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学读本
明代中期以降，伴随着消费社会的形成，大众文化开始勃兴。张翰《松窗梦语》卷七《风俗纪》中云：“夫古称吴歌，所从来久远。至今游惰之人，乐为优俳。二三十年间，富贵家出金帛，制服饰器具，列笙歌鼓吹，招至十馀人为队，搬演传奇；好事者竞为淫丽之词，转相唱和；一郡城之内，衣食于此者，不知几千人矣。” (16) 张采辑《太仓州志》卷五《风俗志·流习》中说：“游民四、五月间，二麦登场时，醵人金钱，即通衢设高台，集优人演剧，曰扮台戏。其害，男女纷杂，方三四里内多淫奔，又盗窃乘间。且醵时苛敛，伤及农本，乡镇尤横。” (17) 潘之恒（1556—1622）《鸾啸小品》卷三《消夏》，具体入微地阐释了戏剧所具有的休闲消夏功能：
吴王夫差载西施于西洞庭，名其湾曰“消夏”。夫夏可休也，而不易消。其可消者，或以色，或以饮，或以弈，或以文，或以剧。而剧之爱最薄。非谓其忘之与？若有所爱，而无所忘，不能以移情易志者，其爱不足溺也！非专一之至能然乎？乐剧之领班者二：曰郝，曰陈。……余素知陈二。今复观剧于茅止生宅。己未休夏前七日，暑最酷。将申登席，戌犹未散。观者汗沾背，而剧者浃踵矣。剧若以凉饮人，以寒中人，无一字之懒漫，而人始不能散。其时会者孺文最以齿尊，伯麐病，献孺倦，而兴犹足以豪，乐阕而五申之，意未尽也。在兵法能贾馀者，气振于纤末，此可破锐，而况击怠归乎？郝，旦；陈，生。各挟艳声。而延年所倚，娇宠在妹。今夜舒殁久，而郝赛之。誉方张，宜衄而振者，恃有赏音在也。吾党相聚，固尚忘情，兹以河朔饮后，无惩于六月之师，其专一之至，足以相摄。乃知吴王之消夏，固不在水一湾矣。陈，练师也；旦，蒋，若徐，皆有劲节，品之中而可上也，则以消夏占者也。 (18)
在潘之恒看来，可以消夏者，乃声色戏剧等，特别是戏剧，沉浸于其中，可以移情易志，而盛夏观剧，如以凉饮人，以寒中人。可见在当时人心目中，戏剧、说书等娱乐休闲文化，有着不可偏废的意义在。
具有商业出版性质的私家书坊，顺应大众文化消费需求而崛起。陆容《菽园杂记》中记载：“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古文之象，愈隆于前已。” (19) 至嘉靖以后，图书出版盛极一时，如王慎中、唐顺之所谈：“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暖，殁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尽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 (20) 不仅有大批读书人刻印自家文稿，即使贩夫走卒，死了以后，其后人也要请人为其写篇墓志或传记，所出版图书的数量，盛况空前，蔚为大观。
在明代中后期迅猛崛起的图书出版业中，书坊是一支重要的生力军。以当时的出版重镇南京、杭州、建阳为例，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列举明代南京书坊94家，认为明代南京书坊“多于建阳九家，更远远超过北京” (21) 。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据《江苏刻书》补充明代南京书坊11家 (22) ，总计达到105家。然据方彦寿《建阳刻书史》所揭，“明代建阳书坊的数量多达221家” (23) 。明代杭州书坊，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开列24家，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时期》开列36家。
书坊出版自然以市场为导向。如清刊《功过格》中说：“今世文家之祸，百怪俱兴。往往倡淫秽之词，撰造小说……其意不过网取蝇头耳”；“江南有书贾稽留者，积本三十金，每刻小说及春宫图像。人多劝止之，不听，以为卖古书不如卖时文，印时文不如印小说。” (24) 聚焦市场需求，满足最广大的图书消费者需要，为书坊出版最显著的特点。叶盛《水东日记》记载：“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
