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与商业出版的崛起
娱乐休闲文化古已有之，应该说，宋元时期的瓦舍勾栏，即为大众娱乐休闲文化的雏形。但作为大众自觉的、常态化的、商业性的、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大众娱乐休闲文化，无疑是在明代中后期，伴随着消费社会的出现方始形成。
明朝建国之初，鉴于元朝亡国的教训，崇尚俭朴，如康熙朝理学名臣李光地所说：“元时人多恒舞酣歌，不事生产。明太祖于中街立高楼，令卒侦望其上。闻有弦管饮博者，即缚至，倒悬楼上，饮水三日而死。” (128) 《大明律》中更有明文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粧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粧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129)
明代中期以后，在江南社会，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繁荣，商业化的加剧，大众消费能力的提升，人们不再满足于生存这一基本需要，开始追逐享乐性消费，大众娱乐休闲文化勃兴，商业出版崛起，可谓应运而生。
成化年间为重要转捩。丘濬创作于成化年间的《伍伦全备记》剧本，第一齣《副末开场》中有云：“书会谁将杂曲编，南腔北曲两皆全。”又云：“今世南北歌曲，虽是街市子弟、田里农夫，人人都晓得唱念。” (130) 可见当时南北歌曲流行的情景。戏曲曲艺等娱乐休闲文化渐趋兴盛，成化二年进士陆容，在其《菽园杂记》卷十，记载了成化、弘治年间浙江戏曲的发展：“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虽良家子不耻为之。其扮演传奇，无一事无妇人，无一事不哭，令人闻之，易生凄惨。” (131) 弘治十二年进士都穆，在其《都公谈纂》卷下记载：“吴优有为南戏于京师者，门达锦衣奏其以男装女，惑乱风俗。英宗亲逮问之。优具陈劝化风俗状。上命解缚，面令演之。一优前云‘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云云。上大悦，曰：‘此格言也，奈何罪之？’遂籍群优于教坊。群优耻之。驾崩，遁归于吴。” (132) 弘治五年举人祝允明，在其《猥谈》中说：“自国初来公私尚用优伶供事，数十年来，所谓南戏盛行，更为无端，于是声乐大乱……今遍满四方，转转改易，又不如旧，而歌唱愈缪，极厌观听，盖已略无音律腔调。愚人蠢工，徇意更变，妄名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之类，变易喉舌，趁逐抑扬，杜撰百端，真胡说耳。若以被之管弦，必至失笑，而昧士倾喜之，互为自谩尔。” (133) 成化十年病逝的昆山人叶盛，其《水东日记》中记载：“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
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有官者不以为禁，士大夫不以为非，或者以为警世之为，而忍为推波助澜者，亦有之矣。” (134) 王锜《寓圃杂记》卷五记载：“吴中素号繁华……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 (135) 以及民国《仁和县志》中说：“成化末年，其（仁和）里有鲁姓者，素性机巧，好为美观，时值承平，地方富庶，乃倡议曰，七月十三日乃是褚侯降生，理宜立会以申庆祝。乃纠率一方富家子弟，各出己资，妆饰各样台阁及诸社火，备极华丽。” (136) 这些记载，均可证明娱乐休闲文化在此际开始崛起的事实。
生活于弘治、正德年间，在晚明思想史上影响甚大的王阳明，其对于戏曲的见解殊堪注意：“先生曰：‘古乐不作久矣。今之戏子尚与古乐意思相近。’未达，请问。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圣人一生实事，俱播在乐中。所以有德者闻之，便知他尽善尽美，与尽美未尽善处。若后世作乐，只是做些词调，于民俗风化绝无关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然后古乐渐次可复矣。’” (137) 尽管王阳明所主张的戏曲内容，不外乎敷演忠臣孝子故事，其目的在于借戏曲感染，行教化之功，但他对戏曲艺术的肯定，对于戏曲艺术发展的推助，为功匪浅；而王阳明对戏曲艺术的看重，也透露出在他生活的时代，戏曲在社会上所具有的重要影响和地位。王学后人中，喜爱戏曲音乐者不乏人在，如唐顺之“半醉作文，先高唱《西厢》惠明‘不念法华经’一齣，手舞足蹈，纵笔伸纸，文乃成” (138) ；顾磷“喜设客，每四五日即一张燕……先生每燕必用乐，乃教坊乐工也。以筝琶佐觞，有小乐工名杨彬者，颇俊雅，先生甚喜之” (139) 等。
正德、嘉靖以后，娱乐业逐渐步入高潮。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具体描述了南京的这种变化：“有一长者言：正、嘉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荐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而营声利、畜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逢掖以呫哔帖括、授徒下帏为常，投贽干名之事少，而挟倡优、耽博弈、交关士大夫陈说是非者，百不一二见之。” (140) 正、嘉以后，特别是在江南地区，伎乐风行，如晚明管志道所说：“今之鼓弄淫曲，搬演戏文，不问贵游子弟，庠序名流，甘与俳优下贱为伍，群饮酣歌，俾昼作夜，此吴、越间极浇极陋之俗也。而士大夫恬不为怪，以为此魏晋之遗风耳。” (141) 如果说，顾、管二人是目睹风气新变，感慨世风不古，那么，在康熙年间，隐居苏州吴江的刘献廷，则是径直为小说戏曲风行摇旗呐喊了。其《广阳杂记》中记载：“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刍狗，茅塞人心，是何异壅川使之不流，无怪其决裂溃败也。……戏文小说，乃明王转移世界之大枢机。” (142) 其张扬小说、戏曲之意甚明。
