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山城卧治

第二节　山城卧治

冯梦龙在寿宁知县任，福建学者徐《寄冯寿宁》札中云：“缅惟父台山城卧治，著作日富，铅椠大业，侈于爰书。” (29) 于寿宁任上，冯梦龙创作了《万事足》传奇，篇尾诗亦云：“山城公署喜清闲，戏把新词信手编。” (30) 相互印证，徐所称“山城卧治”，不为无因。康熙《寿宁县志》卷四《冯梦龙》所载，可谓对其任期政绩之考评，有云：“冯梦龙，江南吴县人，由岁贡崇祯七年知县事，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 (31) 乾隆《福宁府志》卷十七《寿宁循吏·冯梦龙传》全同。

“卧治”典出《史记·汲郑列传》，载西汉汲黯为东海太守，体弱多病，“卧闺阁内不出。岁馀，东海大治”；再召为淮阳太守，汲黯辞曰：“臣常有狗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愿为中郎，出入禁闼，补过拾遗，臣之愿也。”武帝曰：“顾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 (32) 。后以“卧治”指政事清简、无为而治。徐《寿宁冯父母诗序》中，更对此有具体描述：“先生深于诗，已行于世者，无不脍炙人口。兹治寿宁，则又成《吟稿》一卷。……令早起坐堂皇，理钱谷簿书，一刻可了。退食之暇，不丹铅著书，则撚须吟咏。计闽中五十七邑令之闲，无逾先生，而令之文亦无逾先生者。顾先生虽耽诗乎，而百端苦心，政平讼理，又超于五十七邑之殿最也。” (33)

一、 冯梦龙的寿宁任期

冯梦龙在60周岁，值花甲之年，以岁贡生资格，由丹徒训导升任福建寿宁知县。上引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崇祯七年（1634）六月十三日记“广文冯犹龙亦以升令进谒” (34) ，明确记载此时冯梦龙已获任命。冯梦龙抵达寿宁知县任的时间，已是该年的八月。《寿宁待志·里役》有载：“八月卑职到任。” (35) 《寿宁待志·祥瑞》有更为具体的记载：

余于崇祯七年甲戌八月十一日到任。次日申刻，见黄云朵朵，自西而东，良久忽成五色，最后变为红霞，生平所未睹也。余喜而赋诗。是冬，果有年。

并附《纪云》诗云：

出岫看徐升，纷纶散郁蒸。莲花金朵朵，龙甲锦层层。

似浪千重拥，成文五色凝。不须占太史，瑞气识年登。 (36)

其到任时间，并无异议。但冯梦龙寿宁知县任期讫于何年？任期究竟有多长时间？却于文献无征。

陆树仑《冯梦龙研究》较早论及这一问题，谈道：“冯梦龙是崇祯七年任寿宁知县的，是年六十一岁。至于是何年离寿宁知县任的，却有不同的记载：《福宁府志》秩官表中，冯梦龙之下是区怀素，区怀素之下是邓之风。区怀素是由举人于崇祯十一年知寿宁县事。《福建通志》职官姓氏中，冯梦龙之下是邓之风，邓之风之下才是区怀素。若邓之风任寿宁知县在区怀素之前，那么，冯梦龙当在到任后不久就离任了。若区怀素在邓之风之前，那么，冯梦龙是在崇祯十一年才离任的。今检《寿宁县志》，所载悉同《福宁府志》。同时，毕九皋在《寿宁县志前记》，有这样一段记载：‘邑乘始修于明嘉靖戊甲张公鹤年，继修于万历乙未戴公镗，复修于崇祯十年冯公梦龙。’既然冯梦龙在崇祯十年还在任上修复《寿宁县志》，《寿宁县志》与《福宁府志》记载相同，那么，冯梦龙是崇祯十一年离任是可以肯定的。” (37) 陆著所谓《寿宁县志前记》，即毕九皋为康熙《寿宁县志》所作《序》，其中“戊甲”有误，原文作“戊申”。毕九皋，河南河内人，由举人于康熙年间任寿宁知县。

（寿宁南山）

此后，王凌《冯梦龙生平简编》（《畸人·情种·七品官——冯梦龙探幽》，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年）、徐朔方《冯梦龙年谱》（《徐朔方集》第二卷《晚明曲家年谱》，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龚笃清《冯梦龙生平行迹考释》（《冯梦龙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高洪钧《冯梦龙年谱》（《冯梦龙集笺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等，均承陆树仑说，并沿袭至今。

对相关文献加以系统梳理，我们发现，首先，陆树仑此说，不为无据，但显然忽略了一个客观存在，即在正式县令到任之前，还存在着代为署理的现象。即以冯梦龙《寿宁待志·官司》中记载来看，如县令方可正，“天启四年任。本年八月，告病乞休。十一月，浦城县学训导戴太守代署” (38) ；王学稷，“天启五年任。次年三月，被劾去，崇安学教谕贺大亨代署”；县令周良翰，“由举人于天启六年任。崇祯四年，以儒生鼓噪解任，转江西王府。二月，延平府通判朱钺代署”；县令尹志伊，“由举人于崇祯四年任。七年三月，考察调四川威远县。四月，福州府照磨罗辰代署。五月，升茶陵卫经历。六月，建宁府照磨何之鸿代署”；冯梦龙，“由岁贡于崇祯七年任” (39) 。《寿宁待志·官司·知县》所载，截止于冯梦龙，而在冯梦龙与下任县令区怀素中间，是否同样存在着代署的情况？今查康熙《寿宁县志》卷四《官守志·职官》记“知县”，冯梦龙之前为尹志伊，后为区怀素。尹志伊，广东东莞人，由举人于崇祯四年（1631）知县事；区怀素，广东高明人，由举人于崇祯十一年（1638）知县事 (40) 。乾隆《福宁府志》卷十五《秩官》之《寿宁知县》，冯梦龙之前为尹志伊，后为区怀素。卷十七《循吏》载，尹志伊，广东东莞人，由举人于崇祯四年（1631）知县事；区怀素，广东高明人，由举人于崇祯十一年（1638）知县事 (41) 。《福建通志》卷二十五《寿宁县知县》，所载相同，冯梦龙之前为尹志伊，后亦为区怀素，而非邓之风 (42) 。且皆不注代署之人。虽然如此，亦不可遽加否定存在着代署的情况。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新见福建诗人曹学佺《石仓诗稿》卷三十三《西峰六四草》收录《赠别冯犹龙大令》，为其赠别冯梦龙致仕离任诗无疑，其中透露了冯梦龙离任的确切时间。诗曰：

迟君无别径，水次即云涯。胜侣开三雅，清心度六斋。

暂然抛墨绶，旋得傍金钗。河尹风流者，宁妨韵事偕！ (43)

