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著作的“大众文化”性质
“子犹著作满人间” (30) 。冯梦龙一生著述宏富，因了时代的久远，历史长河的淘洗，加之其著作本身的非主流大众文化性质，以及书坊冒名伪造等原因，或亡佚失传，或真伪难辨。对此，研究者已经做了大量钩沉索隐、辨伪存真的工作。在此基础上，有关论著并对其加以归类，如缪
禾《冯梦龙和三言》一书将其归纳为九大类别：1.话本·小说类，2.话本·讲史类，3.民歌类，4.笔记小品类，5.传奇类，6.散曲、诗集、曲谱类，7.时事类，8.应举类，9.其他；陆树仑《冯梦龙研究》一书则归纳为五类（即通俗文学、戏曲、诗文笔记、经史、杂著）十五项（时尚歌曲、通俗小说、笑话、戏剧、散曲、曲谱、诗、文、笔记、经学、纪事、注释、方志、画及其他杂著）。上述统计中，除了如陆树仑明确标示“为广招徕而假冯梦龙名义刊布梓行的小说” (31) 数部外，其实仍存在不少作品归属不当，或遗漏未录的问题。如小说《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两汉志传》《古今烈女演义》，民歌《夹竹桃》《黄莺儿》，笔记小品《癖史》《燕居笔记》，诗歌《抗战诗钞》，散曲《最娱情》，以及《楚辞句解评林》《权术揣摩》等，便很难说是冯梦龙的著作；而史著中，如《甲申纪闻》《绅志略》《再生纪略》《淮城纪事》《扬州变略》《京口变略》等，均收录于《甲申纪事》一书中，似也没有单列统计的必要。
结合最新研究成果，我们不妨将基本确认为冯梦龙著作的作品重新加以归类，大体可分成七类十五项：（一）通俗小说：1.话本小说（《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教偶拈》）；2.长篇章回小说（《三遂平妖传》《新列国志》）。（二）戏曲、散曲、曲谱：1.传奇《墨憨斋定本传奇》（《新灌园》《酒家佣》《女丈夫》《量江记》《精忠旗》《双雄记》《万事足》《梦磊记》《洒雪堂》《楚江情》《风流梦》《邯郸梦》《人兽关》《永团圆》，另有《杀狗记》《三报恩》《一捧雪》《占花魁》改本未见）；2. 散曲（《宛转歌》《太霞新奏》）；3. 曲谱（《墨憨斋词谱》）。（三）民歌俗曲（《挂枝儿》《山歌》）。（四）文言小说、专题故事：1.笑话（《笑府》《古今谭概》）；2. 智慧故事（《智囊》《智囊补》）；3.情感故事（《情史》）；4.文言小说（《太平广记钞》）。（五）史著类（《寿宁待志》《甲申纪事》《中兴伟略》）。（六）实用类图书：1.科举教材（《麟经指月》《春秋衡库》《春秋定旨参新》《四书指月》《纲鉴统一》）；2.民间生活类图书（《折梅笺》）；3.游艺类图书（《牌经》《马吊脚例》）。（七）诗集（《七乐斋集》《游闽吟稿》）。
上述冯梦龙的著作，其属于传统雅文化范围的，大约仅有第五类“史著类”、第七类“诗集”等数种而已。其主要著作，无一例外的均可列入“大众阅读”类图书范围。
首先，我们看冯梦龙的通俗小说类编著。关于通俗小说的大众娱乐文化性质，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加以探讨，已刊拙文也对此有进一步论说 (32) 。在明代中后期的商业出版大潮中，图书出版结构较之以往有了重大调整，大众文化读物已然成为最重要的题材内容；通俗小说商业出版的生产渠道，决定了其文化商品的属性，其通俗化的题材形式与休闲娱乐的性能，皆隶属于这一本质特征，服务于这一基本属性。冯梦龙编订“三言”，是应书贾之邀而为。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说：“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 (33) 书坊天许斋《古今小说识语》云：“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分之一为初刻云。” (34) 衍庆堂《醒世恒言识语》云：“本坊重价购求古今通俗演义一百二十种，初刻为《喻世明言》，二刻为《警世通言》，海内均奉为邺架玩奇矣。兹三刻为《醒世恒言》，种种典实，事事奇观。总取木铎醒世之意，并前刻共成完璧云。” (35) 其《新列国志》的创作，也因《三国志演义》“为世所尚”，历史演义小说风行，而自我标榜“奇奇怪怪，邈若河汉，海内惊为异书”，还表示“浸假两汉以下，以次成编，与《三国志》汇成一家言，称历代之全书，为雅俗之巨览” (36) （吴门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序》）。其通俗小说“大众文学”读物的性质，毋庸置疑。
