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与消费社会的形成
明代中期以降，以江南为中心，市镇商业经济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市民队伍不断壮大，消费社会在古老的中国大地悄然形成。
万历《歙志·风土论》曾以春、夏、秋、冬为比，谈及明代社会风俗的历史变迁：明初至弘治，“诈伪未萌，讦争未起，芬华未染，靡汰未臻，此正冬至以后、春分以前之时也”；正德至嘉靖初年，“诈伪萌矣，讦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汰臻矣，此正春分以后、夏至以前之时也”；嘉靖、隆庆年间，“诈伪有鬼蜮矣，讦争有戈矛矣，芬华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此正夏至以后、秋分以前之时也”；万历初年迄于县志编纂的三十年间，“鬼蜮则匿影矣，戈矛则连兵矣，波流则襄陵矣，丘壑则陆海矣，此正秋分以后、冬至以前之时也” (67) ，形象恰切地揭示了明代各阶段的社会异动，及其表现出的不同时代特征。
（《姑苏繁华图》局部）
明朝建国之初，以重本抑末、节俭治国为国策，打压江南富户，所谓“太祖塞之，遂渐萧索” (68) 。仁、宣以后，社会渐趋稳定，朝廷政策有所松动，江南经济开始复苏，至成化时期，臻于繁盛，如归有光所说：“明有天下，至成化、弘治之间，休养滋息，殆百馀年，号称极盛。” (69) 王锜则说：“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 (70) 其所具体描绘苏州变化的过程，正是明代江南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景泰五年（1454）进士丘濬曾说：“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今国家都燕，岁漕江南米四百馀万石，以实京师。而此五郡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隶之半。” (71) 归有光《送昆山县令朱侯序》中也说：“江南诸郡县，土田肥美，多粳米稻，有江海陂湖之饶。然征赋烦重，供内府，输京师，不遗馀力。” (72) 则既可印证上述有关江南经济发展变化的说法，也足以说明，明代中期以后，江南经济在全国已经具有了核心地位。
明代的苏州，“一城中与长洲东西分治，西较东为喧闹，居民大半工技，金阊一带，比户贸易，负郭则牙侩辏集” (73) 。其洞庭湖诸山，“以商贾为生，土狭民稠，人生十七八即挟赀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 (74) 。商业意识突出，商品经济繁华。市镇崛起，商品贸易空前活跃，如苏州的盛泽镇，“明初以村名著，居民仅五六十家，嘉靖间渐成市。国初户口日增，每日中为市，舟楫塞巷，街道肩摩” (75) ，“居民百家，以锦绫为业，今商贾远近辐集，居民万有馀家，蕃阜气象，诸镇中推为第一” (76) 。平望镇，“自弘治迄今，居民日增，货物益备，而米及豆麦尤多。千艘万舸，远近毕集，俗以小枫桥称之” (77) ；“兹地为八省通邑，冲繁最剧。地方三里，居民千家，百货凑集，如小邑然。成、弘以来尤盛。嘉靖间，水荒、倭寇相仍，庐舍人烟荡焉欲尽。嗣后数十年，海宇承平，耕桑食货，熙攘盈繁，屹为吴江巨镇。……居民数千家，物产毕陈，商贾辐凑，比于苏之枫桥，时人呼曰‘小枫桥’” (78) 。黎里镇，在“明成、弘间为邑巨镇，居民千百家，百货并集，无异城市。自隆庆迄今，货物贸易如明初，居民更二三倍焉” (79) ；“居民千百家，舟楫辐辏，货物腾涌，喧盛不减城市，盖一邑之巨镇也” (80) 。浙江亦然，其“杭州省会，百货所聚。其馀各郡邑所出，则湖之丝，嘉之绢，绍之茶之酒，宁之海错，处之瓷，严之漆，衢之橘，温之漆器，金之酒，皆以地得名” (81) 。其湖州府双林镇，据载：“吾镇出门贸易者，大半在苏、杭及各近处，富商则走闽广、湘樊、松沪。其在本镇经纪者，以丝绵绸绢为盛。有资设店，获利固易，而精其业者，即空手入市，亦可日有所获，以赡其家。……近年惟丝业生意甚盛，客商赍银来者，动以千万计，供应奢华，同行争胜，投客所好，以为迎合，无所不至。” (82) 以此商业手工业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市民队伍不断壮大。
明人王士性曾分析江、浙、闽地多产商人的原因，谓其“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而其士商工贾，谈天悬河，又人人辨足以济之。又其出也，能不事子母本，徒张空拳以笼百务，虚往实归。如堪舆、星相、医卜、轮舆、梓匠之类，非有盐商、木客、筐丝、聚宝之业也” (83) 。人口稠密，土田不足，生计所迫，靠手艺技术与商业贸易吃饭，确为其重要的原因。