曹学佺（1574—1646），字能始，号石仓、泽雁、西峰居士，福建侯官（今福建闽侯）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南京大理寺正、南京户部郎中、四川右参政、按察使、广西右参议等，后辞官不就。家居二十年，著书石仓园中。乃晚明闽中诗坛盟主。根据诗集中编年，知该诗作于崇祯十年（1637）丁丑夏初（其前有诗《四月朔日……》，其后有诗《夏至》），由其中内容可知，应该是在冯梦龙任寿宁知县三年，经朝廷考察之后，未能连任，即将归去之际，曹学佺为其送别之作。诗歌首二句，言送别的地点：因冯梦龙要从水路而去，故诗人在水边迎候饯行。这送别的地点，也将是冯梦龙的去处——云际天涯。“胜侣”二句，点出为良朋开樽取杯，设酒饯行，以及具体时间在“六斋”之日；同时，借佛教的持斋修福之日，夸美友人心性淡泊，不恋官位。但这何尝不是一种宽慰！“暂然”二句，以“抛墨绶”而“得傍金钗”，写其去官后便可享有温柔乡中之福，是亦旧时文人趣尚。“河尹”二句，以汉朝河南尹李膺的典故，表彰冯梦龙为官清正，又藉不无善意的调侃，表达他对未能连任的冯梦龙的恭维：做清官与风流汉，可并行不悖，大可不必以“辞官”去专享风流。对于冯梦龙离开寿宁，从官场退出，回归田园，深致惋惜之意。早年的冯梦龙“逍遥艳冶场，游戏烟花里”“放浪忘形骸” (44) （王挺《挽冯犹龙》），看来曹学佺对他十分了解，由此亦可觇知二人相交相知之深，并说明该资料的可信度。

其三，明朝官员选拔及考核制度，可进一步佐证冯梦龙的寿宁任期，只有三年，而非四年。明朝官员的考察任用，《明史》卷七一《选举志三》有载：“凡升迁，必考满。” (45) “考满之法，三年给由，曰初考，六年曰再考，九年曰通考。依《职掌》事例考核升降。” (46) 其中，“州县以月计上之府，府上下其考，以岁计上之布政司。至三岁，抚、按通核其属事状，造册具报，丽以八法。而处分察例有四，与京官同。明初行之，相沿不废，谓之大计。计处者，不复叙用，定为永制。” (47) 又载：“至（弘治）十四年，南京吏部尚书林翰言，在外司府以下官，俱三年一次考察” (48) 。事实上，明朝中期以后，三考制已经名存实亡，如高拱《本语》卷五中云：“国家仿虞廷之制，文官三年考满，三考始论黜陟。然朝觐考察既有所汰，而在任又有死亡、丁忧、事故去者，则安得便有九年满者补之？故后又有推升之例。推升之例行，于是九年考满者鲜矣！” (49) 也就是说，明朝州、县官员考察，“俱三年一次”。

其具体考察，《明史》卷七一《选举志三》有载：“考满、考察，二者相辅而行。考满，论一身所历之俸，其目有三：曰称职，曰平常，曰不称职，为上、中、下三等。考察，通天下内外官计之，其目有八：曰贪，曰酷，曰浮躁，曰不及，曰老，曰病，曰罢，曰不谨。” (50) 高拱《本语》卷五亦载考察“事例有八目、四科：曰贪、曰酷，为民；曰不谨、曰罢软，冠带闲住；曰老、曰疾，致仕；曰才力不及、曰浮躁浅露，降调外任。” (51) 具体说明了考察之后的不同处分结果。

而在官员考察中，资格出身，也越来越成为影响考察结果的因素。《明史》卷七一《选举志三》记载：“初，太祖尝御奉天门选官，且谕毋拘资格。……至弘、正后，资格始拘，举、贡虽与进士并称正途，而轩轾低昂，不啻霄壤。” (52) 《世宗实录》卷五四六“嘉靖四十四年五月丙申”条载，嘉靖四十四年（1565），南京江西道御史张士佩也谈到这一情况：“司铨者乃不惟其职业修废是视，而惟其出身高下是拘。进士率不三四年而迁，举人稍迟，岁贡则倍蓰矣！……岂进士独贤而举贡尽不肖耶？” (53) 隆庆五年（1571），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高拱《议处科目人才疏以兴治道疏》中亦云：“今布列中外，自州县正官而上，大较皆科目之人。而科目分数，进士居其三，举人居其七。……国初，进士、举人并用，其以举人登八座为名臣者，难以一二计。乃后进士偏重，而举人甚轻，至于今则极矣！其系进士出身者，则众向之，甚至以罪为功。其系举人出身者，则众薄之，甚至以功为罪。上司之相临，同列之相与，炎凉盈面，可鄙可羞之甚，而皆不自顾也。” (54) 而在冯梦龙任职的福建，这样偏僻的地方，此类现象尤其突出，如万历十四年（1586）巡按福建监察御史杨四知所云：“环闽五十七县，甲科居其一，举贡居其四。其在举贡，资格微弱，既不足以镇压，而谓荐举不及，又自安于卑近。其在甲科，屈指四顾，皆弗若于己也。监司郡守又待以异数，虽甚不肖，亦博上考。乃建阳知县何必麟，则公堂聚敛，算及锱铢，用库千金，如取私囊；诏安知县张大器，则贪婪鲜耻，惧告买和，盟神歃血，与民为誓，如皆宇内县邑所未闻也。……此外，尸素偷安者，又难以疏举也。……是岂不肖之独萃于闽乎？亦由数少而骄纵之心易起，激劝之道不著耳！” (55) （《神宗实录》卷一七二“万历十四年三月甲子”条）因为过于强调出身资格，出身甲科者人少，待以异数，即便贪婪鲜耻，也并不影响其“博上考”，可以得到继续升迁。

冯梦龙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其《寿宁待志·官司》中即云：“故自万历庚寅，迄于崇祯甲戌，四十五年间，易令凡十有五。其得量擢而去者，仅两孝廉耳。他岂尽不肖，为一州五十八县之下流哉？肘掣于地方，而幅窘于资格，其情亦多有凄愤而不敢控者矣！” (56) 又其小说《警世通言·老门生三世报恩》中所云“做官里头还有多少不平处，进土官就是个铜打铁铸的，撒漫做去，没人敢说他不字。科贡官兢兢业业，捧了卵子过桥，上司还要寻趁他” (57) 。正因为如此，冯梦龙不得不请曾任职福建的友人祁彪佳，为其在福建巡抚应霞城那里，代为说项。

祁彪佳《与应霞城》信中谈道：

绣斧新莅八闽，绅弁靡不兢兢以奉功令。为贤为否，宁有遁于鉴衡之外。惟是属在亲谊，弟某有不得不一具恳款者。……至于百司济济，在贤可者，自有可见之长。故于同籍同乡之中，或有清真之司李，或有敏妙之邑令，弟皆不敢漫然以推毂。惟寿宁令冯梦龙作诸生时，为先人所识拔；作学博时，又与弟有共事之谊，恐被资格所拘，难以一时露颖，并祈台台垂盼及焉。仰体怜才之盛心，遂不觉冒昧至此，统惟垂照不尽。 (58)