其次，我们看冯梦龙的散曲评选、戏曲改订、曲谱编制。“时曲、戏曲，世所共艳，选几相匹” (37) （《词林逸响·凡例》）；“乐府选行，实繁种类” (38) （《月露音·凡例》）；“杂曲选本，流传甚繁” (39) （《新镌歌林拾翠》卷首竹轩主人识语），晚明以降，适应市场需求，曲选一类图书甚夥。冯梦龙改定戏曲，编选散曲，制作曲谱，皆是立足于音乐文学、大众表演艺术的根本，让散曲回归散曲，让戏曲回归戏曲的举措。其《太霞新奏·序》中论散曲云：“散套推陈致新，戛戛乎难之。当行也，语或近于学究；本色也，腔或近于打油。又或运笔不灵，而故事填塞，侈多闻以示博；章法不讲，而饾饤拾凑，摘片语以夸工，此皆世俗之通病也。作者不能歌，每袭前人之舛谬，而莫察其腔之忤合；歌者不能作，但尊世俗之流传，而孰辨其词之美丑。” (40) 散曲乃音乐文学形式，既不可以学究艰涩，亦不能流于打油，必须考虑其“腔之忤合”，是否适宜于歌唱，以及“词之美丑”，语言的美观美听。《墨憨斋重定双雄记传奇·叙》则论其改订剧本工作：“余发愤此道良久，思有以正时尚之讹。因搜戏曲中情节可观，而不甚奸律者，稍为窜正。年来积数十种，将次第行之，以授知音。” (41) 戏曲作为大众艺术，有其规律和本质特征，必须当行本色，因此，冯梦龙针砭了当时剧坛“坊本彗出，日益滥觞。高者浓染牡丹之色，遗缺精神；卑者学画葫芦之样，不寻根本。甚至村学究手摭一二桩故事，思漫笔以消闲；老优施腹烂数十种传奇，亦效颦而奏技。中州韵不问，但取口内连罗；九宫谱何知？只用本头活套。作者逾乱，歌者逾轻。调罔别乎宫商，惟凭口授；音不分乎清浊，只取耳盈”诸乱象 (42) ，希望戏曲表演可以美听美视，有益教化。正如有研究者所说：“冯梦龙的传奇改编，在戏曲观念上重视舞台表演，将文人的审美情趣与艺人的表演艺术融合，折衷传奇发展过程中的经典化和通俗化，试图在戏曲舞台上实现‘文’与‘艺’的双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本的舞台化创造，并为舞台演出所接受。” (43) 冯梦龙戏曲改本的“大众文化”性质，由此也可见一斑。
其三，我们看冯梦龙的民歌选评。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词曲·时尚小令》记民歌小调的发展云：“自宣、正至成、弘后，中原又行《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嘉、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纽丝》之属，自两淮以至江南，渐与词曲相远，不过写淫媟情态，略具抑扬而已。比年以来，又有《打枣竿》《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 (44) 顾启元《客座赘语·俚曲》中也记载了当时人对于此类小调的喜欢：“里衖童孺、妇媪之所喜闻者，旧唯有《傍妆台》《驻云飞》《耍孩儿》……后又有《桐城歌》《挂枝儿》《干荷叶》《打枣竿》等。” (45) 民歌小调为大众文化形式，的无异议。明末清初金陵书商郑元美奎碧斋刊《新镌南北时尚万花小曲识语》中说：“此集小曲数种，尽皆合时，出自各家规式。本坊不惜重金镌梓，以供消闲清赏。” (46) 书贾肯于“不惜重金镌梓”，正因其可“供消闲清赏”，有着广大的消费群体和市场。冯梦龙友人俞琬纶在其《打枣竿小引》中说冯梦龙《挂枝儿》的编刻，“聊以是为估客乐” (47) ，也透露出冯梦龙编辑此类书籍的原因。清初吴江人钮琇《觚剩续编》中记载，冯梦龙编辑的《挂枝儿》和《叶子新斗谱》刊印行世，“浮薄子弟，靡然倾动致有覆家破产者” (48) ，可见《挂枝儿》《山歌》作为大众读物，在其出版后受到欢迎的程度。