江南重赋，地少人多，徐光启曾说：“尝考宋绍兴中，松郡税粮十八万石耳。今平米九十七万石，会计加编，征收耗剩，起解、铺垫，诸色役费，当复称是。是十倍宋也。壤地广袤，不过百里而遥；农亩之入，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繇共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非独松也，苏、杭、常、镇之币帛葈纻，嘉之丝纩，皆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 (84) 顾炎武也说：“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里妪晨抱绵纱入市，易木棉花以归，机杼轧轧，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获，输官偿债外，未卒岁室庐已空矣，其衣食全恃此” (85) 。苏州东洞庭“编民亦苦田少，不得耕耨而食。并商游江南北，以通齐、鲁、燕、豫，随处设肆，博锱铢于四方，以供吴之赋税，兼办徭役” (86) ，即为实例。也正因如此，才会有王士性所描绘的局面：“苏、松赋重，其壤地不与嘉、湖殊也，而赋乃加其什之六。……毕竟吴中百货所聚，其工商贾人之利又居农之十七，故虽赋重，不见民贫。” (87) 这自然是江南手工业及商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
此类论述颇多，如万历年间徐贞明云：“东南之境，生齿日繁，地若不胜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 (88) 徐光启云：“南之人众，北之人寡，南之土狭，北之土芜……南人太众，耕垦无田，仕进无路，则去而为末富、奸富者多矣。” (89) 甚至官宦士大夫之家，也以从事经商末业、赚钱赢利为追求，如晚明黄省曾《吴风录》中所载：“吴中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 (90) 于慎行《谷山笔麈》中说“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家，多以纺绩求利，其俗勤啬好殖，以故富庶”，万历首辅徐阶在位期间，其老家华亭，即“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 (91) ，皆为具体的例证。(https://www.daowen.com)
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市民队伍的壮大，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风尚也随之悄然发生了变迁。所谓“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赀交捷，起落不常”，“末富居多，本富尽少” (92) ，不仅表明了传统农本商末观念的动摇，也揭示出商富农贫的社会现实。巨大的现实反差，诱引着整个社会“舍本逐末”“锱铢共竞”。在消费观念上，由崇俭尚朴，变而为竞相奢侈、夸富斗艳，风俗转移，已是大势所趋，所谓“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 (93) 。范濂还以其个人经历为例，说明了风俗的移人：“余最贫，最尚俭朴，年来亦强服色衣，乃知习俗移人，贤者不免。” (94) 还有人将享乐消费上升到理论层面，主张以消费促进经济发展，为享乐消费摇旗呐喊，如明人陆楫《蒹葭堂稿》卷六有云：
论治者类欲禁奢，以为财节则民可与富也。噫！先正有言，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论天下之势，则不然。治天下者，将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予每博观天下之势，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者也，何者？势使然也。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越俗之奢莫盛于杭。奢则宜其民之穷也，而今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然则吴越之易为生者，其大要在俗奢，市易之利，特因而济之耳，固不专恃乎此也。长民者因俗以为治，则上不劳而下不扰，欲徒禁奢，可乎？呜乎！此可与智者道也。 (95)