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 (25)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说：“今小说杂家，无处不刻，何独于经传而靳惜小费哉！” (26) 对于当时出版业“于经传而靳惜小费”，却无处不刻“小说杂家”，大惑不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则给出了最好的解答：“然古今著述，小说家特盛……夫好者弥多，传者弥众，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夫何怪焉？” (27) “好者弥多，传者弥众”，因此方才有“日繁”之生产者，也惟此，如冯梦龙署名可观道人所作《新列国志叙》中说：“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汪洋百馀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 (28) 《三国演义》的畅销盈利，引发了书商竞起模仿，于是有了众多的历代演义创作蜂拥问世。
利益驱动带来了强劲的动力。随时随地设摊，或走街串巷，贩卖图书，书坊的经营也相当灵活自由。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记载了杭州书坊的情况：“凡武林书肆多在镇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达衢也。省试则间徙于贡院前；花朝后数日则徙于天竺，大士诞辰也；上巳后月馀则徙于岳坟，游人渐众也；梵书多鬻于昭庆寺，书贾皆僧也。自馀委巷之中，奇书秘简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 (29) 赵琦美《酉阳杂俎序》中，还记载了苏州书摊经营的品类：“吴中廛市闹处，辄有书籍列入檐蔀下，谓之书摊子，所鬻者悉小说、门事、唱本之类。所谓门事，皆闺中儿女子之所唱说也。” (30) 其所经营的“小说、门事、唱本之类”，自然都是广大读者欢迎的通俗读物。孔尚任《桃花扇》中，也借书商蔡益所之口，谈到了南京三山街书肆的出版经营情况：
在下金陵三山街书客蔡益所的便是。天下书籍之富，无过俺金陵；这金陵书铺之多，无过俺三山街；这三山街书客之大，无过俺蔡益所。（指介）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不但兴南贩北，积古堆今，而且严批妙选，精刻善印。……今乃乙酉乡试之年……俺小店乃坊间首领，只得聘请几家名手，另选新篇。今日正在里边删改批评，待俺早些贴起封面来。 (31)
明代南京书坊刻书的题材，“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经史子集、三教九流、新奇小说、八股时文，内容广泛，而值乡试之年，刻印时文，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随时调整图书出版的题材范围。
大众消费类图书，生活类“通俗日用类书”蔚为大宗。翟金明《明代通俗日用类书的刊刻及价值》中说：“‘通俗日用类书’相对于官修大型类书及文士私撰类书而言，栏目清晰，语言通俗，便宜日常实用，是多由民间书坊编刊的一类书籍。……这一类书主要供下层民众日常实用、道德教育及文化娱乐之需要。其书将日常生活所需之各种常识，例如农桑、商业、财产、法律、婚姻、医药、修真、占卜、艺术、文学、饮食、居室、穿戴、路程、车乘、历法、气象、刑律、赋税、算术、命相、劝善、救济、蒙养、尺牍等，分门别类汇于一编，或摘录典籍，或采自民俗，或出以俚语，或图文并茂，大抵以提供士农工商等普通大众随时便用为宗旨，性质如同今日俗称之家庭生活手册。由选材范围及性质来看，既有百科全书式的《万用不求人》《三台万用正宗》《文林妙锦万宝全书》等，也有各种专门性的，如医书、农书、尺牍、律历、商书、善书、消遣娱乐书等。” (32) 此类图书，其书名标识，如“便民图纂”“居家必用”“四民利观”“天下四民利用便观”“天下四民便览”“天下通行”“四民捷用”“士民便用一事不求人”“士民万用正宗不求人”“士民备览便用”“天下便用”“天下民家便用”“切用正音乡谈杂字”“易知杂字”等，均明确昭示了其大众读物的选题定位。
