十岁登基，前十年，张居正执政，史称“万历新政”。张居正病逝之后，其亲政未久，便沉湎酒色，自万历十四年（1586）九月十六日以后，因病连日免朝，甚至累年不视朝处理朝政，如时人所说：“自万历二十年来，深居大内，讲学无期，临朝无日，大小臣工，莫见圣容；朝夕左右，不过宵小嫔嫱之流。一念精明强义之心，日蚀月消，而人才邪正，政事得失，都置膜外。” (19) 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因此特上四箴疏，其中云：
臣入京阅岁馀，仅朝见于皇上者三，此外惟见经年动火，常日体软。即郊祀庙享，遣官代之，圣政久废而不亲，圣学久辍而不讲，臣以是知皇上之恙，药饵难攻者也。惟臣四箴可以疗病，敬请陈之：皇上之病，在酒色财气者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以皇上八珍在御，宜思德将无醉也，何酿味是耽？日饮不足，继之长夜。此其病在嗜酒者也。皇上妃嫔在侧，宜思戒之在色也，何幸十佼以开骗门，溺爱郑妃，惟言是从。储位应建而久不建，此其病在恋色者也。皇上富有四海，宜思慎乃俭德也，夫何取银动支几十万，索潞绸至几千匹，甚至拷宦官，得银则喜，无银则不喜，沂之疮痍未平，而鲸凭钱神复入，此其病在贪财者也。以皇上不怒而威，宜思有忿速惩也。夫何今日杖宫女，明日杖宦官，彼诚有罪，置以法律责之逐之可也，竟使毙于杖下，甚则宿怨藏怒于直臣范儁、姜应麟、孙如法，俾幽滞拘禁，抱屈而不伸，此其病在尚气者也。夫君犹表也，表端则影正。皇上诚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会？皇上诚恋色矣，何以禁臣下之淫荡？皇上诚贪财矣，何以惩臣下之饕餮？皇上诚尚气矣，何以劝臣下之和衷？四者之病，缠绕心身，臣特撰四箴以进，对症之药石也，望采纳之。 (20)
有趣的是，神宗见到雒于仁此疏之后，还曾向时任首辅的申时行做过一番辩白，云：“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若酒后持刀舞剑，非帝王举动，岂有是事？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他必相随，朝夕间小心侍奉勤劳。如恭妃王氏，他有长子，朕著他调护照管，母子相依，所以不能朝夕侍奉，何尝有偏？他说朕贪财，因受张鲸贿赂，所以用他。昨年李沂也这等说。朕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之财，皆朕之财，朕若贪张鲸之财，何不抄没了他？又说朕尚气。古云：少时戒之在色，壮时戒之在斗，斗即是气，朕岂不知？但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童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如今内侍宫人等，或有触犯及失误差事的，也曾杖责，然亦有疾疫死者，如何说都是杖死？” (21) 此地无银三百两，此等辩白，不仅软弱苍白，在狡辩的同时，亦实同告白，恰印证了雒于仁们所言不虚。时人赵志皋亦云：“臣近岁以少詹事侍朝讲，恭睹天颜和晬……得非衽席之爱不能割，曲蘖之好不能免乎？有一于此，足耗元气。皇上行之有节而不沉溺，则元气自充矣。” (22) 亦可为佐证。叶向高更直截了当地揭出由此导致的朝政日非：“国家多事，朝政不行……然皇上深居日久……典礼当行而不行，章疏当发而不发，人才当用而不用，政务当修而不修，议论当断而不断。” (23) 朝廷政事几近停摆，乱局可见。
光宗朱常洛，即泰昌帝，“虽正位东宫，未尝得志。……郑贵妃欲邀欢心，复饰美女以进。一日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是日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 (24) 。荒淫好色致病之后，有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升，进“通利药”，即大黄（泻药），服后连泻不止；又有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所谓仙丹（其调制的红色药丸），朱常洛服用一粒，感觉尚好，命再进一粒服用，其夜五更驾崩，在位仅一月，即命丧红丸。