祁彪佳天启二年（1622）考中进士，三年（1623）曾任福建兴化府推官；崇祯四年（1631），任福建道御史。“恐被资格所拘，难以一时露颖”，应该是冯梦龙托其说项的内容。而不具备进士、举人的履历资格，以科贡官出任知县，不仅升迁无望，工作中动辄得咎，处处掣肘，且任职三年时的考察能否通过，更是冯梦龙担心的问题。

如上所述，按照明朝官员考察之八目，贪、酷、不谨、罢软、才力不及、浮躁浅露，自然均与冯梦龙无涉；然“曰老、曰疾”，特别是年龄问题，却是冯梦龙难以回避的问题。据《明史》卷七一《选举志三》载：（太祖）“尝谕礼部：‘经明行修练达时务之士，征至京师。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置翰林以备顾问。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于六部及布、按两司用之。’” (59) 又《太祖实录》卷一七八载：“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当置翰林以备顾问，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则于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之。”冯梦龙以岁贡资格，在六十岁时升任寿宁知县，已属难得；虽然其任期内“政简刑清” (60) ，“百端苦心，政平讼理，又超于五十七邑之殿最”，但在三年之后的地方州县官员考察中，却终究无法避免“曰老、曰疾，致仕”的命运。

综上，我们虽然无法具体确知，在冯梦龙与其下任区怀素中间，寿宁知县是否有人代理，何人代为署理，却完全可以断定，冯梦龙作为寿宁知县的任期，应该只有三年。在崇祯十年的考察中，他最终未能过关。夏初，冯梦龙即因年龄问题致仕，结束了他寿宁知县的使命。

二、 冯梦龙的寿宁治理

明朝景泰六年（1455），寿宁建县。当冯梦龙出任寿宁知县之时，这里设县还不到80年。“岭峻溪深，民贫俗俭” (61) ，“区区寿邑，尤岩偪窄之区”，“沙浮土浅，梯石而耕，连雨则漂，连晴则涸” (62) ，自然条件相当恶劣，经济文化也十分落后。

冯梦龙对于自己所面临的挑战，有着清醒的认识。《寿宁待志·官司》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寿令可为而不可为也。岭峻溪深，民贫俗俭。险其走集，可以无寇；宽其赋役，可使无饥；省其谳牍，可使无讼。寿令胡不可为也？自夫隘废而出入无讥，兵裁而训练无质。茧丝令急，而上与下相仇；赎锾额增，而治与谷争胜。且界杂民顽，粮微事简，而受事者又非科即贡，取怜则不得上同于甲第，征缮则不得下视夫邾莒，救过不暇，见长实难。寿令胡可为也？故自万历庚寅，迄于崇祯甲戌，四十五年间，易令凡十有五。其得量擢而去者，仅两孝廉耳。他岂尽不肖，为一州五十八县之下流哉？肘掣于地方，而幅窘于资格，其情亦多有凄愤而不敢控者矣！虽然以勤补缺，以慈辅严，以廉代匮，做一分亦是一分功业，宽一分亦是一分恩惠。若夫升沉明晦，则天也。余故备载姓名，俾为令者努力自彊，亦冀居上者怜僻吏之清苦，而稍垂矜恤。寿令胡不可为哉！ (63)

所谓寿令可为，加强防御工事建设，便可以无寇；减轻赋役，百姓便可以不闹饥荒；减省诉讼，便可以少去诸多无谓官司。所谓寿令不可为，当时的寿宁，关隘废弛，出入无阻；裁革兵壮，缺乏训练；苛捐杂税，矛盾尖锐；赎金不断增加，治理与生产冲突。并且，省区交界，民风顽劣，粮少而诸事马虎，举人、贡生出身的知县，又不似进士官有上司青眼相加，赋役却又视作下等小县，救过不暇，遑论政绩？自万历十八年（1590）至崇祯七年（1634），四十五年间，十五任县令，仅有两位举人出身者升迁。其他县令，并非皆不肖之辈，只是地方掣肘，困于资格，可悲可慨。虽然如此，冯梦龙认为，升迁委之天命，勤奋可弥补缺陷，仁慈以辅助严明，廉洁用来解决匮乏，做一分是一分功业，宽一分是一分恩惠，寿宁县令，又有什么不能做呢？“士君子得志则见诸行事，不得志则托诸空言” (64) （梅之《谭概序》），冯梦龙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情怀、理想，开始了他由过去的“托诸空言”，向现在的“见诸行事”迈进，也因此有了将其“有情社会”理想构建，付诸具体实施的难得机会。

（一） 平安寿宁建设

寿宁的地理位置，《寿宁待志·关隘》中有云：“寿邑东南并接福安，更南则宁德，西南则政和，北则景宁，东北则泰顺，西北则庆元。盖两省之瓯脱，而五界之门户也。有三关十六隘。……关防在海，而福安正海艘登陆之地，昔年倭寇亦从此道，故四隘特为要害。” (65) 寿宁位于福建东北部，东有宁德市福安，东北是浙江省温州市泰顺，西北邻浙江丽水市景宁、庆元，西为福建南平市政和，南为福建宁德市周宁。地处鹫峰山脉北端，洞宫山脉的东麓，闽东大山的深处。寿宁县城所在地，则“城囿万山之中，形如釜底，中隔大溪。向虽树栅，所恃者隘耳，然仓库、狱囚以城为栏。自遭倭残毁……从此日就崩塌，四门荡然，出入不禁。” (66) “东岭关即车岭头，去县二十五里，一线千仞，仰关者无所措足。东南路第一险峻处，有扁曰‘南门锁钥’。迩来一望茅塞，不逞伏莽，早暮风雨，行人戒心。岭有小庵，道人亦委而去之。” (67) 关于寿宁受倭寇侵扰事，康熙《寿宁县志》卷八有载：“嘉靖三十八年，倭寇自浙来，突至一都四都掳掠，合邑惊惶逃窜。四十一年，倭寇陷城，伤害男妇不可胜纪。四十二年，山寇刘大眼攻城焚屋，惨如倭寇。” (68) 在冯梦龙任期内，其《寿宁待志·盐法》记载：“崇祯九年，海寇突起，焚烧黄崎司，拘盐船赎不得，并焚之。” (69)

而城门关隘，事涉防寇、防贼、防兽等治安工作，皆与百姓生命安全息息相关。冯梦龙到任之后，马不停蹄，立即着手相关修复工作。《寿宁待志·关隘》中记载：“余初莅任，即以忧牖户，万难坐视事，申请各台蠲俸蠲赎，重立四门谯楼，城之崩塌处，悉加修筑。然小东门一带约数丈，较他处低尺许，尚未加增，以乏石料有待。又置打鼓一面，设司更一名于县之门楼。又修复东壩，畜水数尺于城内，规模亦似粗备矣。若溪中之栅，苦乏大材，此一段工程，将来亦不可缺。” (70) 其中关隘，如东岭关，冯梦龙认为“复关必先复庵，乃招庵主，使之增葺墙屋。复给资，令垦荒田数亩，行道稍不寂寞。异日，资粮、火药以庵为外府，即万一增添戍守，亦不患栖息之无所矣。……三关（东岭关、绝险关、铁关）联络，闻风者当自息想。并防院洋，南路可以万全。若青草隘与浙中矿山相连，石门隘系政和正道，福安、庆元偏道。四隘之馀，宜以次及。各隘扼要而居，山径尺许阔，高下曲折，非用武之地。虽有长枪大戟，无所用之。守隘之具，铳第一，弩次之，虽弓矢亦不逮也。多畜硝磺，此最紧着。” (71) 关隘有条不紊地修复，或虽限于经费，暂时未能落实，也已经在未来的规划之中。

