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游学麻城
接踵而至的人生挫折和打击，确乎对冯梦龙产生了触动。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到中年的冯梦龙，依旧才情自负，他对自己有着十足的自信。他决定要做些更能够证明自己的事情。但在他所处的时代，要改变命运，科举依然是绕不过的关口。总结提升自己赖以成名的《春秋》研究成果，希望尽快地在举业上有所斩获，摆在了冯梦龙的重要议事日程上面。
万历三十六年（1608），湖广麻城人陈无异出任吴县令。陈无异，名以闻，字寄生，号石泓。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其举人、进士，均选考《春秋》。履新不久，他便知道了有位生员叫冯梦龙，在《春秋》研究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便对他青眼有加。明代有“山阳《礼记》，麻城《春秋》”的说法。麻城在当时被视为天下研究《春秋》的重镇，如《麻城县志》中记载：“明代邑人捷春秋闱者，多以麟经显外省。有不远千里来麻就益者，巴县刘尚书春兄弟，均学于麻，以《春秋》起家。他如重庆刘成穆、浙江吴云、四川张大用辈，均随父祖任来麻受经，卒魁乡榜、捷南宫焉。江西安福县相传得麻城麟经诀，李惠时述其事云：‘人称山阳《礼记》，麻城《春秋》，言冠海内人文也……’” (3) 。正因为麻城人多以选考《春秋》高中，为天下人熟知，外省人为了学习《春秋》，纷纷来到麻城，《春秋》研究也因此成为麻城一面响亮的文化招牌。研究《春秋》的冯梦龙，其对于麻城，应该是神往已久了。通过陈无异的媒介，冯梦龙也对于麻城《春秋》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向往之情与日俱增。
应该说，正是陈无异等人，架起了一座沟通冯梦龙与麻城士人交往的桥梁。梅之焕《叙〈麟经指月〉》中说：“鄙邑麻，万山中手掌地耳，而明兴独为麟经薮。……故四方治《春秋》者，往往问渡于敝邑，而敝邑亦居然以老马智自任。乃吾友陈无异令吴，独津津推毂冯生梦龙也。王大可自吴归，亦为余言吴下三冯，仲其最著云。余拊髀者久之。无何，而冯生赴田公子之约，惠来敝邑。敝邑之治《春秋》者往往反问渡于冯生。” (4) 麻城，群山环抱中的一个小县，在明朝，竟然成为天下研习麟经的渊薮。用梅之焕的话说，远的不谈，近几十年以来，如周姓、刘姓、耿姓、田姓、李姓，以及自己的家族，科第不绝，便都经由考麟经而得以高中。因此，各地研习《春秋》的人，接踵而至，前来朝圣。本地人也以此自豪。陈无异即以考《春秋》而中进士起家，自然是这方面的专家，却对县学生员冯梦龙赞赏不绝，揄扬有加；王大可从吴地归来，也对冯氏兄弟，特别是冯梦龙赞赏备至。
因为陈无异、王大可等人对冯梦龙的高度赞许认可，冯梦龙的《春秋》研究，在号称天下麟经渊薮的麻城，逐渐为人所知。而田氏某人的邀约冯梦龙前往麻城，与陈无异、王大可等人对冯梦龙的赞许，应该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冯梦龙去麻城的时间，大约在万历四十五年左右。其前往麻城的目的何在？做了哪些事情？在其《〈麟经指月〉发凡》中有具体的交代：“不佞童年受经，逢人问道，四方之秘策，尽得疏观；廿载之苦心，亦多研悟。纂而成书，颇为同人许可。倾岁读书楚黄，与同社诸兄弟掩关卒业，益加详定，拔新汰旧，摘要芟烦，传无微而不彰，题虽择而不漏。