熹宗朱由校，即天启帝，“好驰马看武戏，又极好水戏。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创机，启闭灌输。或涌泻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机于下，借水力冲拥圆木毬如核桃大者，于水涌之大小，盘旋宛转，随高随下，久而不堕，视之以为笑乐。皆自运巧思，出人意表”；又“性善为匠，在宫中每自造房，手操斧锯凿削，引绳度木，运斤成风。施设既就，即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性又急躁，有所为，朝起夕即期成。成而善，喜不久而废，弃而又成，不厌倦矣。且不爱成器，不惜改毁，惟快一时之意。当其执器奏能，解衣盘礴，非素喜侍臣，不能窥视。或有紧要本章，奏事者在侧，一边经营鄙事，一边倾耳且听之。毕即吩咐曰：‘你们用心去行，我已知道了。’” (25) 客观地讲，朱由校很有些发明家的天分，但身为帝王，则如史学家所评，乃“至愚至昧之童蒙” (26) ，所以有“妇寺窃柄”，客氏、魏忠贤的专权，“掖廷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积重之所移，积势之所趋，亦不觉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贤” (27) 。
思宗朱由检，即崇祯帝，固不可泛泛谓之怠政，如《明史》本纪中，一方面赞誉其“慨然有为”，“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另一方面，也指出其刚愎自用、所用非人、宠信宦官、举措失当，招致身亡国破之祸。全祖望《明庄烈帝论》中大体持同样意见，认为：“虽然，庄烈之明察，济以忧勤，其不可以谓之亡国之君，固也，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则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 (28) 《明史·流贼传》中，对于崇祯之亡，有更具体精当的分析评价：
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29)
首先是根本已动，基础已坏，大势已去；次之，身为帝王，对于当时的政局时局，不能够有清醒理性的认识，“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不亡何待”，而“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信中肯之论。
二、 党争纷起，朝政紊乱
关于晚明清初的党争，早在1930年代，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已有系统梳理，并做了精湛的研究。其中云：“凡万历时代之朝政，我们所知道的所谓：国本论，三王并封，建储议，福王之国，楚太子狱，科场案，辛亥京察，丁巳京察，《忧危竑议》，妖书，熊廷弼案等事，一直到梃击、红丸、移宫等三大案，这都是他们的争端”，“平心而论，魏党的跋扈，祸人祸国，固不足道；但东林太存义气，在形如累卵的时局，他们还要闹家务，还存门户之见，置国是于不问，这也太不像话了”，“由上我们看来，在万历年间，东林和三党之争，他们所争的有宗旨，有目标。到了魏阉专权以后，他们好像闹家务，目标和宗旨都完全失去。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万历间是东林与三党相争的时期，天启间是魏党专横的时期，崇祯至永历是两党相轧的时期，康熙初年是党争的末路” (30) 。张显清、林金树《明代政治史》一书中则认为，明朝万历以后的党争，有这样的特点：“一是党同伐异，彼此攻击，将本党的好恶变成判断是非的主要标准；二是对立的两个派别在分野之后，各自一直保持其基本阵容，直到明亡；三是融合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斗争，各类政治斗争都通过党争的形式表现出来，朝臣与宦官之争变成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阁臣和首辅的更代、南人北人之争也都与党争密切相连。” (31)
首先，拉党结派，反映在用人方面，非亲不用，排除异己。明人谈到当朝用人之变化，有云：“昔嘉靖之末，隆庆之初，徐阶辅政，用舍颇公。自高拱起，尽取阶所任者摈斥之；及居正用，又取拱所任得摈斥之，不复问人材贤否，奚取为辅相哉？” (32) 此言明朝用人不公，其始作俑者为高拱、张居正，因此批评其有亏辅相之名。但张居正时代，铁腕之治，吏部听命于政府，与之相水火者，乃言路一派；迨居正殁，则内阁、吏部、言路，成鼎足之势。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引《明史·赵用贤传》中语：“自是朋党论益炽。中行、用贤、植、东之创于前，元标、南星、宪成、攀龙继之。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拄，水火薄射，讫于明亡云。” (33) 基于此，认为“党论之兴，就燎原于此了” (34) 。