地方民兵，是守护一方平安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寿宁“民兵额编二百名，谓之机兵，亦曰民壮”，但后来或因“奉文”裁革，或为福州府借取，或因“助饷”裁员等，冯梦龙到任时，实存100名，“除佥总二名外，又去拨守城垣、库、狱二十名，押催钱粮二十二名，捕衙听差二十名，其随堂者止三十六名。凡拘提、押解、投递紧要公文等俱责成之，而铳手、旗手、吹鼓手别无工食，皆占名于额内，虽谓之无兵可也；然世上“安得烽烟绝警”，面对“县壮素不娴武”，冯梦龙“立正教师一名，副教师二名，专主教训。月必亲试，严其赏罚。人知自奋，有稍暇即往演习”，切实抓好民兵训练工作，为平安寿宁保驾护航 (72) 。

决狱讼，杜冤案，此为平安地方治理又一项重要工作。据《寿宁待志·狱讼》记载，青竹岭村村民姜廷盛状告，其与弟征粮至三望洋地方，为刘世童打劫，并砍伤乃弟。刀伤严重，又有保家作证。不久，刘世童到案，诉说姜廷盛自砍其弟，企图敲诈。以常理推之，没有哥哥砍伤弟弟的道理，又且光天化日之下，如何可以敲诈他人？但姜廷盛衣衫不整，刘世童应对从容，似不曾打架。冯梦龙并没有轻率做出裁决，让他们各自召保暂回。次日，冯梦龙自称外出拜客，出了城西门，径往三望洋，亲自前往调查案情，“遍询父老儿童，莫不言廷盛自砍”。听说姜廷盛的姨妈吴氏曾作劝解，所居之地不远，召来询问了解，也说是姜廷盛误伤。而姜廷盛本家一儿童，是目击斗殴，去向吴氏报信的人，也说确是自砍。深入了解之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原来是姜廷盛曾因里役事，为刘世童在县里告发，结下了梁子。姜廷盛恨之入骨。有弟残疾，平常嫌他吃白饭，于是带他找刘世童打架，希望借刘世童之手，将弟弟打死，一石双鸟，既去了弟弟的负担，也可以借此陷害刘世童。未成想刘世童不予理会，不肯上当。他恼羞成怒，随手取了肉案上的杀猪刀，扔向弟弟，砍伤额头，满面血污。冯梦龙感慨“始知天理所必无，未必非人情所或有”。于是杖责姜廷盛，保家出具甘结，命其领弟弟回家，“若不死，许从宽政，否则尔偿”。其弟得细心调护，终得无恙。冯梦龙也由此深切体会到，“假使余不躬往，或往而不密，必为信理所误矣。” (73) 并将此告诫地方相关工作人员。关于寿宁的狱讼，冯梦龙认识到，“寿讼最简，亦最无情”，“狴犴中，累年无大辟，未必真刑措也”，并总结其原因，拟向上级申报，设置仵作。

铲黑恶，也直接关系到平安寿宁建设的成效。《寿宁待志·铺递》记载，“寿宁有泗洲桥，皆从来顽民渊薮，非劫即窝，根蒂深固，有司知而不敢问。谢教在古田界，去更百五十里，其党强而自固。至磻溪、西溪二处，与泗洲桥素通姻盟，互相应援，一呼百集，目无官府，欠粮拒捕，无所不知。余惩顽民陈百进之事，乃请详上台，本县例有候缺巡简一名，县僻事简，无所用之，责令驻劄七都，一切征逋、提犯俱责成之。” (74) 其中提到的陈百（伯）进，乃地方一霸，“父以主讼问徒，家破尽。进唱杨花丐食，往来于磻溪、西溪之间。因与盗通，家道渐起，恃其口舌，遂为一方之霸。杀人屡案，皆以贿脱，固已弄官府于掌上矣”，勾结匪盗，危害一方。冯梦龙“莅事以来，凡从来难致之犯，如黄茂十、范应龙无不就谳，而独不能致伯进。县差至，阖其门，挈汤壶从楼窗灌下，溃面而返。余耻其衡命，因郡归之便，亲往索之，而进纠西溪恶党朱仙堂等持梃相抗。”借着外出公干，出其不意，最终将其捕获，并“申究问徒”。 (75)

除虎患，是冯梦龙到任不久，做的一项工作。寿宁地处大山深处，野兽出没害人。据《寿宁待志·虎暴》记载，冯梦龙到任之际，便听说城西门外，时常有老虎伤人事件发生，伤人达百馀名，虎患十分严重。因为城门残毁已久，老虎经常于夜间闯入城中，将百姓家的猪犬衔去。经过多方打探，得知平溪地方，有周姓匠人，善于制造捕兽的陷阱，其形如一间小屋，内分三间，各有粗木似窗棂，将羊关入，作为诱饵，中间设机关。老虎突入，触动机关，两个闸门落下，虎困其中，于是可将老虎击毙。当时县里财政紧张，冯梦龙自己捐出薪水，造了几个，放在老虎时常出没的地方。并发动群众，悬赏捕获，捕虎一头，赏银三两。经过半年的努力，在山后、溪头、平溪等处，接连击毙三只老虎，虎患从此绝迹。因为了解到，寿宁虎患，始于西门城楼坍塌之后，于是重建四座城楼，希望以此能够标本兼治。(https://www.daowen.com)

（冯梦龙雕像）

（二） 兴文立教与城乡教化

当时的寿宁，因为经济落后，文教基础也十分薄弱，“学校虽设，读书者少。自设县至今，科第斩然。经书而外，典籍寥寥，书贾亦绝无至者。父兄教子弟以成篇为能，以游泮为足，以食饩为至” (76) 。

一县的最高学府县学，“学宫久倾圮，值廖、吕二师尊同事，皆留意作兴。适有详过修学赎锾二十八金，余益以二十馀金，繇是堂宇载整，学门重建” (77) 。廖即廖燦，福建延平府尤溪县人，以岁贡于崇祯八年（1685）出任寿宁县学教谕，九年（1686），升建宁府学正。吕即吕元英，北直保定府祁州人，以岁贡于崇祯七年（1684）出任寿宁县学训导。二人在《寿宁待志·官司》中均有载。以充修学校的罚款，及冯梦龙的捐助为基础，修整学宫，重建大门，将泮池放在了学宫的院内。破败的棂星门，维修时缺乏大的木料，恰好有旧吏叶际高，长期欠官府罚金十两，无钱，有远处一块山林求售不得，冯梦龙“乃捐俸代输，伐其木”，解决了木料的问题。据《寿宁待志·学宫》记载，修复了学宫，“门外设木屏，以便行者，泮池亦易木桥，朱丹既饰，视昔加焕焉。同事者为今任李师尊” (78) 。李师尊，即廖燦的继任者，浙江温州府瑞安县人，以岁贡，于崇祯九年（1686）任寿宁教谕。

