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瓣香李贽
许自昌《樗斋漫录》载，冯梦龙“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蓍蔡，见而爱之” (129) ，称其对李卓吾学说瓣香崇敬、奉为神明。的确，在冯梦龙的思想及创作中，所受李卓吾影响，十分显著。
李贽（1527—1602），原姓林，名载贽，后改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福建晋江（今泉州）人。明代后期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
（李贽画像）
科举时代，读儒家经典，走举业之路，被视作最佳人生选择。李贽自不例外，其《易因小序》中云：“余自幼治《易》，复改治《礼》，以《礼经》少决科之利也，至年十四，又改治《尚书》，竟以《尚书》窃禄。” (130) 其悟性甚高，很快对当时的科举有了清醒的认识：“此直戏耳。但剽窃得滥目足矣，主司岂一一能通孔圣精蕴者耶？” (131) 嘉靖三十一年（1552），考中举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以举人任河南共城县教谕，凡五年。三十九年（1560），升南京国子监博士，不数月，丧父丁艰回籍。服满回京，补北京国子监博士；未久，祖父去世，再度回籍守孝。嘉靖四十五年（1566），补礼部司务。隆庆四年（1570）至万历五年（1577），任南京刑部员外郎。
李贽晚年撰《圣教小引》中有云：“余自幼读《圣教》不知《圣教》，尊孔子不知孔夫子何自可尊，所谓矮子观场，随人说研，和声而已。是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因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正好哑然自笑也已。” (132) 在李贽自己认为，五十岁是他人生思想的一个分水岭。“五载春官，潜心道妙” (133) ，任职北京礼部司务五年中间，开始接触王阳明学说；任职南京刑部员外郎期间，与王学传人罗汝芳、耿定向的学生焦竑交往甚密，“既而徙官留都，始与侯朝夕促膝穷诣彼此实际” (134) ，又见到了罗汝芳和王畿，“无岁不读二先生之书，无口不谈二先生之腹” (135) ，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万历五年（1577），李贽51岁，任云南姚安知府。在任期间，曾撰有一副楹联，可谓自我评价：
听政有馀闲，不妨甓运陶斋，花栽潘县；
做官无别物，只此一庭明月，两袖清风。 (136)
万历八年（1580），三年任满，李贽决意致仕。万历九年（1581）正月，他到了黄安，见到友人耿定理。在湖广的日子里，他陆续结识了一批新的朋友，如周思久、周思敬兄弟，梅国桢、梅国楼兄弟，僧人无念，以及后来成为他弟子的杨定见、梅澹然等。万历十二年（1584）耿定理去世，李贽撰《哭耿子庸四首》《耿楚倥传》深表悼念。万历十三年（1585），因与耿定向交恶，李贽移居麻城。万历十六年（1588）春夏之交，完成《藏书》初稿，削发为僧，移居龙潭，入住周思久兄弟为其修建的芝佛院，在这里编著了《初潭集》《四书评》。万历十七年（1589）编就诗文集《焚书》。
因与耿定向的论争，黄安郡守、兵宪称李贽“左道惑众”，欲行抓捕。于是，李贽四处亡命，于万历十八年（1590）春天，来到公安县，住在荒村破庙中，袁中道《柞林纪谭》记载了他们兄弟拜见李贽的情况：
柞林叟，不知何许人，遍游天下，至于郢中。常提一篮，醉游市上，语多颠狂。庚寅春，止于村落野庙。伯修时以余告寓家，入村共访之。扣之，大奇人。再访之，遂不知所在。予仿佛次其语，以传于后。 (137)
秋天，李贽以新刊《焚书》赠袁氏兄弟。次年，袁宏道再访李贽，相从三月馀，别后作诗《怀龙湖》：“汉阳江雨昔曾过，岁月惊心感逝波。老子本将龙作性，楚人元以凤为歌。朱弦独操谁能识，白颈成群尔奈何。矫首云霄时一望，别山长是郁嵯峨。” (138)
万历二十六年（1598）春，李贽在焦竑陪同下赴南京，先后住定林庵、永庆寺、牛首山、摄山。沈
《李卓吾》中说：“载贽再往白门，而焦竑以翰林家居，寻访旧盟，南都士更靡然向之。登坛说法，倾动大江南北。” (139) 记其在南京的活动及影响。在南京期间，李贽三次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会面，《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四卷第六章《南京的领袖人物们交结利玛窦神父》载：