其次，党同伐异，打击对手，借事生非，清除异己。楚宗案：万历三十一年（1603），楚府镇国将军朱华趆上疏，言楚王朱华奎、朱华璧非朱姓子孙，不应封王。其间关涉到首辅沈一贯与内阁对手沈鲤的斗争。朱华奎有沈一贯的支持，而负责此案的郭正域乃沈鲤的好友。最终，此案虽因神宗帝发话，不了了之，但却成为妖书案的前奏。早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二月，太子未立之时，有人撰《闺范图说跋》，取名《忧危竑议》，说《闺范图说》的作者吕坤藉以媚郑贵妃，并称郑氏欲借以立其子。至万历三十一年（1603）十一月，又有人撰《续忧危竑议》，于京城中散发，即所谓“妖书”。沈一贯“欲借此以倾江夏郭正域等，并及归德（沈鲤）” (35) 。在严刑逼供未能达成目的的情况下，沈一贯授意同党钱梦皋上疏，其中将郭正域与抓获之沈令誉、胡化牵连一起，有云：“妖书刊播，不先不后，适在楚王疏入之时。盖正域乃沈鲤门徒，而沈令誉者，正域食客，胡化又其同乡同年，群奸结为死党。乞穷治根本，定正域乱楚首恶之罪，勒鲤闲住。” (36) 甚至命人包围郭正域住所，抓捕其下人，搜查沈鲤的私邸，因太子朱常洛发话：“何为欲杀我好讲官？” (37) 为郭正域讲了话，最后以生员皦生光为妖书著者处死，此案了结。
京察（明代官员考核制度，京官六年一考核）：万历二十一年（1593）大计，礼部尚书孙
、考功郎中赵南星力杜请谒，引起首辅王锡爵不满，授意给事中刘道隆疏劾，或夺俸，或贬官；礼部员外郎陈泰来为之辩白遭贬，左都御史李世达疏救，神宗更将赵南星削职为民。其凡疏救南星者，皆遭贬谪，“善类几空” (38) 。万历三十二年大计，东林党人杨时乔、温纯主持，“力锄政府私人……一贯大愠，密言于上，留察疏不下，将半年” (39) ，竟然扣留京察疏文不发。三十九年（1611）京察，据《明史·孙丕扬传》载：
三十八年大计外吏，黜陟咸当。又奏举廉吏布政使汪可受、王佐、张偲等二十馀人，诏不次擢用。先是，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而祭酒汤宾尹谕德顾天埈各收召朋徒，干预时政，谓之宣党、昆党；以宾尹宣城人，天埈昆山人也。御史徐兆魁、乔应甲、刘国缙、郑继芳、刘光复、房壮丽，给事中王绍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绍吉、周永春辈，则力排东林，与宾尹、天埈声势相倚，大臣多畏避之。 (40)
诚如谢国桢先生云：“这年的京察，观之似乎胜利，但齐、楚、浙三党已完全得了势力，正人已有岌岌不能在位的样子” (41) 。四十五年（1617）丁巳京察，“一时齐、楚、浙三党盘踞言路，相与倡和，务以攻东林排击异己为事。……比方从哲秉政，言路已无正人，至是京察尽斥东林，且及林居者，大僚则中以拾遗，善类为之一空” (42) 。东林与阉党之争，更为人耳熟能详。东林成员于天启初年得势，清除邪党，“与东林忤者，众目之为邪党。天启初，废斥殆尽，识者已忧其过激变生。及忠贤势成，其党果谋倚之以倾东林” (43) 。
党比门户之争愤事乱政。言官铨部的矛盾，导致政局紊乱，乃至政府中大量职务出现空缺，导致无人理事，如《明史·赵焕传》记载：“时神宗怠于政事，曹署多空。内阁惟叶向高，杜门者已三月。六卿止一焕在，又兼署吏部，吏部无复堂上官。兵部尚书李化龙卒，召王象乾未至，亦不除侍郎。户、礼、工三部各止一侍郎而已。都察院自温纯罢去，八年无正官。故事，给事中五十人，御史一百十人，至是皆不过十人。焕累疏乞除补。帝皆不报。” (44) 职因事设，在其位谋其政，位置空缺，即意味着各种政务皆废，此等局面，明之覆灭，夫复何言。(https://www.daowen.com)
三、 城市民变与农民起义
所谓城市民变，“是指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以城市居民为主体的城市骚乱运动，它是以鼓噪、殴击、焚毁、示威等方式进行反抗活动的群众性风潮” (45) 。刘志琴文中，概括为抗税役、反官宦、反矿监税使、反阉党四类。巫仁恕《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对此有更详细的研究。其中“搜集了城市中所发生的集体行动事件共有458件……其中明代的有158件，清代的有300件”，并以十年为一单位，做了列表统计，以见其时间分布 (46) ：
明清城市集体行动事件数量时间分布
关于明清城市民变的性质，巫仁恕釐分为两类：一是直接与政府有关的集体行动，包括反对财税政令、反对官员与制度、要求政府改进政策与措施；二是社会性冲突，包括上下阶层的对抗、平行的社团与社群的冲突与竞争，并揭示出其中以反对政府公权力的事件居多（284件，占62%），社会冲突事件较少（172件，占32.7%） (47) 。根据如上统计，以明代为例，则可以看出，首先，万历八年（1580）以后，城市民变事件迅速增加。其中，1590（万历十八年）、1600（万历二十八年）、1640（崇祯十三年）是最为集中的高发时段。其次，因为政府执政引发的问题最为突出，暴露了政局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问题。这也恰能够证明，在张居正时代以后，明朝政府呈现出迅速衰颓的趋势。