学宫既已修复，接着便是学校教学的正规化。“自余立月课，且颁《四书指月》，亲为讲解，士欣欣渐有进取之志，将来或未量也” (79) 。冯梦龙设立月课，将自己编写的《四书指月》作为教材，亲自讲授，在生员中，逐渐形成了学习进取的风气。冯梦龙也希望由此作育一批读书种子，改变寿宁一地文风不振，科第绝响的局面。

而在一般民众层面，冯梦龙则实施其城乡教化工程。一方面，是民间信仰的重建。寿宁地方，“民间佞佛者，男奉三官，女奉观音”，虔诚崇奉马仙；而“关圣，县无庙宇，止肖像于东门之桥亭”，后来方有三峰寺僧人化缘，在东门外街上修建了小阁。崇祯九年（1636），有百姓联名报告，欲筹钱建祠，冯梦龙颇为赞同，“亦少佐俸资”，终于落成。复修“遗爱公所”，“自知县戴镗以下，凡有功地方者，从众议立主，以存士民忠厚之意”。民间信仰崇拜，是民俗文化的重要构成，“对我国的政治思想、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科学技术等都产生一定的影响”，“已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融化在我们的血液中，沉淀在我们的意识最深处” (80) 。其在古代中国社会治理中，曾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树立正、反两方面典型，奖善惩恶。《坊表》载，县治有状元坊，为宋人缪蟾立，虽然为“有司不察”而建，其子孙申请重建，“以为诸生劝”，冯梦龙则“姑听之” (81) ，因为可以作为劝诫的榜样，同意了他们的申请。冯梦龙认为：“磨世砺俗，必章劝诫。故忠孝节义，日而月之，下者醇谨无咎，备名耆宿，亦宜表著，用风顽钝。……其旌善、申明二亭所标，比于钟之铭、鼎之铸，流芳遗臭，余窃有取焉。” (82) 《寿宁待志·劝诫》中，具体开列了先进、孝子、节妇、乡宾、耆民，各自为其作传，以为榜样。又有“旌善亭”，万历二十年（1592）以前有黄彦畴等7人，在其后，复列柳衡三等5人，以备将来旌表；“申明亭”，列张谏久、符丰等13人，又附陈伯进一人。其中谈道：“申明之典亦久旷矣。符丰者，余初莅任时所申也。仇视其族，遍讼各台，更名借籍，诬杀陷盗，如鬼如蜮，不可端倪。然今日观之，丰不足怪，殆有甚焉。姑附一人于左，以惕其馀。”其“有甚”者陈伯进，“虽申究问徒，未蔽其辜，终当以丹书垂戒” (83) 。

（三） 移风易俗与整治民风

据《寿宁待志·风俗》中记载：“寿邑山险而偪，水狭而迅，人感其气以生，故性悍而量窄，虽锥刀之细，骨肉至戚，死不相让。不知法律，以气相食，凌弱藐寡，习为固然。丁盛之家，人侧目焉。亲戚佣佃，亦号家丁，遇有争斗，各于其党，一呼而集，且快目前，逆理犯上弗忌也。” (84)

在寿宁陋俗之中，以溺死女婴，最为触目惊心：“闽俗重男而轻女，寿宁亦然，生女则溺之。自余设厉禁，且捐俸以赏收养者，此风顿息。” (85) 冯梦龙为此专门颁发了《禁溺女告示》，这是一篇接地气、有特色，别具一格的公告文字，引录如下：

寿宁县正堂冯，为严禁淹女以惩薄俗事：访得寿民生女，多不肯留养，即时淹死，或抛弃路途，不知是何缘故，是何心肠。一般十月怀胎，吃尽辛苦，不论男女，总是骨血，何忍淹弃？为父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妻从何而来？为母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身从何而活？况且生男未必孝顺，生女未必忤逆。若是有家的收养此女，何损家财？若是无家的收养此女，到八九岁过继人家，也值银数两，不曾负你怀抱之恩。如令好善的百姓，畜生还怕杀害，况且活活一条性命，置之死地，你心何安？今后，各乡各堡，但有生女不肯留养，欲行淹杀或抛弃者，许两邻举首。本县拿男子，重责三十，枷号一月，首人赏银五线。如容隐不报，他人举发，两邻同罪。或有他故必不能留，该图呈明，许托别家有奶者抱养。其抱养之家，本县量给赏三钱，以旌其善；仍给照，养大之后，不许本生父母来认。每月朔望，乡头结状中并入“本乡无淹女”等语。事关风俗，毋视泛常，须至示者。 (86)

为了达到晓谕普通村民，令妇孺皆知的目的，首先，文告通篇用白话写作，通俗浅显，明白易懂。其次，循循善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告知养女儿的好处和弃女婴的荒谬。其三，明文规定，严厉打击弃溺女婴的行为。其四，广泛发动群众，将此项列入“每月朔望，乡头结状”中所应报告而不可缺少的内容。不仅如此，还自己捐献薪水，设立收养女婴奖励，可谓用心良苦，此风气终得以改变。

有趣的是，早在宋代，大文学家苏轼贬官黄州期间，也曾为地方溺杀婴儿事，撰有《与朱鄂州书》，向鄂州太守朱寿昌陈情，颇堪与冯梦龙此文对读，可见出精神情怀之一脉传承。其中云：

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麟见过，偶说一事，闻之辛酸，为食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贤，莫足告语，故专遣此人。俗人区区，了眼前事，救过不暇，岂有馀力及此度外事乎？天麟言：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有神山乡百姓石揆者，连杀两子，去岁夏中，其妻一产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毙。报应如此，而愚人不知创艾。天麟每闻其侧近有此，辄驰救之，量与衣服饮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无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辄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爱，天性故在，特牵于习俗耳。闻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陈遵，梦一小儿挽其衣，若有所诉。比两夕，辄见之，其状甚急。遵独念其姊有娠将产，而意不乐多子，岂其应是乎？驰往省之，则儿已在水盆中矣，救之辄免。鄂人户知之。

准律，故杀子孙，徒二年。此长吏所得按举。愿公明以告诸邑令佐，使召诸保正，告以法律，谕以祸福，约以必行，使归转以相语，仍录条粉壁晓示，且立赏召人告官，赏钱以犯人及邻保家财充，若客户则及其地主。妇人怀孕，经涉岁月，邻保地主，无不知者。若后杀之，其势足相举觉，容而不告，使出赏固宜。若依律行遣数人，此风便革。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诱谕地主豪户，若实贫甚不能举子者，薄有以赒之。人非木石，亦必乐从。但得初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缘公而得活者，岂可胜计哉。