或者从享乐消费可为下层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谋生手段，论其不可或缺，如王士性说：“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时禁之，固以易俗，但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咸失本业，反不便于此辈也。” (96) 乾隆时期的顾公燮亦有云：“即以吾苏而论，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 (97) 这些论述，既是对当时社会变化的概括反映，对于新型消费观念的进一步深入人心，新社会风尚的确立，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支持或引导意义。
关于明代中期以后享乐消费观念的风靡及社会风尚的变迁，文献中多有记载，尤以对于江南的描述最称繁富，如正德《姑苏志》中说：“吴下号为繁盛，四郊无旷土，其俗多奢少俭，有海陆之饶，商贾并凑，精饮馔，鲜衣服，丽栋宇，婚丧嫁娶，下至燕集，务以华缛相高。女工织作，雕镂涂漆，必殚精巧。” (98) 正德《松江府志》中说：“成化来渐侈靡，近岁益甚，然其殷盛，非前日比矣。” (99) 嘉靖《江阴县志》中说：“国初时，民居尚俭朴。三间五架，制甚狭小。服布素，老者穿紫花布长衫，戴平头巾。少者出游于市，见一华衣人，市人怪而哗之。燕会八簋，四人合坐为一席，折简不盈幅。成化以后，富者之居僭侔公室，丽裾丰膳，日以过求。” (100) 天启《海盐县图经》中说：“吾乡习俗俭朴，自国初已然。……成化来渐侈靡，近岁益甚，越礼非分，殆无纪极。司教化者，釐而正之可也。” (101) 康熙《常熟县志》中说：“迨天顺、成化之际，民称富庶，颇以矜侈相高尚，不免朘削钩致以遂私。其迨于季，崇栋宇，丰庖厨，溺歌舞，嫁娶丧葬，任情而逾礼者有之矣。” (102) 或记录其繁华奢靡，或指出成化时期为风俗变易的转捩，或揭示其“殷盛”“富庶”，经济的发展繁荣与消费能力的提升。
在明代中期以后兴起的享乐消费风潮中，吴地成为天下时尚的风向标、发源地。张翰《松窗梦语》中记载：“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之俭也。盖人情自俭而趋于奢也易，自奢而返之俭也难。” (103) 于慎行《谷山笔麈》中云：“吾观近日都城，亦有此弊，衣服器用不尚髹添，多仿吴下之风，以素雅相高。” (104) 袁宏道有专文《时尚》谈到吴人器玩之风行：“古今时尚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然皆吴人。……其事皆始于吴中，獧子转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子，动得重赀，浸淫至士大夫间，遂以成风。然其器实精良，他工不及，其得名不虚也。” (105) 沈长卿《沈氏月旦》卷六中说：“妇女妆饰逐岁一新，而作俑自苏始，杭州效之，以达于东南，而闽、粤、川、贵等风靡；南都效之，以达于西北，而鲁、燕、秦、晋等风靡。此岂有檄文期会，媪妁传宣哉？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106) 王士性《广志绎》中说：“姑苏人聪慧好古……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之盛。” (107) 苏州流行的服饰新款，人称“苏意”，据晚明薛冈《天爵堂笔馀》中说：“‘苏意’非美谈，前无此语。丙申岁，有甫官于杭者，笞窄袜浅鞋人，枷号示众，难于书封，即书‘苏意犯人’，人以为笑柄。转相传播，今遂一概稀奇鲜见，动称‘苏意’，而极力效法，北人尤甚。” (108) 钱希言《戏瑕》中也说，“苏意”原本为华亭人许乐善批文中所云“大有苏意”，盖谓“其文气得三苏意味耳”，长班传出，传者、听者，并误以为乃苏州之苏，“至是台省卿寺，及馆中诸公，无不交口称苏意，沿为常谈。后至闻于禁掖，至尊亦言苏意，六宫之中，无不苏意矣” (109) 。乃至于青楼中妆饰打扮，也以苏州为风尚，所谓“曲中装束，尽效苏台，匆促不暇。始加鬏髻，金泥裙带，翠袖芙蓉，摹仿未必全工，而规模竟为粗具” (110) 。凡此足以看出，在明代中期以后的享乐消费风尚中，以吴地为代表的江南，扮演着领导潮流的角色。