成书于万历年间的《味水轩日记》中，记载了嘉兴地区的一次神会活动，称其持续时间长达二十天以上，“远近士女走集，一国若狂”，周边如“松江、无锡、杭湖之人，万艘鳞集”，不辞辛苦，远道而来，乐此不疲，足见其热烈的程度 (143) 。序署崇祯二年的朱京藩《风流院》传奇，第七齣《絮影》中，叙杭人舒氏妾小青，心情郁闷，老妈妈为她请来盲婆说唱盲词解闷：
（丑）你既然不快，俺去唤个唱盲词的唱唱，与你消遣何如？（旦）也使得。（丑叫，诨介。净扮盲婆，诨上）……（丑引净进见旦，诨介。净）娘娘在上，请问要唱那朝故事，孰代标题？忠臣孝子、烈女贞姬，星前好事、月下佳期，我盲婆俱会唱。（旦）这都不要。有近日的新文，唱个吧！（净）近日新文，只有《魏太监》，到也好听。（丑）好，好，好，就是《魏太监》。 (144)
由其地随叫随到的艺人，可以看出当时当地娱乐业的繁盛普及；叫说唱艺人伺候，以听说书来消遣，反映了当地当时人娱乐追求的“自觉”程度。这一情节，充分反映出在当时的江南社会，娱乐休闲文化已经颇为深入人心。
明代中期以后崛起的大众娱乐休闲文化，与同时期兴起的物质享乐风气一致，其中心地区，均集中于江南，并非偶然巧合。其间有着密切的内在逻辑关系，是一种合乎规律的自然发展。
首先，我们看戏剧这种令“通国若狂”的大众艺术演出。
南戏在北、南宋之交产生于温州。大约在明代成化元年以后，在东南诸省，南戏又衍化出各种新腔，有15种之多：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杭州腔、乐平腔、徽州腔、青阳腔（池州腔）、太平腔、义乌腔、潮腔、泉腔、四平腔、石台腔、调腔，“它们的产地，除潮腔与泉腔出自闽南语系以外，其他大体不出吴语方言的区域，或处于吴语和其他方言的过渡地带” (145) ；而“这些新声腔一经产生，立即便以异常迅速的态势，向南北各地流布，其发展之快，足迹之远，致使原有的古老南戏根本不能望其项背。而在这些新腔调咄咄逼人的攻势下，曾经一度盛极全国的北杂剧竟然从此一蹶不振，陆续萎缩，直至消亡” (146) 。至魏良辅改革昆山腔，新昆腔更是迅速发展，压倒众腔，一枝独秀。据明清之际长洲人徐树丕《识小录》卷四《梁姬传》中说：“吴中曲调起魏氏良辅，隆、万间精妙益出。四方歌曲必宗吴门，不惜千里重赀致之，以教其伶伎，然终不及吴人远甚。” (147) 便反映了这一盛况。吴地百姓对于戏剧艺术的痴迷，如陆文衡《啬庵随笔》卷四所描述：“我苏民力竭矣，而俗靡如故。每至四五月间，高搭台厂，迎神演剧，必妙选梨园，聚观者通国若狂。” (148) 康熙六十一年，瓶园子有《苏州竹枝词》云：“家歌户唱寻常事，三岁孩童识戏文。” (149) 足见其风行之一斑。
（明代苏州戏台）
明清戏班的兴盛，是明清戏剧演出事业繁荣的重要标志。戏班分为家班与民间戏班。刘水云《明清家乐研究》附录《明清家乐情况简表》 (150) ，非常具体地展示了明清家乐发展及其分布的地域特征。由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一，成化前后为家庭戏班的发生期；嘉靖、隆庆时期，戏班飞速发展，进入繁荣期；万历、天启、崇祯时期，为戏班之鼎盛期；顺治、康熙时期，为戏班之持续发展期；乾隆朝，戏班则进入衰微期；嘉、道、咸、光时期，戏班走向没落。其二，从家庭戏班孕育发生伊始，江南便是其最为集中的大本营：正德以前15家戏班，江南以外的仅3家；嘉、隆时期戏班51家，江南以外12家；万历、天启、崇祯时期戏班176家，江南以外37家，江南占据了绝对的中心地位。进入清朝，顺、康时期戏班125家，江南以外约67家，江南戏班虽然已略见疲态，但仍占全国戏班总数的半壁江山；乾隆以后，扬州因为盐商集中的原因，戏班呈畸形繁盛外，江南戏班则随着昆曲传奇时代的式微，走向没落。综合而观，称江南为戏班之重镇，是不争的事实。
民间戏曲演出的风行，更体现出大众文化消费的特征。明人姜准《岐海琐谈》卷七，记浙江永嘉地区演戏情况：“每岁元夕后，戏剧盛行，虽延过酷暑，弗为少辍。如府县有禁，则托为禳灾、赛祷，率众呈举，非迁就于丛祠，则移香火于戏所，即为瞒过矣。醵金之始，延门比屋。先投饼饵为囮，箕敛之际，无计赢诎，取罄锱铢。除所费之外，非饱其欲，未为遽止，虽典质应命有弗恤矣。且戏剧之举，续必再三。附近之区，罢市废业。其延款姻戚至家看阅，动经旬日，支费不訾，又不待言矣。” (151) 张采辑《太仓州志》卷五《风俗志·流习》中记载：“游民四、五月间，二麦登场时，醵人金钱，即通衢设高台，集优人演剧，曰扮台戏。其害，男女纷杂，方三四里内多淫奔，又盗窃乘间。且醵时苛敛，伤及农本，乡镇尤横。” (152) 均透露出民间观戏风气之盛。民间观众对戏曲演出的挑剔，观戏的内行程度，也侧面反映出民间演出的频繁状况，如张岱《陶庵梦忆》中记载：“唱《伯喈》《荆钗》，一老者坐台下，对院本，一字脱落，群起噪之，又开场重做。越中有‘全伯喈’‘全荆钗’之名起此” (153) 。
其次，我们看江南曲艺艺术的发展情况。
明代前期的说唱文艺资料十分稀见，反映了该时期曲艺艺术处在一种沉寂的状态。明代中后期，曲艺的发展步入了繁荣的时代，并表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姜昆、倪锺之主编《中国曲艺通史》称之为“古代曲艺向近现代曲艺的转化”时期 (154) ，不无道理。
刊刻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明代杭州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其卷二十《熙朝乐事》中记载，杭州人八月观潮，其中最早提到了“弹词”一词。有云：“其时，优人百戏，击球、关扑、鱼鼓、弹词，声音鼎沸”；“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若《红莲》《柳翠》《济颠》《雷峰塔》《双鱼扇坠》等记，皆杭州异事，或近世所拟作者也” (155) 。结合明人赵琦美《酉阳杂俎序》中的记载：“吴中廛市闹处，辄有书籍列入檐蔀下，谓之书摊子，所鬻者悉小说、门事、唱本之类。所谓门事，皆闺中儿女子之所唱说也。” (156) 可知在田汝成、赵琦美的时代，市场上应当是存在着不少的弹词唱本或仿作之类。这说明，在明代的江南，弹词不仅是说唱艺术，还成为大众文学读物。