佛言杀生之罪，以杀胎卵为最重。六畜犹尔，而况于人。俗谓小儿病为无辜，此真可谓无辜矣。悼耄杀人犹不死，况无罪而杀之乎？公能生之于万死中，其阴德十倍于雪活壮夫也。……

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所活亦数千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恃深契，故不自外。不罪！不罪！此外，惟为民自重。不宣。 (87)

寿宁当地，还有“信巫不信医”的陋俗。据冯梦龙记载，百姓人家，但凡有人生病，照例要请巫师前来迎神，邻居则敲锣打鼓，俗云“打尪”“驱祟”；病人之家，还要摆酒设宴，宴请众人。哪家不照此办理，便会遭邻居白眼，讥讽其吝啬刻薄，群起攻之。而在“打尪”之际，举家竞观，竟置床上病人于不顾。在喧阗锣鼓、鼎沸噪音中，常常有病人绝气而亡，尸骨已冷，家人尚然不知的情况发生。针对这一陋俗，冯梦龙也专门发布告示，严厉禁止，并捐俸施药，于是“人稍知就医”，观念有所改变，但积习已久，“乡村此风不能尽革也” (88) 。

三、 “有志不行”的苦闷

冯梦龙对于寿宁各坊隅图甲，做过十分深入细致的调查，由其《寿宁待志·都图》中关于各图甲地理、物产、税额、民风、经济状况等方面的详细记载，不难看出。其《寿宁待志·官司》中亦云：“岭峻溪深，民贫俗俭。……宽其赋役，可使无饥；……茧丝令急，而上与下相仇；赎锾额增，而治与谷争胜” (89) 。但这些与民生疾苦关涉最深，冯梦龙也最想解决的问题，却常常因为“肘掣于地方，而幅窘于资格”，虽然有相应的改革设想，却最终大抵走向夭折。

关于升科，冯梦龙在《寿宁待志·升科》中认为，此属于“天下有名美而实不美者”一类。平原地带，土地资源丰富，荒芜的田地很多，开垦生田，向国家交税，乃理所应当之事；但在寿宁这样土地资源稀缺的贫瘠山区，“沙浮土浅，梯石而耕，连雨则漂，连晴则涸，但有抛荒，宁留馀地” (90) ，其可耕地资源，十分有限，所谓的垦荒，无非是原本已经纳入交税范围，而后“抛荒”了的“故田”。所谓“抛荒”，其实也是“穷民鬻产未足，并粮鬻之。彼享无粮之租，此认无田之粮。积欠不偿，一逃自脱，虚悬岁久，莫穷根柢”者，卖去田产的百姓，依然要承受原有的交租之责，时间久了，负租已多，无法完成，一走了之，空挂在他们名下的土地，于是成了“悬空”的“荒田”。冯梦龙了解到这一问题的存在，提出“欲以本图所升之数，即抵本图所悬之数，升愈多则悬愈少，行之数年，虚粮渐实，可免图民赔累之苦”，以新开垦田地，抵充原有的悬空亩数，因此可以避免土地虚增所带来的百姓租税负担不断增加的痛苦。但冯梦龙这一关心民瘼的构想，因涉及官吏政绩考核，招致“吏书固争，谓升科系考成一款，必不可少”，阻力太大，“不得已听之”，所谓“今身值升科之事，牵于文法，不行其志”，终于未能付诸实施。

关于赋税，冯梦龙在《寿宁待志·赋税》中指出：“寿粮原额四千八百，而丁粮居半。男子每丁约纳银四钱三分，妇女每口纳银一分三厘，男丁太重。而审丁之日未曾加意推敲，逃一丁，即悬一丁之粮，茧丝之难以此。”并且，旧额“起解才一千六百馀两，馀俱本县存支，所以解额易足。即穷民稍有拖欠，而支或未尽，亦可缓之以市义”；以“中外势逢交困之会，虏寇患切剥肤之时”，朝廷“以佐军兴事”，前后加派，“共一千二百八十二两六钱五分九厘，总起解之数多至三千三百有奇，捐助、借扣不与焉”，如此，“所存支几何？而纲银、驿站等费俱在其中。民无赊欠，库无馀财，欲有司之有为于地方，盖亦难矣” (91) 。该款后，并附其《催征》诗云：“不能天雨粟，未免吏呼门。聚敛非吾术，忧时奉至尊。带青砻早稻，垂白鬻孤孙。安得烽烟息，敷天颂圣恩。” (92) 明末，东北有与满族贵族连年的战争，内地有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烽火，狼烟四起，封建朝廷财政空虚，苛捐杂税，层出不穷，不断加大对人民的搜刮，冯梦龙目睹百姓饥寒交迫，卖儿鬻女，作为封建官员，固不能抗命不遵，而只得违心“聚敛”，他惟有祈盼烽烟早息，其内心的煎熬可以想见。

关于地方军饷权的归属，据冯梦龙在《寿宁待志·兵壮》中记录，寿宁银矿，曾设兵驻守，有固定的编制。最初千户、百户各一名，统领旗军200人。弘治年间，裁革百名。嘉靖年间，银矿关闭，仅留10名看守，因为在荒远的地方戍守，发给全饷。而兵壮的粮饷，由卫中呈空头文书向捕厅领取，与县衙不发生关系。冯梦龙了解到，所谓的10名兵壮，根本没有在岗，全属于吃空饷一类。于是，他上报知府，希望能够将经费划归县管，其一，可以杜绝兵卫冒领，其二，可用此经费，招募把守关隘的兵丁，守矿、守关均可。但知府认为，军粮有定制，不可挪移；旗军既不在岗，可唤回另派差事，将原来编制撤销。冯梦龙的合理建议，再被否决。冯梦龙因此感慨：“俟后人图之，余不敢再详矣。”

关于盐法，具体关涉到民生日用。《寿宁待志·盐法》记载，寿宁原有盐船9只，因折本、争斗等原因，万历三十七年（1609），徽州盐商2人离去，仅存7船；天启五年（1625），因盐商与灶户之间的矛盾，商人改水户，商权益轻，又有一船停运；至崇祯六年（1633），又一户亏本回籍，仅剩本地5船。但“商本益削”，前途未卜，百姓吃盐都成了严重问题。此外，上司有每年缉获私盐2000斤的任务，而贩私盐者，行走于山间小道，人多势众，官府不敢过问，十多名弓兵更无法完成限定额度，于是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弓兵苦不堪言。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冯梦龙提出，灶户承担盐税，不能再加剥夺，只有以官府出面，招徕商人，丰富货源，切实保障百姓用盐，抑制私贩；鉴于当下盐船不足，燃眉之急，则是遵照大盐事例，计户供应食盐，各乡设立官牙，由他们包足一年数额。但冯梦龙的这一构想，报告上去，同样是泥牛入海，逾年未得到批复。