明代中期以后的享乐消费风潮，参与者不仅是权贵富商，仆隶卖佣之流也加入这股洪流之中，如李渔《闲情偶寄》中所说：“乃近世贫贱之家，往往效颦于富贵，见富贵者偶尚绮罗，则耻布帛为贱，必觅绮罗以肖之；见富贵者单崇珠翠，则鄙金玉为常，而假珠翠以代之。” (111) 江南各地，如昆山，“邸第从御之美，服饰珍羞之盛，古或无之。甚至仆隶卖佣，亦泰然以侈靡相雄长，往往僭礼逾分焉” (112) ；杭州，“毋论富豪贵介，纨绮相望，即贫乏者，强饰华丽，扬扬矜诩，为富贵容” (113) ；松江府上海县，“市井轻佻，十五为群，家无担石，华衣鲜履” (114) ；嘉定，“若夫富室招客，颇以饮馔相高。水陆之珍，常至方丈。至于中人，亦慕效之，一会之费，常耗数月之食” (115) ；南京，“正德已前，房屋矮小，厅堂多在后面，或有好事者，画以罗木，皆朴素浑坚不淫。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如官衙然，园囿僭拟公侯。下至勾阑之中，亦多画屋矣” (116) ；松江，“细木家伙，如书棹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棹。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装杂器，俱属之矣。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厨几棹，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尤可怪者，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畜盆鱼杂卉，内列细棹拂尘，号称书房，竟不知皂快所读何书也” (117) ；苏州，据龚炜说：“予少时，见士人仅仅穿裘，今则里巷妇孺皆裘矣。大红线顶十得一二，今则十八九矣；家无担石之储，耻穿布素矣；团龙立龙之饰，泥金剪金之衣，编户僭之矣” (118) ；叶梦珠亦称：“自明末迄今，市井之妇，居常无不服罗绮，娼优贱婢以为常服，莫之怪也” (119) 。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江南，享乐风气已经渗透到整个社会群体。
消费依赖于市场发达的程度，由此也折射出消费群体的规模，以及消费社会的发展现状。江南诸地，如苏州，“三四月卖时新，率五日而更一品。后时者价下二三倍。五月五日卖花胜三伏卖冰、七夕卖巧果，皆按节而出，喧于城中，每漏下十馀刻犹有市。大抵吴人好费乐便，多无宿储，悉资于市也” (120) ；金陵，“迩来则又衣丝蹑缟者多，布服菲屦者少，以是薪粲而下，百物皆仰给于贸居” (121) ，“凡百货交易之处谓之市。金陵人家，素无三日之储，故每晨必有市” (122) ；常熟，“往时履袜之属出女红，今率买诸市肆矣。往时茶坊酒肆无多，家贩脂胃脯者，恒虑不售；今则遍满街巷，旦旦陈列，暮辄罄尽矣” (123) ，“至于衣履有铺，茶酒有肆，日增于旧。懒惰者可以不纫针，不举火，而服食鲜华，亦风俗之靡也” (124) ；松江，“郡中绝无鞋店与蒲鞋店，万历以来，始有男人制鞋，后渐轻俏精美，遂广设诸肆于郡治东。……松江旧无暑袜店，暑月间穿毡袜者甚众，万历以来，用尤墩布为单暑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馀家” (125) 。专业店铺的出现，鳞次栉比的店家，其背后自然有实力不俗的消费群体存在；而家无宿储，悉资于市，不仅是消费观念的变化，也需要以繁荣的商业为基础。明人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三《化俗未易》中记载：“湛甘泉先生为南大司马，令民毋得餐大鱼酒肆中，沽市无论举火当炉，致众丛饮者禁！除岁，庶民毋得焚楮祀天，糜财犯礼。姜凤阿先生为南大宗伯，申明宿娼之禁：凡宿娼者，夜与银七分访拿帮嫖之人，责而枷示。二公之事，皆以立礼之坊、制淫之流也。然姜之事行，仅游冶之子以为不便。湛之事行，而称不便者怨声遂载道。未几法竟不行，所以者何？都辇之地，群情久甘酣蒏，万口易至沸羹，故当事者往往持‘治大国若烹小鲜’之说，势固然也。故治贵因民。” (126) 姜之事行，而湛之法竟不行，“都辇之地，群情久甘酣蒏，万口易至沸羹”只是表面的原因。其深层次，如禁止焚楮祀天，是为民俗信仰；酒食饭店，事涉大众消费，足见都市社会大众消费对于服务业的依赖，已达到难分难解的程度，此固然不同于姜凤阿的宿娼之禁。
正如有学者所揭示：“举凡从市场购物的频率增高、奢侈品成为日常用品、奢侈消费的普及化、流行时尚的形成、身分等级制度的崩解与奢侈观念的新思维等等，都说明了过去被视为奢侈的社会风气，在晚明时期的出现反映了更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此之前中国历代虽然都出现过奢侈的现象，但却多只是局限在统治阶层或是富民阶层，只有到了晚明的奢侈风气才是首次波及到社会下阶层。晚明时期在一片奢侈风气的盛行下，知识界也出现了关于奢靡的新论述。……将晚明时期视为中国第一个‘消费社会’形成的时期，应不为过。” (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