非敢僭居造后学之功，庶几不愧成先进之德云耳。” (5) 谓其童年开始学习《春秋》，痴迷于此，遇有造诣之人，即虚心求教，各地卷子、心得成果，得以遍览；苦心钻研二十多年的成果，编纂成书，征求意见，颇得研究者赞赏。近年游学麻城，与同社中人潜心讨论，将稿子进一步打磨完善，增删补益，提炼精简，使得《春秋》传文之内蕴尽得彰显；所拟作文题目，虽然有所选择，也庶几完备没有遗漏。不敢说有造福成就后学之功，可以无愧地说，将有益助成先贤前辈之德。在这里，冯梦龙自己说得很清楚，是“读书楚黄”，并参加了当地研习《春秋》的文社，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即《麟经指月》初稿，拿出来向大家请教，共同讨论，加以完善，使之完备。列入《〈麟经指月〉参阅姓氏》名单中者，便大多应该是对他这部书的完成，有过具体帮助的人。其中麻城人，有梅国楼、田生芝、田生金、王之机、梅之焕、陈以闻、周之夫、刘钟英、邹人昌、王奇、周应昕、李长年、梅之炜、田生兰、项士贞、周振、梅国棨、周应东、周应仑、刘涵清、鲁重礼、李延、王之桢、梅之
、田弘慈、李春潮、田弘恩、王都会、刘启元、周世护、李围阳、李春江、宋之吕、陈以愿，以及门人刘辉、陈以悫、周应嶷、田弘忠、刘炫、董繁露等40人，以田、王、刘、周、李、梅、陈诸姓居多，大抵麻城一地研究《春秋》的世家。另有汉阳萧丁泰，黄安秦植、耿汝思、耿汝忞、耿汝悫、耿应衡、王三衡、耿应台、李时芳、耿应旗、耿应驺，应该也是在冯梦龙游学麻城的过程中所到之地，特别是去了黄安，向当地《春秋》世家学习，与其交往的记录。
冯梦龙游学麻城，也加深了麻城学人对他的了解，麻城之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梅之焕《叙〈麟经指月〉》中说：“敝邑之治《春秋》者，往往反问渡于冯生。”不完全是虚美之词，而有其根据。不然，作为《麟经》研究的重镇，“以老马智自任”的麻城学者，也不会答应。事实上，麻城周应华，还成为冯梦龙的学生。在冯梦龙《春秋衡库》出版的时候，他毕恭毕敬为老师的著作写了篇推崇备至的跋语。其中说道：“吾师犹龙氏才高殖学，所著多为世珍，而《麟经》尤擅专门。”认为世人读《春秋》，不可不知《春秋衡库》，此书“主以经文，实以《左》《国》，合以《公》《穀》，参以子史，证以他经，断以胡氏，辅以群儒”，取精用弘，重内容，也重文采，从而使得春秋242年的历史，源流清晰，如同贯珠，是是非非，烛照无隐；还提到冯梦龙关于读书的教导：“凡读书，须知不但为自己读，为天下人读；即为自己，亦不但为一身读，为子孙读；不但为一世读，为生生世世读。作如是观，方铲尽苟简之意，胸次才宽，趣味才永。”因此，他认为，冯梦龙的著作，“可示于子孙，可惠于天下，而其精诚直可贯于生生世世” (6) 。其中，冯梦龙关于读书的一番议论，于今仍有启示意义。
《情史》卷六《情豪类·丘长孺》条，有冯梦龙批语云：“余昔年游楚，与刘金吾、丘长孺俱有交。” (7) 由此可知，在麻城，冯梦龙有着相当广泛的交际，比如这里所提到的刘金吾、丘长孺，便不见于上列《参阅姓氏》名单，自然属于冯梦龙在交往文社社友，学习研讨《春秋》以外，另外交往的朋友。(https://www.daowen.com)
《古今谭概》卷八《不韵部·宣水》，有冯梦龙批语云：“余寓麻城时，或呼金华酒为‘金酒’，余笑曰：‘然则贵县之狗，亦当呼“麻”狗矣。’坐客有脸麻者，相视一笑。” (8) 这则笑话，则记录了冯梦龙游学麻城时期，读书研习之馀的社交生活，其中也显示了冯梦龙张扬外露、诙谐幽默的一贯性格。
