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众文化”的历史语境
“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的概念，英文中叫“popular culture”，中文里也译作“流行文化”或“通俗文化”。何谓“大众文化”？亦可谓众说纷纭，英国学者约翰·斯道雷在其《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中概括有六种说法：其一，它是一种“广受欢迎，或者众人喜好的文化”；其二，它“泛指达不到高雅文化标准的文化作品与文化实践”；其三，它是“为了满足大量消费而大批量生产的文化，其观众是没有鉴别力的消费者”；其四，它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的文化”；其五，它是“社会中从属群体的抵抗力量与统治群体的整合力量之间相互斗争和谈判的场所”；其六，它是一种“消融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艺术与商业之间界限的文化类型”。而作为现代范畴的“大众文化”，其内涵“往往是特指文化工业部分批量生产的商业化的消费文化”。 (12) 在中国明代中后期涌现出的具有商业化、娱乐化、模式化诸特征的文化成果，虽然并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的“大众文化”，事实上已经具有了“大众文化”的若干特质。
戏曲演出艺术，丘濬创作于成化年间的《五伦全备记》剧本第一出有云：“书会谁将杂曲编，南腔北曲两皆全”；“今世南北歌曲，虽是街市子弟、田里农夫，人人晓得唱念” (13) ，便已经揭示了当时社会南北歌曲流行的盛况。成化年间进士陆容，其《菽园杂记》卷十记载，成化、弘治年间，浙江戏曲十分繁盛：“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优者，名曰‘戏文子弟’，虽良家子亦不耻为之。” (14) 正、嘉之后，在江南地区，更是伎乐风行，如管志道所说：“今之鼓弄淫曲，搬演戏文，不问贵游子弟，庠序名流，甘与俳优下贱为伍，群饮酣歌，俾昼作夜，此吴、越间极浇极陋之俗也。” (15) 清人陆文衡《啬庵随笔》卷四记载，吴地百姓痴迷于戏剧，“我苏民力竭矣，而俗靡如故。每至四五月间，高搭台厂，迎神演剧，必妙选梨园，聚观者通国若狂” (16) ；清初《苏州竹枝词》有云：“家歌户唱寻常事，三岁孩子识戏文。” (17) 也正是晚明以来这一文化传统的延续，反映出戏曲艺术的风行，及其大众娱乐文化的特质。
曲艺表演艺术在明代中期以后，也走向繁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熙朝乐事》记载杭州八月观潮，提到了“弹词”：“其时，优人百戏，击球、关扑、鱼鼓、弹词，声音鼎沸”，“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若《红莲》《柳翠》《济颠》《雷峰塔》《双鱼扇坠》等记，皆杭州异事，或近世所拟作者也。” (18) 《清稗类钞》记载了说评话兴盛：“评话，即说书，又名平词。明末国初，盛于江南。” (19) 《壶天录》也载：“苏郡有评话词客，每岁腊月间择宽敞书场，按名集资，各奏尔能，说书十回、八回不等。听者喜其分门别类，异曲同工，趋之若鹜。由月初至岁杪，约二十日。” (20)
大众文化类读物的出版，其中之类书，如刘天振《明代通俗类书研究》 (21) 所揭示，既有定位于大众阅读、方便实用的民间日用类书，也有如《日记故事》《书言故事》《劝惩故事》《金璧故事》《故事雕龙》《幼学琼林故事》《图像合璧君臣故事句解》等道德故事类大众文史读物，还有如《国色天香》《绣谷春容》《燕居笔记》《万锦情林》等娱乐性大众文艺读物。此外，如小说、剧本、曲选、笑话集、说唱话本等，也均为定位于大众阅读而出版的大众文艺读物。通俗小说类，其“无虑数百十家，而《水浒传》称为行中第一” (22) （天都外臣《水浒传·序》），“《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 (23) （双峰堂刊《忠义水浒传评林·水浒辩》），“上自士大夫，下至厮养隶卒，通都大邑，穷乡小邑，罔不目览耳听，口诵舌翻，与纸牌同行” (24) ；《三国志演义》，“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 (25) （余象斗《三国辩》）；甚至如《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在明代后期，也有不少于七家私人书坊刊印。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合刊，或小说与其他文体合刊，其大众文艺读物的性质同样无可置疑，如万历刊《小说传奇合刊》，上栏为话本小说，下栏为文言传奇；明代中后期由金陵、建阳等地书坊刊刻的《国色天香》《绣谷春容》《万锦情林》《燕居笔记》等，则上、下分栏，兼收中篇文言小说、诗文杂类，并且文字中间也有插图出现。这都说明了当时通俗小说创作出版所达到的盛况。戏曲类，如弘治十一年（1498）金台岳家书籍铺刻《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终卷卷尾有云：“本坊谨依经书重写绘图，参订编次大字魁本，唱与图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始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 (26) 天启年间刊《牡丹亭还魂记·凡例》云：“戏曲无图，便滞不行，故不惮仿摹，以资玩赏，所谓未能免俗，聊复尔尔。” (27) 多家书坊趋之若鹜，将戏曲作为重要出版题材，其间绘图绣像，以利行销，如明代金陵书坊广庆堂、文林阁、世德堂、师俭堂、环翠堂、继志斋、富春堂，钱塘书坊容与堂等，都刻印了大量剧本、曲选。作为大众读物，为了赢得更多的读者喜欢，书坊也在不断探索，通过丰富活跃版面，以进一步加强其可读性，如明刻《八能奏锦》《乐府玉树英》《乐府万象新》《大明春》等，均分上、中、下三栏，上、下栏为曲选，中栏为时调；明刻《词林一枝》《玉谷新簧》分上、中、下三栏，上、下栏为曲选，中栏为散曲、时调；明刻《摘锦奇音》分上、下栏，上栏为小曲等，下栏为戏曲；明刻《尧天乐》分上、下栏，曲选附笑谈、酒令；明刻《时调青昆》分上、中、下三栏，上、下栏为曲选，中栏为笑话、酒令等。笑话集在明代后期也蜂拥而出，如《笑府》《广笑府》《古今谭概》《古今笑》《山中一夕话》《谐语》《雅谑》《笑林》《雪涛谐史》《笑赞》《笑禅录》《广滑稽》《广谐史》《谐史集》等。见于《丛书综录·小说类·谐戏之属》著录之明代后期笑话集便有数十部之多，可见其繁荣之一斑。
关于晚明通俗类书，郑振铎有精彩论说：“当万历年间，民间的一般文化大约是颇高的，所以供给一般民众需要的‘通俗书籍’大为流行。搜辑了许多诗、词、小说或剧本、唱词、笑谈，乃至实用的地理知识等为一书的东西，今所知的已有不少。他们不是《居家必备》一类的家庭实用百科全书，也不是《诸书法海》（即后来的传家宝的祖先）、《事文类聚》、《翰墨大全》一类的平民实用的‘万事须知’、‘日用百科全书’。他们是超出于应用的目的之外的。他们乃是纯文学的产物，一点也不具有实际上应用的需要的。他们的编纂，完全是为了要实用一般民众的文学上与心灵上的需求与慰安，决不带有任何实际应用的目的。” (28) 由此不难看出，在明代中后期的中国社会，特别是江南地区，以戏剧演出、曲艺表演、大众文化读物的出版等为标志，已经迎来了中国的“大众文化”时代。丹纳《艺术哲学》中说：“时代的趋向始终占着统治地位，企图向别方面发展的才干会发觉此路不通；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展的路，不是压制艺术家，就是逼他改弦易辙。” (29) 晚明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大众文化消费心理及新的风气，深刻影响了晚明文化的发展，促成了“大众文化”蔚然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