文艺类图书如小说、笑话集、说唱话本等，自然是定位于大众阅读的大众图书出版重要题材。小说类，仅通俗小说一项，据《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著录统计，明代161种（包括少量已佚或明清之际难以断代者） (33) 。而这些作品，究竟有多少版本，很难有确切的统计。如万历己丑（十七年，1589）天都外臣《水浒传叙》中提及，小说之书“无虑数百十家，而《水浒传》称为行中第一” (34) ；万历二十二年（1594）双峰堂刊《忠义水浒传评林·水浒辩》中谈道，“《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 (35) ；明人钱希言《桐薪》中称“今人耽嗜《水浒》《三国》” (36) ；许自昌《樗斋漫录》中说，《水浒传》“其书上自名士大夫，下至厮养隶卒，通都大郡，穷乡小邑，罔不目览耳听，口诵舌翻，与纸牌同行” (37) ；余象斗万历二十年（1592）刻《三国演义》，其《三国辩》说到“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甚至如《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在明代后期，也有不少于七家书坊刊印。此外，如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合刊，或是小说与其他文体合刊，同样具有大众读物的性质，如万历刊《小说传奇合刊》，上栏为话本小说，下栏为文言传奇；明代中后期由金陵、建阳等地书坊刊刻的《国色天香》《绣谷春容》《万锦情林》《燕居笔记》等，则上、下分栏，兼收中篇文言小说、诗文杂类，并且在文字中间，间有插图出现。这些，都足以说明当时通俗小说的创作出版空前繁盛。
曲艺类，1967年上海嘉定县发现明代宣昶夫人墓葬，发掘出土说唱词话唱本11册，收录词话13种。唱本为成化七年（1471）至十四年（1478）北京永顺堂刊刻图书。词话唱本的题材内容，昭示了它服务的对象，绝非少数的精英阶层，而是更为广大的大众读者。其题材主要集中于三类：讲史类3种：《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传》（包括《花关索出身传》《花关索认父传》《花关索下西川传》《花关索贬云南传》4集），《新编说唱全相石郎驸马传》《新刊全相唐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公案类7种：《新刊全相说唱包待制出身传》《新刊全相说唱包龙图陈州粜米记》《新刊全相说唱足本仁宗认母传》《新刊说唱包龙图断曹国舅公案传》《新编说唱包龙图断歪乌盆传》《新编说唱包龙图赵皇亲孙文仪案传》《新编说唱包龙图断白虎精传》；灵怪类3种：《新刊全相说唱开宗义富贵孝义传》《新刊全相莺哥孝义传》《新刊全相说唱张文贵传》。讲史、公案、灵怪故事，皆为大众（特别是下层社会）喜欢的题材。这里的讲史，严格地说，主要是民间传说，其本身就是大众的创造。版式形式，如其书名所示，均有插图：《花关索传》上图下文形式，类元刊《全相平话五种》；其他则半页插图，如《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插图13幅，《包龙图断曹国舅公案传》插图12幅，《包龙图断歪乌盆传》插图6幅，《包龙图断白虎精传》插图3幅，《开宗义富贵孝义传》插图6幅，《莺哥孝义传》插图10幅。插图有题目，揭示图画内容，与正文交相发明。这种形式，体现了商业出版服务于一般受众的宗旨。
令“通国若狂”的戏曲艺术，进入书坊主图书出版的视野，在情理之中。陆文衡《啬庵随笔》卷四描述：“我苏民力竭矣，而俗靡如故。每至四五月间，高搭台厂，迎神演剧，必妙选梨园，聚观者通国若狂。” (38) 《苏州竹枝词》中云：“家歌户唱寻常事，三岁孩童识戏文。” (39) 均可见戏曲在民间所具有的广泛影响力。弘治十一年（1498）金台岳家书籍铺刻印《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终卷有广告文字云：“本坊谨依经书重写绘图，参订编次大字魁本，唱与图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始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 (40) 剧本曲选的读者圈，自然不及戏剧表演的受众那样广泛，但其借助戏曲演出影响的东风，其自身娱乐休闲的性质，也必然使书坊主趋之若鹜，将其作为商业出版的重要题材。