晚明清初吴江人毛莹有《冯梦龙先生席上同楚中耿孝廉夜话》诗，云：“萧斋文酒雅相宜，沅芷湘兰慰所思。千里云停怀旧社，一时星聚结新知。骚坛共识南风竞，郢曲重翻白雪奇。自笑囊锥已无用，好凭何物较妍媸。” (9) 应当是在冯梦龙游楚归来之后，楚中友人耿氏过访吴地，冯梦龙设宴，相与话别忆旧之作。
万历四十六年（1618）秋天，冯梦龙在南京，时值秋榜之后，应该是参加了本年的乡试，与同样不第的扬州李云翔相晤，“偕游诸院”，并怂恿其撰《金陵百媚》，品六院名姬。李云翔题署“戊午秋日邗江为霖子”所作序言中有载：
南畿为六朝都会，以其纷华靡丽胜也。其尤胜者，桃叶渡头秦淮旧馆是也。予兹岁铩羽金陵，旅中甚寥寂。偶吴中友人过予处，见予郁郁，呵余曰： “李生何自苦乃尔！岂素谓豪侠者，一至此耶？”因偕予游诸院，遍阅丽人。其妖冶婉媚，或以情胜，以态胜，以韵胜，以度胜，甚至以清真雅洁胜，以风流倜傥胜，以浓艳嘲笑胜。虽种种不一，无非乔妆巧抹，以媚人也。总之，千万难当什百，亦何异于当今之世，尽以狐猸公行哉？予殆为之不平。友曰： “子既为之不平，何不一为之平，以洗近日之陋于见闻者？”遂强予。予不觉走笔之下，随花品题，阗然成帙。然次第中微有讽评，大都取其姿态雅洁、丰艳妖媚、清芬可挹、秀色可飧者为最。舍兹而往，品斯下矣。噫嘻！花固以媚人为主，而又不尽以媚人取也。予间有录者，正为青楼之规箴、风月之藻鉴耳。虽然，岂若今之狐猸以媚人者耶？ 噫嘻！ 真可涕也。人才之难，从古皆然，何独辈中哉！ 予何能，谬为不情之加以眩具眼者。因叶君请梓，以公同好，故名“百媚”。其所以媚者，又非兹集所能尽也。 (10)
戊午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 ，《金陵百媚》一书题署“广陵为霖子著次，吴中龙子犹批阅”，卷首图像后有题署“吴中友弟龙子犹九顿”跋语：“泼墨时动惜花心，恍然合圃生春。落笔时动疾花心，倏焉满苑悲秋。花兮花兮，素以艳冶媚人，今悉向绮语瑰词受钧衡也” (11) 。据此可知，序中所言之“吴中友人”，乃指冯梦龙。此后，李云翔在天启五年 （1625） 游学蕲州、黄州，曾拜李长庚为师。同年九月，李长庚为冯梦龙《春秋衡库》作序，其中云：“余邑《春秋》，其世业也，习是经者十人而九。……每思国家明经初指，非以隐癖傲士，欲辑一书，备载近代各家之题，采加评定。而冯犹龙《指月》一刻，先余同然。又《大全》中诸儒所说，有与胡相发明者，有愈于胡氏者。其他芜杂，可少删芟。而诸书有与《春秋》相关者，合增刻为一书。犹龙氏近复以《衡库》出矣。犹龙氏才十倍于余。是二书出，为习《春秋》者百世之利也。” (12) 对于冯梦龙的《春秋》研究，给予了颇高的评价。
关于冯梦龙的《春秋》研究，龚鹏程《冯梦龙的春秋学》一文中，有这样的评价：“冯梦龙于五经仅重《春秋》，本就是因‘春秋经世，先王之志’，故其论《春秋》亦以经世为念，著意阐发圣人经世之意”；“冯氏著作，自己虽很耗精神，编写态度迥异于他那些小说戏曲作品，在友朋间也很受推崇。但萧条异代，未获赏音，根本乏人重视，更是明代经学中的冷门”；“但治经学且志在经世资治的冯梦龙，毕竟又是一位文人，文人治经，自有其文学性的追求。因此冯氏之《春秋》学，其实又充满着文学观点，既重词气文章，要从词气文例书法文势上看出《春秋》的大意、圣人的用心；也要让读《春秋》的人由此揣摩出作文之法，以便应试。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性的追求、文学式解经法，遂与其经世资治结合为一体”；总体而言，“无论牧斋式的说法，抑或冯梦龙式，整体上共同促进了经学在晚明的发展”，“那是一个由文学角度全面解读经史诸子的时代”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