兹举冯梦龙家乡苏州二例，以见一斑：一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的“织佣之变”。因太监孙隆在苏州滥征商税，每机一张，税银三钱，导致机户停业，而激起民变发生。织工葛贤率领两千多市民，包围税监衙门，焚烧其党羽所居，要求罢税，爆发了规模浩大的反矿税使暴动。孙隆逃往杭州躲避。事后，撤换孙隆，葛贤下狱，十多年后获释。二是天启六年（1626），在苏州爆发的民众反对魏忠贤的斗争。魏忠贤遣缇骑至苏州，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苏州数万市民为之请命，驱缇骑，毙旗尉。官府弹压，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五人投案，被杀后，葬虎丘山旁，称“五人之墓”，张溥撰有脍炙人口的《五人墓碑记》记其事。
（《五人墓碑记》石刻）
明朝政权，以李自成起义军攻破北京，崇祯帝煤山自缢，正式宣告覆灭。
事情要从天启七年（1627）说起。该年陕西大旱，官府“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白水王二，率众冲入县衙，杀死知县，团聚山中 (48) 。此后，各地饥民纷纷揭竿而起。至崇祯元年（1628），起义烽火已遍及陕西各地，如文献中所载：“崇祯元年，延安大饥。其十一月，王嘉引起府谷，王二起白水，相聚于黄龙山为盗，不沾泥、一座城、五虎黑煞神等起洛川，王和尚、混天王等起延川，苗美、左挂子起绥德，苗登骛起安定，各有众三四千。汉南盗又大起，略阳、清水、泾阳、富平、耀州之间嚣然也。” (49)
崇祯二年（1629），朝廷以杨鹤为陕西三边总督，展开招抚，以失败告终。三年（1630），张献忠在米脂起义。四年（1631），李自成义军进入山西绛州，加入高迎祥队伍。七年（1634），据郧抚蒋允仪称：“强贼既破郧西，又破上津，其志弥壮，其气弥奋，燎原之势，殊难扑灭。” (50) 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一也记载：“秦、晋、豫、楚，流贼蔓延，廷议以为各镇抚事权不一，互相观望。” (51) 于是委任陈奇瑜兼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围剿农民军，但遭李自成重创，撤职遣戍；洪承畴继任，如谈迁《国榷》中所载，他也不得不承认：“则今日贼势，断非见兵所灭。” (52)
崇祯八年（1635），高迎祥、张献忠起义军攻破明朝中都凤阳，焚毁皇陵，令举国震惊。崇祯十年（1637），兵部尚书杨嗣昌荐举熊文灿主持南直、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军务，以20万兵力剿抚，均告失败，所谓“今日由秦而豫而楚，以暨大江之北，贼势漫淫而难遏，贼焰燎灼而难扑，在在决裂而莫可收拾者。” (53)
崇祯十一年（1638），河南、山东、南北直隶旱蝗灾情严重，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李自成义军“一岁间略定河南、南阳、汝宁四十馀州县，兵不留行，海内震焉。时丧乱之馀，白骨蔽野，荒榛弥望。自成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 (54)
崇祯十四年（1641）一月，李自成义军破洛阳，杀福王朱常洵。二月，张献忠义军克襄阳，杀襄王朱翊铭。杨嗣昌苦心经营的所谓“十面之网”围剿计划，也宣告失败，起义军发展进入高潮阶段。
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百万大军攻打开封，在朱仙镇，一举歼灭朝廷二十万大军；年底，挥师南下，占领襄阳，在当时的官方文献中，有这样的记载：“自去年（崇祯十五年，1642）十二月闯、曹入楚，平贼镇左良玉并各营将领一齐奔溃，扬帆东下，抚治孤掌，力不能支，致荆、襄、承德、黄州属邑，不两月间相继尽陷，伪置官吏。而上游要地隔绝不通，长江天堑与贼共之矣。然此岂坏于贼哉？坏于兵也。此岂略地攻城惟贼之能哉？穷民内乱之能也。盖因连年大旱，百姓逃亡，十存四五，仅留皮骨，而官府以粮饷紧急，尽力追呼，将领以虎狼爪牙，无端掳掠，小民痛恨深入骨髓，汹汹思逞，已非一日。贼因明于此也，因其所恶，与之以好，假为不杀掳、不催科，较土安民，种种愚弄，故所到之处，望风迎顺。” (55)