当时，在南京城里住着一位显贵的公民，他原来得过学位中的最高级别。中国人认为这本身就是很高的荣誉。后来，他被罢官免职，闲居在家，养尊处优，但人们还是非常尊敬他。……他家里还住着一位有名的和尚，此人放弃官职，削发为僧，由一名儒生变成一名拜偶像的僧侣，这在中国有教养的人中间是很不寻常的事情。他七十岁了，熟悉中国的事情，并且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在他所属的教派中有很多的信徒。这两位名人都十分尊重利玛窦神父，特别是那位儒家的叛道者；当人们得知他拜访外国神父后，都惊异不止。不久以前，在一次文人集会上讨论基督之道时，只有他一个人始终保持沉默，因为他认为，基督之道是唯一真正的生命之道。他赠给利玛窦神父一个纸折扇，上面写有他做的两首短诗，这两首短诗就放在利玛窦当时积累的资料中去；这是中国人常见的作风。 (140)
李贽的赠诗，今存于《焚书》卷六，即《赠利西泰》：“逍遥下北溟，迤逦向南征。刹利标名姓，仙山纪水程。回头十万里，举目九重城。观国之光未？中天日正明。” (141)
万历二十七年（1599），李贽赴江西临川探访戏剧家汤显祖。此时的汤显祖，经历了万历十九年（1591）贬官徐闻典史，二十一年（1593）改任浙江遂昌知县，二十六年（1598）辞官回籍，并于当年在家中完成了他的名著《牡丹亭》创作。两人可谓英雄相惜。汤显祖对李贽仰慕有年。早在万历十八年（1590），于南京任上，汤显祖便已经读到了李贽的《藏书》，盛赞其为“畸人”，并希望友人石昆玉帮助，找到李贽别的著作 (142) 。在与其他友人的通信中，他又称“见以可上人之雄，听以李百泉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 (143) ，足见倾慕之情。后来，听闻李贽去世的消息，他还写了《叹卓老》一诗：“自是精灵爱出家，钵头何必向京华？知教笑舞临刀杖，烂醉诸天雨杂花。” (144)
万历三十年（1602）闰二月，都察院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奏疏朝廷，讨伐李贽，有云：“惟时有李贽，号卓吾者，壮岁为官，晚年削发，业已自外于名教，不足齿矣。近又刻《藏书》《焚书》（“书”原作“修”）《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是其人不可一日容于圣明之世，其书必不可一日不毁者。” (145) 万历帝批复：“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 (146) 李贽在通州被捕，狱中受尽各种非刑，万历三十年（1602）三月十五日自刎，十六日气绝身亡，死于狱中。(https://www.daowen.com)
如张岱所言：“李温陵发言似箭，下笔如刀，人畏之甚，不胜其服之甚，亦惟其服之甚，故不得不畏之甚也。异端一疏，瘐死诏狱。温陵不死于人，死于口；不死于法，死于笔。” (147) 李贽《答焦漪园》中云：“又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何如？” (148) 顾炎武则云：“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然虽奉严旨，而其书之行于人间自若也。……而士大夫多喜其书，往往收藏，至今未灭。” (149) 我们且看一下李卓吾被人视作异端的惊世骇俗之论。
首先，李贽的“是非”观。他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说：“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然则今日之是非，谓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可也；谓为千万世大贤大人之公是非，亦可也；谓予颠倒千万世之是非，而复非是予之所非是焉，亦可也。则予之是非，信乎其可也。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馀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 (150) 他反对将孔子推到神坛，其《赞刘谐》中云：“有一道学，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纲常之冠，人伦之衣，拾纸墨之一二，窃唇吻之三四，自谓真仲尼之徒焉。