关于里役，《寿宁待志·里役》记载：“图甲十年一轮，凡征解、送迎出入之费悉见年任之。征则雇经催、报殷实，解则佥粮户、出水脚；送迎出入，则备人夫治饮馔。而衙门公馆修理不敷，亦取办焉，即古者‘力役之征’意也。” (93) 但是，雇佣经办人催粮，会有光棍包收的弊端；申报殷实大户，则有私下约定轮流充当的问题；粮户出解税银运费，还有包揽解送税银者过多索取的弊病。百姓缺乏办官差的经验，要有人承包其事。承包者用一报十，一两银子的本钱要挣二两，使得穷苦百姓典妻卖子，家破人亡，尚且不能清还摊派。冯梦龙以造细户花名册，解决了诸如拖欠、经办人雇用、轮流充当殷实户、运费摊派等问题。但另有大造黄册、迎新送旧两大问题，图民“往往以轮及破家”，冯梦龙虽然提出了具体设想，却并未能够得到解决。

黄册，是明朝国家为核实户口、征调赋役，编制的户口版籍。十年造一次，寿宁220甲居民，甲首不懂得如何编制，要雇人来做。承包者或包一甲，或包数甲，最后集中由两名总书来总成。未团局之前，要收缴供给、纸张、油烛等各项费用，犒赏不计在内。团局的时候，不一两天，各人便将材料带回家去，任意拖延，以工钱不够为由，不断勒索费用，数月之后，方才拿出草稿，敷衍塞责。而延期所带来的罚款，或不合要求而退回返工，费用仍然要向百姓摊派，百姓苦不堪言。对此，冯梦龙提出了自己的改革设想：首先，责成22图各甲人户，照依家册编造细册，根据新的变化，不断完善，到了大造黄册的时候，只需审查人口，无需审查产业，便已经省去了工程的大半。其次，把握“三关”。严把用人关，必须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方允其承包；严把经费使用关，雇方已经出了工食、犒谢，倘若因延误或有差错，多出的一切开销，由受雇方负责；其三，费用包干，与总书、算手有切肤关系，他们自然会严把质量关。百姓负担，可以因此大大减轻。但黄册十年一轮，早在冯梦龙到任之前，崇祯七年（1634）已经造办，下一轮在十年之后，冯梦龙的构想，也只能流于一种理想。

官员迎送，据《寿宁待志·里役》中记载，最突出的问题，是官员的离任和到任，送旧迎新。一方面，官员去任、到任，常要动用人夫百馀，少也有数十人之众。本境之内，所到之处，还要备饭接待，随从则肆意索要酒食。乡民不熟悉办理官差，要雇人经办。承包之人，费一开二，或开三、四，并且所需费用，要整笔拿出，凑集不易，只能借贷，加上利息，等到还钱，更加一倍。另一方面，新任一官，衙门便要重新装修，包括置办各种家具，所费不赀。因为缺乏明确制度规定，使得奸民得以自已科敛。还有，《寿宁待志》中例举：“如崇祯七年二月，尹知县去任，罗、何二照磨连换署印，至八月卑职到任，三送三迎，俱值一岁，所费不赀”，百姓负担十分沉重。冯梦龙特向知府汇报，希望能够将其制度化，严格规定新任、离任官员使费额度，“画为定规，通县均派，竟送本官自行备办，此外不许需索分毫”；至于衙门中各种家具资产，属于国有资产，官员离任时，须登记造册，交付明白，“前官所造，自足充后官之用”，即使补充更换，数量有限。但对于冯梦龙的这一建议，知府批复“嫌于私派，仰县再酌”，最终也未能够通过。冯梦龙于此有小注曰：“然从来县官有能不送不迎者乎？送迎有能不费者乎？既无额设公费，有能不责之里役者乎？若不通县公派，势必累见年。倘酌定一规则，送官自办，尚可救靡费之大半也。” (94) 冯梦龙的无奈及其苦闷，洋溢于字里行间。

四、 《春秋》经世理想的实践

冯梦龙在其《〈麟经指月〉发凡》中说：“不佞童年受经，逢人问道，四方之秘策，尽得疏观；廿载之苦心，亦多研悟。纂而成书，颇为同人许可。” (95) 其弟冯梦熊《〈麟经指月〉序》中也说：“余兄犹龙，幼治《春秋》，胸中武库，不减征南。居恒研精覃思，曰：‘吾志在《春秋》。’墙壁户牖皆置刀笔者， 积二十馀年而始惬。……烨烨乎古之经神也哉！而荏苒至今，犹未得一以《春秋》举也。于是抚书叹曰：‘吾惧吾之苦心，土蚀而蠹残也。吾其以《春秋》传乎哉？’……高皇帝尊用儒说，独取胡氏列学官者，非但以其为严冬大雪独秀之松柏者，取其忧患愤发之意，合焉而可以为异日拨乱之书也。今天下镐京磐石，邈禾黍之离；辨琛叩关，绝金缯之耻，似无所用其忧患愤发。然而纪纲之隳窳也，形势之单靡也，夷狄之侵陵也，则亦儒臣专以《春秋》入侍时也。诸葛武侯劝其君曰：‘申、韩之书，益人意智。’岂时可以申、韩，则申、韩；时可以《春秋》，而反不可以《春秋》欤！迩者夷氛东肆，庙算张皇，即行伍中冀有狄武襄、岳少保深沉好《春秋》者，而研精覃思积二十馀年者，独令其以《春秋》抱牍老诸生间，痛土蚀而悲蠹残也！岂时可以《春秋》而学《春秋》者，亦自有其时而后可欤？” (96)

冯梦龙自“童年受经”，以研究《春秋》著名。孔子修《春秋》，用《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中的话说，也即：“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君者而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97)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更进一步揭示了《春秋》经世的思想，有云：“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98) 冯梦龙数十年不辍，浸淫于《春秋》研究，深受其影响，有着坚执的经世“治平”抱负。冯梦熊也感慨乃兄梦龙精研《春秋》而“抱牍老诸生间”，“无所用其忧患愤发”。由此不难觇知，冯梦龙何以在花甲之年，从人间天堂的苏州，不辞千山万水，远赴“岭峻溪深”、贫穷荒芜的山区小县寿宁，任职七品芝麻小官。

《麟经指月》开卷有云：“既曰人君之用，又曰体元，非体、用对说，体即是用，言当体此而用之也。‘用’字固重，‘职’字亦重，必到朝廷百官远近，莫不一于正，方是尽职。而其所先在正心，则是元也，安可不体备于我而用之哉！‘深明其用’句要玩，只为当时人君，但求正人而不求正己之心，把君职都废了，故《春秋》深明之。元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君体此为心，便是正心，无缺经纶，总不外此。” (99) 元，即“天地生物之心”，天有好生之德，天地之生，以人为本，端明此心，自能“尽职”尽责。冯梦龙在《寿宁待志》中言及“寿令可为而不可为”，清醒地认识到，虽然囿于资格，自己贡生的身份，很难有升迁的机会，而在上司眼中，又低人一等，且地方多有掣肘，但其“一念为民之心，惟天可鉴” (100) ，认为“以勤补缺，以慈辅严，以廉代匮，做一分亦是一分功业，宽一分亦是一分恩惠。若夫升沉明晦，则天也” (101) ，在其位，谋其政，恪尽职守，修筑关隘城门、练习民兵、明断诉讼，铲黑恶、除虎患，兴文立教、乡村教化、移风易俗等，无不体现出其尽职王事的深切用心，及其仁政爱民的拳拳初心。升科、赋税、里役诸事，虽然“有志不行”，但他并不回避，自称：“余生平作事不求名而求实，故详及之。” (102)