崇祯十六年（1643）二月，李自成在襄阳建立倡义府；五月，称新顺王。同年三月，张献忠义军破黄州；五月，克汉阳、武昌，改武昌为天授府，称大西王。十月，李自成义军破潼关，击毙兵部尚书孙传庭，占领西安，改长安府。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以长安为西京，建立大顺农民政权，势如破竹，长驱直入，连克太原、大同、宣府。三月十三日，占领昌平，北京的西北屏障，全线溃败；十七日，抵达北京城外，朝廷三大营守军望风而降；十八日，起义军攻克外城，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十九日，李自成大军进入北京，大明王朝宣告灭亡。
四、 后金崛起与辽东战事
“明朝都燕，辽东实为肘腋重地，建置雄镇，藩屏攸赖” (56) ，辽东乃东北要地。因此，明朝曾设辽东二十五卫，并在黑龙江下游设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辖辽东边外。万历十一年（1583），建州女真努尔哈赤以报祖、父之仇为名起兵，仅十年的时间，“太祖遂招徕各部，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国势日盛” (57) ；又南征北讨，相继统一海西及野人女真大部，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控制了辽东边外地区，并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后金政权。
努尔哈赤与明朝的战争，最初多为掠夺人畜、财富。万历四十六年（1618），后金连破抚顺、清河等，朝廷震惊。四十七年（1619），明朝政府以经略杨镐为统帅，统领十多万大军，围攻后金政治中心赫图阿拉。而后金以6万人马，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及附近地区，大败明军，此即著名的萨尔浒战役。
在这一战役之后，后金军又接连取开原、铁岭。明廷委任熊廷弼镇守辽东，后金几次出兵受阻。及熊廷弼因党争被免，天启元年（1621），后金再下辽阳、沈阳，又下广宁，明朝辽东都司的三大军事重镇（开原、辽阳、广宁），先后均告陷落。天启五年（1625），后金定都沈阳。崇祯元年（1628），思宗即位，启用袁崇焕督辽，也并未能够扭转败局，终于“辽东皆陷”。
明人论及辽东战事，认为：“辽事之坏，不坏于无兵，无饷，经略将帅之无人，而坏于大臣无识。” (58) 明朝的辽东败绩，与朝廷对于形势的错误判断有关，党比争竞，用人不专，正为后金所用。天启初年，叶向高为首的东林党人执政。辽东经略熊廷弼，曾为楚党。辽东巡抚王化贞，为叶向高门生，属于东林。叶向高偏袒王化贞，其在广宁拥兵十多万；“而廷弼关上无一卒，徒拥经略虚号而已” (59) 。因党派不同，熊廷弼主张积极防御，其策略却难以落实。王化贞则盲目主张进攻，后金围攻西平，其广宁军倾巢往赴救援，一战即溃，导致广宁的失守。朝廷大臣，“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敌制寇，卒无实着” (60) ，各党借“辽事”相互攻讦，因此导致边事益坏。
天启三年（1623），朝廷委任大学士孙承宗出镇山海关，时“忠贤益盗柄。以承宗功高，欲亲附之” (61) ，孙与叶向高关系密切，不肯依附，于天启五年（1625），遭弹劾而罢免。孙承宗的继任者为阉党高羽，放弃关外，退守山海关。袁崇焕升任宁前道，则不为高羽左右，坚守宁远。天启六年（1626）正月，后金兵攻打宁远，“戴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焕令闽卒罗立，发西洋巨炮，伤城外军。明日，再攻，复被却，围遂解” (62) ，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遂不怿而回” (63) ，八月十一日病逝。
皇太极继位，于天启七年（1627）五月攻打锦州、宁远，再受重创。然袁崇焕非但未能因功封赏，反遭论乞休罢去，至崇祯登基，方任命为蓟辽总督。崇祯二年（1629），后金调整战略，越边进入长城，直抵北京城下。并用反间计，放回俘虏的太监杨春，让他密告曾与袁崇焕私有密约。朝廷轻信，下袁崇焕狱，三年（1630）八月处死。“崇焕既缚，大寿溃而去。武经略满桂以趣战急，与大清兵战，竟死，去缚崇焕时甫半月。……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64) 。崇祯九年（1636），皇太极定国号大清，四月，占领明朝辽东海防重镇皮岛。十四年（1641），包围锦州，时任蓟辽总督洪承畴，善于用兵，清醒认识到必须“步步立营，以守为战” (65) ，但在朝廷严令之下，进兵至锦州附近的松山城集结，城破遭清兵俘虏，明朝的宁锦防线，彻底瓦解。
郑廉《豫变纪略》卷二中有云：“是时，明室之亡决矣。外则防边，内则剿寇，无饷无兵；而将士不用命，士大夫袖手高谈，多立门户，虽贤者不免，不知圣人处此，尚有何计。” (66) 朝廷昏庸，政局混乱，民不聊生，内忧外患，明之灭亡，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