时遇刘谐。刘谐者，聪明士，见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刘谐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其人默然自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李生闻而善，曰：斯言也，简而当，约而有馀，可以破疑网而昭中天矣。其言如此，其人可知也。盖虽出于一时调笑之语，然其至者百世不能易。”认为孔子“亦庸众人类”，说：“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人皆见南子，吾亦可以见南子，何禅而何机乎？子路不知，无怪其弗悦夫子之见也，而况千载之下耶！人皆可见，而夫子不可见，是夫子有不可也。夫子无不可者，而何不可见之有？” (151) 又认为：“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 (152)
其次，李贽的“童心说”。其名篇《童心说》，抨击《六经》《语》《孟》，推尊通俗文学：“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153)
其三，李贽的“六经皆史”观。其《经史相为表里》一文中说：“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 (154) 甚则称：“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 (155)
其四，李贽的女性观。针对“妇人见短，不堪学道”的观点，李贽在他的名篇《答以女子学道为见短书》中说：“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知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 (156) 其《初潭集》中历述二十五位女性故事，有云：“此二十五位夫人，才智过人，识见绝甚，中间信有可为干城腹心之托者，其政事何如也。若赵娥以一孤弱无援女儿，报父之仇，影响不见，尤为超卓。李温陵长者叹曰：是真男子，是真男子！已而又叹曰：男子不如也！” (157) 又曰：“若无忌母、班婕妤、从巢者、孙翊妻、李新声、李侃妇、海曲吕母，皆的的真男子也。” (158) 在其《藏书·司马相如》中，则赞扬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为“善择佳偶”。其中云：
方相如之客临邛也，临邛富人如程郑、卓王孙等，皆财倾东南之产，而目不识一丁，令虽奏琴，空自鼓也，谁知琴心？其陪列宾席者，衣冠济楚，亦何伟也。空自见金而不见人，但见相如之贫，不见相如之富也。不有卓氏，谁能听之！然则相如，卓氏之梁鸿也。使当其时，卓氏如孟光，必请于王孙，吾知王孙必不听也。嗟夫！斗筲之人，何足计事，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不如早自抉择，防小耻而就大计。《易》不云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明相照，同类相招。云从龙，风从虎。归凤求凰，安可污也！ (159)
李贽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如袁中道《李温陵外纪》中说：“当卓吾子被逮后，稍稍禁锢其书，不数年后，盛传于世，若揭日月而行。” (160) 朱国祯也提及时人读书，“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 (161)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价说：“贽非圣无法，敢为异论。虽以妖言逮治，惧而自刭，而焦竑等盛相推重，颇荧众听，遂使乡塾陋儒，翕然尊信，至今为人心风俗之害。” (162) 沈瓒《近事丛残·李卓吾》称其“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务返宋儒道学之说。……儒、释从之者几千万人。其学以解脱直截为宗，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不但儒教溃防，即释宗绳检，亦多所屑弃。” (163)