《寿宁待志·都图》中云：“此旧志之缺，必当补载者。”何以故？乃“为有司者，别风气之淳顽，而雨露不得不济以雷霆；察户口之肥瘠，而催科不得不参以抚字”，其于寿宁220甲地理、经济、出产、民风、赋税，皆有细致切实的调查，如“坊隅一图一甲”：“南门，离城十里，住青竹岭洋尾村。民贫，耕读，粮易。”“二甲”：“军户，东门，离城二十里，住榅洋村。有石形如将军。出梨，出碳，出石鳞鱼。民淳，粮易。”“坊隅二图二甲”：“东门，离城二十里，住卓家洋村。出柿干。男耕读，女绩麻。民顽，粮多，难完。”“福安里二甲”：“东门，离城四十里，住西溪楼下村。出戏子，白曲。泉极清，酒为一县之冠。民淳，粮易。”“三甲”：“西门，离城六十里，住水绕洋村。出星术，出铁匠，出化笋。民淳，男耕女绩。至泰顺县二十里。” (103) 在在体现出了他求是务实的作风。

礼节、仪式，关乎名分秩序，冯梦龙同样予以高度重视。县治“大堂年久倾斜，不久必当重整”，“仪仗库在堂东厢赞政厅之后。然实无鹵簿，惟龙亭、香案，而年久敝坏，联以索。余至，始修整彩绘，设五龙帐，置赭伞、金瓜，规模稍立。于堂东隙地，别建一楹供养，扁曰‘鸾驾库’，使人知敬” (104) ；“名宦祠在仪门之左，仅破屋一间，全无窗槅。余纠工，上加覆尘，中设栅栏，非祭日则关锁之，始免嚣秽” (105) ；“朔望有司拜谒，首文庙，次城隍庙，次马仙庙，次关庙，各行四拜礼。土地祠行二拜礼。报功祠则丁祭日始拜祀之。先圣生辰、忌辰设祭，皆学中为政。而关圣诞日，有司必恭拜，此礼相沿久矣。城隍一邑之主，有事必祷，而民间香火祈祀，绝不及焉，此亦衰敝一征也”，“天地、山川、厉坛，想创县之初，必有屋宇，今废为榛莽，逢时祭则削草下拜。余谓事神、治民，有司之责，未有不能事神而能治民者。于崇祯八年，已捐俸建屋二进于天地坛。崇祯十年正月，余因马仙宫僧徒不和，为之改门右偏，而左偏有屋料未成，系凶方不可建竖，余为移置于山川坛。惟厉坛尚有待” (106) 。

《福宁府志》称赞冯梦“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以礼” (107) 。在寿宁任期，冯梦龙与福建地方文人徐交往相对较为密切。

徐（1563—1639），字惟起，又字兴公，别号三山老叟、天竿山人、竹窗病叟、笔耕惰农、筠雪道人、鳌峰居士等，福建闽县（今福建福州）人，著名诗人，与曹学佺并称晚明福建诗坛盟主。其图书收藏名扬海内，有藏书楼“红雨楼”为人熟知，是著名的藏书家。著作有《红雨楼书目》《红雨楼纂》《闽画记》《荔枝谱》《闽南唐雅》《鳌峰诗集》等约50种。冯梦龙与徐订交，应该在崇祯八年（1635）。据徐崇祯九年丙子（1636）所撰《寿宁冯父母诗序》中记载：“予闻先生名且久，竟孤一识面。昨岁浪游建州，而先生新拜寿宁令，赴大府期会，彼此投刺，交相重而交相赏也。” (108) 初次见面，相见恨晚，把酒论文，言谈甚欢。当年的腊月，冯梦龙还曾致函并赠送礼品给徐，请他为自己的诗稿《游闽吟草》作序。徐有《寄冯寿宁》书札两通，前者对冯梦龙来函及赠以礼品表示致谢：“辱父台笃念贫交，远贻竿牍，兼拜隆贶，高谊薄云，感知曷喻” (109) ；后者，一方面说明其迟迟未曾复信的原因：“客腊，辱赐腆仪。某尚客武夷，未遑裁答，今春始作报章”；对于作序之事，则满口应允：“承委作序，某何人斯，敢于著秽，然向往鄙私，积有岁年，漫成一篇请正，幸祈痛加改削，庶不为佳集之玷。” (110) 信中还提及：“缅惟父台山城卧治，著作日富，铅椠大业，侈于爰书。” (111) 说冯梦龙寿宁任上，政简讼刑清，讼事不多，文人本色，著书不辍。徐的《寄冯寿宁》《寿宁冯父母诗序》，对于我们了解冯梦龙在寿宁任内的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清乾隆《福宁府志》将冯梦龙列入《寿宁循吏》，赞美他“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 (112) ，这是官方对冯梦龙寿宁任期工作的考评。冯梦龙自谓：“余虽无善政及民，而一念为民之心，惟天可鉴。” (113) “无善政及民”自是他的谦虚，“一念为民之心”则绝非华丽的言辞标榜，具体体现在了他为官一任的一言一行之中，因此，他有了任内“聚敛非吾术，忧时奉至尊”的矛盾纠结。贡生官的身份，“掣肘于地方，而幅窘于资格”，资格困人，其志向追求不免时时遭遇挫折，上述他的革除弊政，步履艰难，在某种程度上，便说明了这一点。但冯梦龙已经竭尽了他的努力，不独“惟天可鉴”，历史留下了他的美名。

退一步海阔天空，冯梦龙想得透，看得开。在公务之暇，他或“丹铅著书”，或“撚须吟咏”；虽然“闽中五十七邑令之闲，无逾先生……而百端苦心，政平讼理，又超于五十七邑之殿最” (114) ，“山城卧治”，是福建地方文坛领袖徐对他的评价。

冯梦龙在寿宁任上的著述，有诗集《游闽吟稿》、剧本《万事足》，还有专门为寿宁而写的《寿宁待志》。《万事足》传奇中有诗曰：“山城公署喜清闲，戏把新词信手编。但愿闺人除妒嫉，不愁家谱绝流传。夫妻恩爱原无碍，朋友周旋亦可怜。少壮几时须远虑，休言万事总繇天。” (115) 既可以佐证徐诗序中所言不虚，也透露出其文艺创作，包括编写戏曲剧本，同样是其乡村教化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