其四，冯梦龙删定文言小说集，编纂专题故事集，其大众文化追求同样昭然可见。《太平广记》由宋人李昉等奉宋太宗之命编纂，全书500卷。冯梦龙“自少涉猎，辄喜其博奥，厌其芜秽”，鉴于其“繁琐”“卷帙浩漫”，以及已有印本“挂漏差错，往往有之”，于是“去同存异，芟繁就简，类可并者并之，事可合者合之，前后宜更置者更置之，大约削简十三，减句字复十二，所留才半，定为八十卷”，希望以适量的篇幅，可信的本子，便于读者的阅读，并以之为“疗俗之圣药”，让世人阅读后一洗俗肠，于是有沈飞仲“爱而刻之”，流通于世（冯梦龙《太平广记钞·小引》） (49) 。其智慧故事集《智囊》《智囊补》的编纂，是“忧夫人性之锢于土石，而以纸上言为之畚锸，庶于应世有瘳尔”，希望“令人学智”（《智囊自序》） (50) ，“知人之所不能知，而断人之所不能断。害以之避，利以之集，名以之成，事以之立” (51) （《明智部总序》），具有开民智的用心。其编选情感故事集《情史》，是抓住大众感兴趣的热门题材，以此张扬其“情教”思想，如其《序》中说：“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种种相，俱作如是观”，“知情之可久，于是乎无情化有，私情化公，庶乡国天下，蔼然以情相与，于浇俗冀有更焉” (52) 。后世书贾将《情史》易名《情天宝鉴》等等，翻印不辍，无非是冯梦龙其书本身大众性特色的进一步放大而已。笑话类著作的编纂，据韵社第五人题《古今笑》中记载，冯梦龙认为：“夫雷霆不能夺我之笑声，鬼神不能定我之笑局，混沌不能息我之笑机。眼孔小者，吾将笑之使大；心孔塞者，吾将笑之使达。方且破烦蠲忿，夷难解惑，岂特疗腐而已哉！”于是社中人怂恿：“吾兄无以笑为社中私，请辑一部鼓吹，以开当世之眉宇。”以之“疗腐”，以之“破烦蠲忿，夷难解惑”，这正是冯梦龙编纂《古今谭概》的初衷 (53) 。然如李渔《古今笑史序》中说：“无如世之善谈者寡，喜笑者众……同一书也，始名《谭概》，而问者寥寥，易名《古今笑》，而雅俗并嗜，购之惟恨不早” (54) ，以“谭概”命名，读者寥寥，易名“古今笑”，则“雅俗并嗜，购之惟恨不早”，易名之举，无非更加彰显其“大众文化”读物的性质而已。相比较，《笑府》的定位要更为显豁。其《序》中云：“古今来莫非话也，话莫非笑也。……经书子史，鬼话也，而争传焉。诗赋文章，淡话也，而争工焉。褒讥伸抑，乱话也，而争趋避焉。或笑人，或笑于人；笑人者亦复笑于人，笑于人者亦复笑人，人之相笑宁有已时？《笑府》集笑话也，十三篇犹云薄乎云尔。或阅之而喜，请勿喜；或阅之而嗔，请勿嗔。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与若皆在其中，供人话柄。不话不成人，不笑不成话，不笑不话不成世界。布袋和尚，吾师乎！吾师乎！” (55)
第五，我们看冯梦龙编著的实用类文化教育图书。在晚明商业出版大潮中，各种应用类图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凡人世所有，日用所需，靡不搜罗而包括之” (56) ，如有研究者所说：“仅据现在能见到的各种书目文献统计就有二百馀种。既有综合性的日用类书，又有蒙学类、尺牍类、商业类、法律类和通书等专门性的日用类书。” (57) 冯梦龙编辑的《折梅笺》属于尺牍类，《牌经》《马吊脚例》为游艺类；《麟经指月》《春秋衡库》《春秋定旨参新》《四书指月》《纲鉴统一》，则属于科举考试类应试图书，这都是明清商业出版中重要的出版题材，有着广泛的读者受众。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冯梦龙著述的“大众文化”取向；而其商业性质，也反映出与中国文化史上早已有之的“通俗文化”的差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冯梦龙的“大众文化”著作，在不同领域开拓创新，领导潮流，占据着高地，体现出很高的成就。如其编辑改定的“三言”代表了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引领了明末清初白话短篇小说创作走向高潮；他编选的《山歌》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由作家个人采录编辑的地方歌谣集 (58) ；他编辑的专题故事集《古今谭概》《智囊补》《情史》等具有开创性，《笑府》等在总体上超迈了前人，影响颇大，“特点突出，构思别具匠心，引人注目，在中国民间故事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