如上所说，自隆庆四年（1570）至万历五年（1577），李贽曾经任南京刑部员外郎前后七年。冯梦龙于万历二年（1574）出生，这一时期，自然不可能与李贽结缘。万历二十七年（1599）初夏，李贽重游南京，住在城内北门桥永庆寺伽蓝殿，著书立说，传道讲学。二十八年（1600），在焦竑等人的帮助下，《藏书》在南京刻印出版，在金陵盛行，“海内又以快意而歌呼读之” (164) 。此时已经二十七岁的冯梦龙，其少年即以才华知名，作为对于新学说、新事物有着高度敏感的风流名士，接触并接受在金陵盛行的李卓吾学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冯梦龙《古今谭概》中，便有径直录自李贽著作的内容和观点。如卷一《许子伯哭》文后有“卓老曰：‘人以为澹，我以为趣。’” (165) 该条全文引自李贽《初谭集·贤臣》。卷十一《盗》文后有“李卓吾曰：‘击楫渡江，誓清中原，使石勒畏避者，此盗也。俗儒岂知！’” (166) 该条则录自李贽的《初谭集·豪客》。卷十八《天后时三疏》文后有“天后作事，往往有大快人意者，宜卓老称为圣主也” (167) ，该条由《藏书·唐太宗才人武氏》李卓吾评武则天“政由己出，明察善断”而来 (168) 。
王凌《冯梦龙探幽》书中，举例探讨了冯梦龙所受李卓吾的具体影响。如反道学，李贽《藏书·程颐传》中叙程颐渡江，舟将覆，人皆号哭，独其“正襟安坐如常”，事后人问他原因，他说是“心存诚敬耳”，李贽批语“胡说甚” (169) ；冯梦龙《古今谭概》“迂腐部”记程颐故事，其一日为皇帝讲课，帝凭栏戏折柳枝，程颐进言：“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帝不乐，掷柳枝于地。冯梦龙批曰：“遇了孟夫子，好货好色都自不妨，遇了程夫子，柳条也动一些不得。苦哉，苦哉。” (170) 如平等观，李贽有《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如上称引，冯梦龙则说：“语有之：‘男子有德便是才，妇人无才便是德。’其然，岂其然乎？……夫才者，智而已矣。不智则懵，无才而可以为德，则天下之懵妇人，毋乃皆德类也乎？譬之日月，男日也，女月也。日光而月借，妻所以齐也；日没而代，妇所以辅也，此亦日月之智，日月之才也。” (171) 如文学主情，李贽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 (172) 冯梦龙《叙山歌》中说：“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于《挂枝儿》等。” (173) 当然，这种影响是深层多维度的，在冯梦龙的人生品格、思想创作中，都有深刻的渗透。
梅之焕、丘长孺、杨定见等人，皆为李卓吾的崇拜者，又与冯梦龙有交，他们对于冯梦龙接受李卓吾思想，或者会产生更具体的影响。
梅之焕（1575—1641），字彬父，湖广麻城人，梅国祯之侄。楚地著名学者，与李长庚、刘仲英并称“西陵三老”。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历仕吏科给事中、广东副使、太常少卿、右佥都御史、山东学政、江西巡抚、甘肃巡抚。崇祯初为温体仁所忌罢职。李贽移居麻城后，与梅国祯书信往来频繁，万历二十五年（1597），曾前往大同，投奔梅国祯。万历二十八年（1600），在给梅之焕的信中谈道：“公人杰也……不意衡湘老（梅国祯）乃有此儿，又不意衡湘老更有此侄儿也。羡之！慕之！……仆出游五载，行几万里，无有一人可为至圣大贤者，归来见尔弟兄昆玉如此如此，真为不虚归矣。” (174) 梅之
，字惠连，经学家，梅国祯之子，“持身方正，励学湛深，博极群书，工制举艺，与三吴复社诸子颉颃主盟，驰声海内有年” (175) 。梅之焕、之
兄弟，皆与冯梦龙有交。梅之焕于泰昌元年（1620）曾为冯梦龙《麟经指月》作序，盛赞冯氏在《春秋》研究方面的造诣：“敝邑麻，万山中手掌地耳，而明兴独为麟经薮。未暇遐溯，即数十年内，如周、如刘、如耿、如李、如吾宗，科第相望，途皆由此。故四方治《春秋》者，往往问渡于敝邑，而敝邑亦居然以老马智自任。乃吾友陈无异令吴，独津津推毂冯生犹龙也。……无何，而冯生赴田公子约，惠来敝邑。敝邑之治《春秋》者往往反问渡于冯生。《指月》一编，发传得未曾有。余于是益重冯生。” (176) 梅之
列名《麟经指月》“参阅姓氏”，又曾为冯梦龙《古今谭概》作序，其中云：“犹龙《谭概》成，梅子读未终卷，叹曰：‘士君子得志则见诸行事，不得志则托诸空言。老氏云：“谭言微中，可以解纷。”’然则谈何容易？不有学也不足谭，不有识也不能谭，不有胆也不敢谭，不有牢骚郁积于中而无路发摅也亦不欲谭。夫罗古今于掌上，寄《春秋》于舌端，美可以代舆人之诵，而刺亦不违乡校之公，此诚士君子不得志于时者之快事也！”冯梦龙与梅氏兄弟思想上相通，进而加深对李卓吾思想的认识，并接受其思想影响，是十分自然的。