1967年，在上海嘉定县东城公社澄桥大队宣家生产队所在地，发现了明代宣昶夫人的墓葬，发掘出土了说唱词话唱本11册，收录词话13种。据光绪《嘉定县志》卷十六记载：“宣昶，字汝昭，一字蹇斋……领成化戊子乡荐，选惠州府同知。外艰服阕，都御史王恕见昶文，谓必端士，荐补陕西西安府同知，以廉惠称。……卒年九十四。” (157) 可知宣昶乃成化年间的举人。唱本为成化七年至十四年北京永顺堂刊刻。此墓葬中所发现，充分反映出在明代上海地区，词话及其话本，皆十分流行。
评话在元代的流行，从明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其中收录评话26卷，可以证明。晚明以后，在江南城市如苏州、杭州、南京以及扬州等地，评话艺术尤见繁盛，文献中对此多有记载，如《清稗类钞》载：“评话，即说书，又名平词。明末国初，盛于江南。” (158) 《南浦行云录》载：“按平话一流，已见宋人小说中，此技独盛于苏。业此者多常熟人，男女皆有之，而总称之曰说书先生。所说如《水浒传》《西游》《铁冠图》之类，曰大书。” (159) 《壶天录》载：“苏郡有评话词客，每岁腊月间择宽敞书场，按名集资，各奏尔能，说书至十回八回不等。听者喜其分门别类，异曲同工，趋之若鹜。由月初至岁杪，约二十日。” (160) 《芜城怀旧录补录·龚午亭传》记扬州龚午亭说书，闻者“肩骈踵接，几忘身在流徙中”，春秋佳日，“苟无午亭评话，则坐客为之不欢” (161) 。
评话艺术名家辈出，则反映了晚明清初江南评话艺术达到的高度。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一《虹桥录下》记载：“评话盛于江南，如柳敬亭、孔云霄、韩圭湖诸人，屡为陈其年、余淡心、杜茶村、朱竹坨所赏鉴。” (162) 这里所说的柳敬亭、孔云霄、韩圭湖、张樵、陈思、吴逸，都是晚明清初评话艺术界的著名艺人。其中如柳敬亭，吴伟业、黄宗羲、沈龙翔等均为其作传，足见其影响。张岱《陶庵梦忆》卷五《柳敬亭说书》，更具体描绘了柳敬亭说《水浒》的情景：“余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
声如巨钟，说到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
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 (163) 柳敬亭说评话的题材，综合有关记载，可知集中于西汉、隋唐、水浒三类。文献中还记载了其说书的价码：“一日说书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送书帖下定，常不得空。”这当然只能是柳敬亭的说书价格，一般艺人，自然无法望其项背。王士祯《分甘馀话》则记载了听众对其说书的痴迷程度：“余曾识柳于金陵，试其技，与市井之辈无异，而所至逢迎恐后，预为设几焚香。” (164)
其三，商业出版，因应大众娱乐休闲文化消费需要而崛起。
明代出版业的主体，即商业性书坊出版。综合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杜信孚、杜同书《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戚福康《中国古代书坊研究》，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方彦寿《建阳刻书史》，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时期》，陈昭珍《明代书坊之研究》，以及《江苏刻书》等有关研究成果，可约略见出明代书坊的发展脉络及其主要区域分布。明代刻书的中心地带，集中在建阳、金陵、苏州、杭州四地；书坊的飞速发展，始于嘉靖年间，如建阳新开书坊13家，金陵新开书坊10家，苏州新开书坊9家，杭州新开书坊4家。万历年间，金陵新开书坊数量已经超出了建阳。
明代刻书业的地域分布，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中有具体揭示：“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闽、楚、滇、黔则余间得其梓，秦、晋、川、洛则余时友其人，旁诹历阅，大概非四方比矣。” (165) 其中谈到了当时图书的四大中心区域：北京、南京、苏州、杭州。其又云：“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钜帙类书咸荟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弗与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虽连楹丽栋，搜其奇秘，百不二三，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 (166) 认为在四大图书中心区域中，苏州、南京虽然刻本甚多，规模颇大，但以类书巨著为主，鲜见外地图书流通，珍稀之书难寻。又谓：“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 (167) 指出以图书刻印出版而言，吴地、越地、福建最盛，但论其质量，以吴地为最，价值亦重；闽地印书数量最大，价值最为轻贱。
