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三言”及适俗导愚
“大众文化”作家冯梦龙，他在通俗小说编辑与创作方面的成就，尤为人所熟知。早在泰昌元年（1620），冯梦龙改写的《三遂平妖传》，已经刊行。其话本小说总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序刊，据绿天馆主人题《古今小说·叙》中说：“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 (1) 又书坊主人天许斋《识语》中说：“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之一为初刻云。” (2) 可知《古今小说》（后改名《喻世明言》）应当是“三言”中的第一种。《警世通言》有“时天启甲子臈月豫章无碍居士题” (3) 《叙》，《醒世恒言》有“天启丁卯中秋陇西可一居土题于白下之栖霞山房” (4) 《叙》。综合判定，则《古今小说》序刊于天启四年（1624）以前，《警世通言》序刊于天启四年（1624），《醒世恒言》序刊于天启七年（1627）。
如众周知，冯梦龙编辑的“三言”，代表了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其能够取得如此卓越的建树，则得力于他的理论自觉。概括而言，其小说主张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通俗性。冯梦龙认为，小说“其文必通俗”（《古今小说·叙》），是因为“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同上） (5) 。“六经国史而外”的诸多创作，“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醒世恒言·叙》） (6) 。所以，“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古今小说·叙》）。而通俗小说，尤其有着其他文体所不具备的阅读效果，“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同上）。基于此，他批评时人以为通俗小说“恨乏唐人风致”的错误认识，认为这是“以唐说律宋，将有以汉说律唐，以春秋战国说律汉，不至于尽扫羲圣之一画不止”（同上）。 (7) 他自己所编辑的“三言”， “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醒世恒言·叙》） (8) ，即旗帜鲜明地以适俗、导愚、“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为追求。
第二是娱乐性。冯梦龙溯源小说的发生，通过对于小说发展史的梳理，指出：“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至于宋。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若通俗演义，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传。泥马倦勒，以太上享天下之养，仁寿清暇，喜阅话本，命内珰日进一帙，当意，则以金钱厚酬。于是内珰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倩人敷演进御，以怡天颜。……暨施、罗二公，鼓吹胡元，而《三国志》《水浒》《平妖》诸传，遂成巨观。”（《古今小说·叙》） (9) 认为通俗小说源自宋人说话，其兴起的原因，便是为了满足人消闲娱乐的需要，其也因此而具有了娱乐性的特质。
第三是文学的教育性。冯梦龙认为小说野史不同于历史，有其虚构存在，如其所云：“野史尽真乎？曰：‘不必也。’尽赝乎？曰：‘不必也。’然则去其赝而存其真乎？曰：‘不必也。’”小说不必尽真，也不必尽假，“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真实的故事，可以弥补史书不得其详之欠缺；虚构的故事，“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警世通言·叙》）的意义 (10) 。因为小说是可以虚构的文学形式，形象生动，也有着不同于其他文体的特殊意义，如其所说：“《六经》《语》《孟》，谭者纷如，归于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如是而己矣。经书著其理，史传述其事，其揆一也。理著而世不皆切磋之彦，事述而世不皆博雅之儒。于是乎村夫稚子，里妇估儿，以甲是乙非为喜怒，以前因后果为劝惩，以道听途说为学问，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其感人的效果，也为其他文体所难以企及：“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夫能使里中儿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视彼切磋之彦，貌而不情；博雅之儒，文而丧质，所得竟未知熟赝而熟真也”（《警世通言·叙》） (11) 。所谓“崇儒之代，不废二教，亦谓导愚适俗，或有藉焉；以二教为儒之辅可也。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不亦可乎”（《醒世恒言·叙》） (12) ，因为小说有此文学教育意义，在冯梦龙看来，其为“六经国史”之辅助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三言”一百二十篇作品，是冯梦龙编辑的宋、元、明小说话本总集。一般认为，其中约有六分之一的作品，来自宋、元旧篇；另有约六分之五的作品，为明代人创作（包括冯梦龙个人的创作）。但在编辑过程中，冯梦龙却是通盘做了系统的加工整理、删改润色，甚者近乎重新创作。而“三言”中的名篇，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玉堂春落难逢夫》《唐解元一笑姻缘》《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灌园叟晚逢仙女》《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施润泽滩阙遇友》等，学界普遍认为，均为明代人创作。
“三言”中所收作品，题材内容十分广泛，艺术形式新颖别致，正如“姑苏笑花主人漫题”《今古奇观序》中所概括：“至所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拔新，洞心骇目，而曲终奏雅，归于厚俗。” (13) 写人情世态、离合悲欢，是其突出的内容；新颖奇异，以通俗化育众生，是其根本的追求。
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中谈到，在《哲学是作为生活的一种方式》的作者皮埃尔·阿道看来，“古代哲学思想适切于日用人生，后人讲哲学则是抽离日用人生”；“在现代学科观念的影响下，我们往往在将古代学问转换成现代学科的过程中，把价值、生活、带有现实意涵的部分打散开来，而且赋予太多定律、规律化的了解”，“有很多东西在转化的过程中被人们遗忘，或是变成低音” (14) 。这些论说，对于我们认识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具有一定的醒示意义。
“三言”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早有定评。然既有相关研究成果，如关于“三言”思想蕴含的研究，大抵集中于其爱情婚姻、商品经济、市民生活、封建吏治主题的探讨，显然是一种现代理论视阈下的当下阐释，而对于体现着辑评者冯梦龙自己的思想，及其文本所包蕴的历史意涵，却在有意或无意中，为之遮蔽，未得到充分的关注。正如有学者所揭示：“冯氏在编纂、加工、整理那些历史上流传下来或当时流行的故事时，是不可能排除其自我思想意识的”，“冯氏的情教观不仅贯穿在他所编的《情史》一书中，也自然要贯穿在他的其他文学作品中。在他所编纂的最著名的小说‘三言’中的不少篇章就蕴含着他这种思想因素” (15) 。还有论者认为：“冯梦龙的情教说，不仅表现在他编的《情史》《古今谭概》《挂枝儿》《山歌》中，也反映在他编著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中”；“重真情、颂扬情痴，而又诫纵欲，颂扬贞节；讲命定、因果报应，劝善惩恶；以至告诫人如何处事，如谦恭、结交重义，不要太看重钱财权势，以为一切皆虚幻。他虽然亲自作者甚少，但是选辑与修改，都反映着他的思想倾向” (16) 。事实上，“三言”不仅在“不少篇章”中蕴含了“这种思想因素”，从其辑评编纂宗旨，到整个作品体系构成，均体现了冯梦龙的“这种思想因素”。可以说，“三言”的编纂，是冯梦龙以通俗文体“为六经国史之辅”，适俗导愚，构建“有情社会”的一次重要文学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