明代的戏曲刊刻分布的区域，涉及江苏、浙江、安徽、北京、陕西、山东、江西、福建、广东等省份城市，但主要集中于南京、苏州、杭州、绍兴、乌程数地，“吴越地区是明代戏曲刊刻的中心，其中又以南京为剧本刊行的核心城市” (41) 。南京刻印戏曲的书坊，如积德堂、少山堂、世德堂、怀德堂、继志斋、广庆堂、三元堂、文林阁、环翠堂、师俭堂、富春堂、文秀堂、周敬吾、奎壁斋、长春堂、德寿堂、丽正堂、两衡堂、天章阁、乌衣巷、汇锦堂，凡20馀家。其中如富春堂，刻有《新刻出像音注花栏南调西厢记二卷》《新刻出像音注司马相如琴心记四卷四十出》《新刻出像音注观世音修行香山记二卷》《新刻出像音注何秀文玉钗记四卷》《新刻出像音注唐朝张巡许远双忠记二卷二十六出》《新刻出像点板音注李十郎紫箫记四卷》《新刻出像音注花栏裴度香山还带记二卷》《新刻出像音注岳飞破虏东窗记二卷》《新刻牡丹亭还魂记四卷》《新刻出像音注释义王尚忠节祭灵庙玉玦记四卷》《新刻出像音注齐世子灌园记二卷三十出》《新刻出像音注花将军虎符记二卷》《新刻出像音注姜诗跃鲤记四卷》《新刻出像音注苏音皇后鹦鹉记二卷》《新刻出像音注范雎绨袍记四卷》《新刻出像音注刘玄德三顾草庐记四卷五十三出》《新刻出像音注韩朋十义记二卷》《新刻出像音注花栏韩信千金记四卷》《新刻出像音注商辂三元记二卷》《新镌图像音注周羽教子寻亲记四卷三十出》《新刻出像浣纱记四卷》《新刻全像鱼篮记二卷》22种剧本。
曲选类著作，如下表所示：
明代书坊刊印曲选一览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在评选《太霞新奏》之前，冯梦龙已经出版了《牌经》《马吊脚例》《挂枝儿》《山歌》《智囊》《智囊补》《古今谭概》《情史》《太平广记钞》《墨憨斋词谱》，创作了传奇《双雄记》，着手改定《墨憨斋定本传奇》，在大众图书编辑出版方面，积累渐丰，影响日著。万历四十年（1612）冬日序刊的许自昌《樗斋漫录》，即记载了杨定见携李贽批点本《水浒传》来到苏州，“吴士人袁无涯、冯犹龙等……见而爱之，相与校对再三，删削讹谬，附以余所示杂志、遗事，精书妙刻，费凡不赀。开卷琅然，心目沁爽” (42) 。
在晚明大众文化出版的视野中，我们已不难看出《太霞新奏》大众文学读本的性质。
首先，以新为标榜，自我夸耀。如顾曲散人《序》中有云：“余扼揽此道，间取近日名家散曲，择其娴于词，而复不诡于律者，题曰‘新奏’而冠以‘太霞’。太霞者，太极真人命青童所歌曲名也。……此曲应从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43) 其《发凡》中云：“散曲如往时所传诸套，习闻易厌。兹选取名‘新奏’，大都名家新制，未经人耳目者”，“虽未空群，庶几巨览” (44) 。并不惜贬斥同行，云：“坊刻时曲，腔板讹传，妍媸不辨。兹刻按谱定板，复细加批阅，使歌者可以审腔，作者有所取法”，“前辈不欲以词曲知名，往往有其词盛传，而不知出于谁手者。《吴歈萃雅》悉取文人姓字，妄配诸曲，欲眩世目，贻笑明眼。兹刻选止新词，于古曲未悉釐正。唯二沈先生制，久为人借去数套，今特还之。其有讹传未的者，姑托之无名氏，以俟徐考” (45) 。对照当时大众图书商业出版广告，如周曰校《三国志通俗演义识语》中云：“是书也，刻已数种，悉皆伪舛，茫昧鱼鲁，观者莫辨，予深憾焉。辄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校雠。俾句读有圈点，难字有音注，地里有释义，典故有考证，缺略有增补，节目有全像；如牖之启明，标之示准。此编此传，士君子抚养心目俱融，自无难留，诚与诸刻大不侔矣。鉴者顾
书而求诸，斯为奇货之可居。” (46) 表述方式似曾相识，其作为大众读物、商业炒作之迹，并无二致。
其次，书中随处可见的文字注释，恰可印证其大众读物的读者定位。如卷一沈伯明《周生别妓赋此纪情》套曲“賸今宵天一涯”注：“賸音盛。”卜大荒《中秋夜集虎丘四望阁》套曲“两两携手，拂麈坐青苔”注：“麈音主。” (47) 卷二沈伯英《偎情》套曲“抵死恨着伊，恰恨罢又添萦系”注：“萦系音盈计。”沈伯英《复合》套曲“为甚的花儿懒簪”注：“‘簪’有二音，此从兹三切。”“发儿乱鬖”注“鬖音三。”“正晴烟漠漠柳毶毶”注“毶音三。” (48) 此类例子甚多，不赘举，正如《发凡》中所云：“曲中原不用艰深字眼，间有音切，以防俗误。” (49) 虽然未必是疑难生僻之字，而多作注音，无非因为其阅读者多为文化水平不高的一般读者或艺人（俗人）。
其三，《太霞新奏》所选作品题材内容，从其题目如“咏柳”“训妓”“中秋咏桂”“代周生泣别阿蝉”“周生别妓赋此纪情”“姻缘”“暮春初会”“情仙曲”“中秋夜集”“别恨”“别情”“拟刘采春寄元微之”“旅思”“偎情”“复合”“春思”等，风花雪月类题材，同样可以见出其对于大众兴趣的关注，以及迎合大众阅读的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