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事部一》中，也谈到了明代各地刻书质量的差异，云：“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寻常耳。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板纸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大凡书刻，急于射利者必不能精，盖不能捐重价故耳。近来吴兴、金陵，骎骎蹈此病矣。近时书刻，如冯氏《诗纪》、焦氏《类林》，及新安所刻《庄》《骚》等本，皆极精工，不下宋人，然亦多费校雠，故舛讹绝少。吴兴凌氏诸刻，急于成书射利，又悭于倩人编摩其间，亥豕相望，何怪其然。至于《水浒》《西厢》《琵琶》及《墨谱》《墨苑》等书，反覃精聚神，穷极要眇，以天巧人工，徒为传奇耳目之玩，亦可惜也。” (168)
引起我们关注的，是从胡应麟与谢肇淛所列举当时的刻书之地中，涉及金陵、苏州、闽、新安、吴兴、楚、滇、黔、秦、晋、洛、蜀、燕、粤。此外，据文献中记载，如常州、扬州、南昌等地，也多有刻书。但综合而观，图书业与刻书业的中心，有金陵、苏州、杭州、吴兴、建阳、北京数地。金陵、苏州、杭州、新安、吴兴、常州、扬州，均在学界一般所认为的文化江南范围。
明清时期的书坊，“是一种具有商业性质的私人出版发行单位” (169) ，“书坊刻印图书，是以营利为目的，以书籍作为商品投入市场的” (170) 。在明代中后期的商业出版大潮中，传统的图书出版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大众文化读物，已然成为十分重要的题材内容。明人叶盛《水东日记》中说：“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有官者不以为禁，士大夫不以为非；或者以为警世之为，而忍为推波助澜者，亦有之矣。” (171) 此为成化年间的图书出版情况。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说：“今小说杂家，无处不刻，何独于经传而靳惜小费哉！” (172) 反映了嘉靖年间的情景。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说：“然古今著述，小说家特盛……至于大雅君子，心知其妄而口竞传之，旦斥其非而暮引用之，犹之淫声丽色，恶之而弗能弗好也。夫好者弥多，传者弥众，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夫何怪焉？” (173) 其中《九流绪论》撰于万历十七年己丑（1589），所反映的自然是迄于此时的情况。清刊《功过格》中说“卖古书不如卖时文，印时文不如印小说” (174) ，上述出版变迁，典型反映了商业出版的特质。
丹纳《艺术哲学》中说：“时代的趋向始终占着统治地位，企图向别方面发展的才干会发觉此路不通；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展的路，不是压制艺术家，就是逼他改弦易辙。” (175) 大众读物出版，正是因为时代风气变化的影响，是为满足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简言之，是“时代的趋向”为艺术家、出版家规定的路线，也是商业出版发展的必然要求。
冯梦龙生活的时代环境，深刻影响了他的人生选择及创作取向。晚明王朝的政治腐败，使得执着追求治平理想的冯梦龙，未能有更大的作为；但社会现状及人生遭际，使他对于社会人生有了更加清醒深切的认识，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也成为其作品的重要素材。江南教育的发达，科举的壅滞，使得冯梦龙的仕进之路显得异常艰难，然而冥冥之中，却为大众文化创作，预备了不可多得的人才，并影响及他的创作领域、艺术形式及作品内容的选择。江南商品经济的繁荣，大众娱乐文化的崛起，商业出版的发达，都使得冯梦龙能够以创作为生，并为其在创作领域中施展才华，提供了空前广阔的舞台。
(1) 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五《答嘉善李子乔书》，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编：《清文海》第19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171页。
(2) 方苞：《方望溪全集》卷十四《修复双峰书院记》，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203页。
(3) 朱剑心：《晚明小品选注》，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页。
(4) 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5) 刘志琴：《晚明史论：重新认识末世衰变》，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6) 樊树志：《晚明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7) 商传：《走进晚明》，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73、22、25—26页。
(8) 商传：《走进晚明》，第19页。
(9) 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
(10)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十一《神宗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94—295页。
(11)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十二《熹宗本纪》，第306—307页。