袁中道《李温陵传》中载，李贽移居麻城后，“与僧无念、周友山、丘坦之、杨定见聚，闭门下键，日以读书为事” (177) 。李贽有《丘长孺生日》诗云：“似君初度日，不敢少年看。百岁人间易，逢君世上难。三杯生瑞气，一雨送春寒。对客犹辞醉，尊前有老聃。” (178) 《丘长孺访余湖上兼有文玉》诗云：“春风不扫尘，竹径少行人。何自来君子，而犹现女身。” (179) 《和丘长孺醉后别意》诗云：“难逢是白雪，难别是相知。恨我不能饮，喜君真醉时。” (180) 又有《喜杨凤里到摄山》诗二首，其一云：“十年相守似兄弟，一别三年如隔世。今日还从江上来，孤云野鹤在山寺。”其二云：“忆别龙湖才几时，天涯霜雪净须眉。君今复自龙湖至，鬓里有丝君自知。” (181) 可见其与丘长孺、杨定见之间相交关系的亲密。冯梦龙《情史》有《丘长孺》传，文后批语曰：“余昔年游楚，与刘金吾、丘长孺俱有交。” (182) 万历四十年（1612）冬日序刊的许自昌《樗斋漫录》中，记载了杨定见携李贽批点本《水浒传》来到苏州，“吴士人袁无涯、冯犹龙等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蓍蔡，见而爱之，相与校对再三，删削讹谬，附以余所示《杂志》《遗事》，精书妙刻，费凡不赀。开卷琅然，心目沁爽，即此刻也” (183) 。有学者考证，“袁刊本《忠义水浒全传》中征田虎、王庆二十回”即是冯梦龙“根据简本《水浒》中的人物和情节进行加工、改写，而后增补进去的” (184) 。由此可知，特别是冯梦龙与杨定见的交往与合作，甚至便是以整理李卓吾著作为纽带，其受李卓吾影响，显而易见。
当然，人的思想形成及其发展，如流淌不歇的河流，不同河段，会有不同的水源注入，思想的来源同样是多源的。如前所述，冯梦龙接受李贽思想影响，应该是早在而立之年以前，李贽重游南京的时候。而冯梦龙与梅之焕、杨定见的关系，也需要作如下补充说明。
首先，冯梦龙与梅之焕的关系。据梅之焕泰昌元年（1620）为冯梦龙《麟经指月》所写序中交代，他们并没有多少交往。梅之焕只是从同乡陈无异、王大可的介绍中，对于冯梦龙其人有了一定的了解，得知他到过麻城；因为耿定向的弟弟耿自励“深于《春秋》，亦喜是编，相与从臾付梓” (185) ，而这篇序文，或者是耿自励代为约请，或是由他介绍而撰写的。
其次，冯梦龙与杨定见的关系。在杨定见撰写的《水浒传·小引》中谈道：“自吾游吴，访陈无异使君，而得袁无涯氏。揖未竟，辄首问先生，私淑之诚，溢于眉宇，其胸中殆如有卓吾者。嗣是数过从语，语辄及卓老。求卓老遗言甚力，求卓老所批阅之遗书又甚力。无涯氏岂狂耶癖耶？吾探吾行笥，而卓吾先生所批定《忠义水浒传》及《杨升庵集》二书与俱，挈以付之。无涯欣然如获至宝，愿公诸世。吾问：‘二书孰先？’无涯曰：‘《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知我罪我，卓老之春秋近是。其先《水浒》哉！其先《水浒》哉！’吾笑曰：‘唯，唯！非卓老不能发《水浒》之精神，非无涯不能发卓老之精神。吾之事卓吾先生最久，而无涯之得卓吾先生最深。吾愧无涯矣！然无涯非吾，亦谁能发无涯之精神者！吾不负卓吾先生，无涯亦不负吾兹游也。’” (186) 如上所述，湖广麻城人陈无异，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三十六年（1608）出任吴县令；其继任者周尔发，三十八年（1610）接任 (187) 。又其传中云：“万历三十六年以进士知吴县，尊贤礼士，严绝匪类，有治办声。居二载，调无锡县” (188) 。杨定见“游吴，访陈无异使君，而得袁无涯氏”，应该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至三十八年（1610）陈无异任期之内。冯梦龙与袁无涯也有交往，其《送友访伎》散曲小序中有云：“王生冬，名姝也，与余友无涯氏，一见成契。将有久要，而冬迫于家累，比再访，已鬻为越中苏小矣。无涯氏固多情种，察其家侯姓，并其门巷识之，刻日治装，将诉之六桥花柳中，词以送之。” (189) 但在杨定见这篇足够详细的《小引》中，却只字未提冯梦龙，倘若冯梦龙参与了其事，则他似乎并未给杨定见留下很深的印象，也是可以看出的。
但无论如何，李贽的思想，对冯梦龙的人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对他中年时期开始所竭力从事的适俗导愚，以大众文艺启蒙教化众生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