(12)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十四《庄烈帝本纪》，第335页。
(13) 孟森：《明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55页。
(14) 《明实录·明神宗实录》卷一二五，万历十年六月丙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2335—2336页。
(15) 于慎行撰、吕景琳点校：《谷山笔麈》卷四《相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2页。
(16) 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国立北平图书馆1932年版，第1页。
(17) 张廷玉等：《明史》卷十八《世宗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0—251页。
(18) 张廷玉等：《明史》卷十九《穆宗本纪》，第258页。
(19) 《明实录·明神宗实录》卷四七〇，“万历三十八年四月辛巳”，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8872页。
(20) 《明实录·明神宗实录》卷二一八，“万历十七年十二月甲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版，第4085—4087页。
(21) 《明实录·明神宗实录》卷二一九，“万历十八年正月甲辰”，第4097—4098页。
(22) 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卷七十五，万历十七年六月甲申，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606页。
(23) 《明实录·明神宗实录》卷五一〇，万历四十一年七月丁卯，第9657页。
(24)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43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03页。
(25) 抱阳生编著、任道斌校点：《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十，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50—251页。
(26) 孟森：《明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02页。
(27) 杨涟：《杨大洪先生文集》卷上《劾魏忠贤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644页。
(28) 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卷二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63页。
(29) 张廷玉等：《明史》卷三〇九《列传》第一九七《流贼》，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9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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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丘濬：《伍伦全备记》，明绣谷唐氏世德堂刊本。
(131) 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4页。
(132) 都穆撰、陆采编次、李剑雄校点：《都公谈纂》卷下，《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明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84页。
(133) 祝允明：《猥谈》，陆延枝辑《烟霞小说》第五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25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610页。
(134) 叶盛撰、魏中平点校：《水东日记》卷二十一《小说戏文》，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3—214页。
(135) 王锜撰、张德信点校：《寓圃杂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2页。
(136) 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92页。
(137) 王阳明：《传习录》卷下，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页。
(138) 焦循：《剧说》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75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
(139)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五《史十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4—125页。
(140) 顾起元撰、张惠荣校点：《客座赘语》卷一《正嘉以前醇厚》，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141) 管志道：《从先维俗议》卷五《家晏勿张戏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88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464—465页。
(142) 刘献廷撰，汪北平、夏志和点校：《广阳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06—107页。
(143) 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二，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98—99页。
(144) 朱京藩：《风流院》，《古本戏曲丛刊二集》第24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第25—26页。
(145) 廖奔、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第三卷上编，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46) 廖奔、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第三卷上编，第31页。
(147) 徐树丕：《识小录》卷四，孙毓修编纂《涵芬楼秘笈》第1集影印本。
(148) 陆文衡：《啬庵随笔》卷四《风俗》，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149) 丘良壬等：《中华竹枝词全编·江苏卷》，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295页。
(150) 刘水云：《明清家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24—694页。
(151) 姜准著、蔡克骄点校：《岐海琐谈》卷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152) 钱肃乐修、张采辑：《太仓州志》卷五，康熙十七年增刻本。
(153) 张岱著，夏咸淳、程维荣校注：《陶庵梦忆》卷四《严助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
(154) 姜昆、倪锺之主编：《中国曲艺通史》第六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55)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49—554页。
(156) 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页。
(157) 程其珏：《嘉定县志》卷十六，《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8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313页。
(158) 徐珂：《清稗类钞》第一〇册《音乐类·评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952页。
(159) 引自谭正璧、谭寻：《评弹通考·论“评弹”》，中国曲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93页。
(160) 引自陈汝衡：《说书史话》，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133页。
(161) 引自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31页。
(162) 李斗著，汪北平、涂雨公点校：《扬州画舫录》卷十一，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57页。
(163) 张岱著，夏咸淳、程维荣校注：《陶庵梦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页。
(164) 王士祯撰、张世林点校：《分甘馀话》卷二《柳敬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2页。
(165)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166)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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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李瑞良：《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0页。
(171) 叶盛撰、魏中平点校：《水东日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3—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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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汇纂功过格》卷七《与人格·劝化》，清康熙年间介邑刘氏刻本。
(175) 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