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解放，交通员热血报国

1946年，阮士怡研究生毕业，哥哥阮士奇邀请阮士怡夫妇到天津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党地下组织加紧了收集情报、传递信息、发动群众、策反敌特人员、保护基础设施等工作，而国民党特务、警察组织则对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残酷的摧残破坏，斗争异常复杂尖锐。阮士奇是共产党地下交通站负责人，以医生职业做掩护，从事地下交通工作，阮士怡在跟哥哥的接触中，隐隐地感觉到阮士奇在做着神秘、危险而又光荣的大事。

1948年春的一个深夜，一阵轻而急促的敲门声把阮士怡从梦中惊醒，他打开门，哥哥阮士奇急匆匆地说，有三个人需要他帮助隐蔽安顿。阮士怡后来才知道那天共产党地下组织发生重大变故，地下工作人员被迫分批转移、隐蔽、撤离。危急时刻，阮士怡跟着哥哥来到一座桥下，只见两男一女，穿着讲究，言谈举止非普通百姓。阮士怡二话没说，悄悄将三人带到铁路医院一间未启用的病房，安顿好吃住。第二天一早，阮士怡按约定赶去阮士奇家取来普通百姓的衣服给他们换上，等他回家做好饭再送来时，三人已悄无声息地走了。阮士怡赶紧把他们换下的衣服、留下的物品收好，拿回家洗净收藏起来，准备日后还给他们。

两天后的中午，阮士怡门诊结束后刚走出诊室，前日悄然离开的男士走了过来。看周围没人，他快速递给阮士怡一支钢笔让其尽快转交给阮士奇；以眼神向阮士怡示意门口的一辆自行车，说“车坏了，帮我修一下，明天来取”，说罢便转身走了。阮士怡知道要交给阮士奇的这支钢笔绝不是简单的钢笔，事不宜迟，他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了阮士奇。阮士怡当时由于身体不好，忙了一上午没顾上喝水吃饭，精神又高度紧张，当他一溜儿小跑大汗淋漓地赶回医院上班时，差点虚脱过去。下午下班后，阮士怡找人修好了那辆自行车，不露声色地把车停回原处。第二天，那位男士再次来到医院，远远地对着阮士怡悄悄地伸了一下大拇指，骑上修好的自行车走了。阮士怡心领神会地笑了。

又过了几天，阮士奇来找阮士怡，手里提着一个包裹，让阮士怡带着包裹到一个小路口等之前见过的那位女士，并叮嘱他，不要说话，更不要问什么，递给她就离开。阮士怡一一照办，类似的传递工作以后又做了几次。新中国成立后，阮士怡才知道这三人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后来都成为天津市的重要干部，那位女士后来又请阮士怡诊病，交谈中得知她叫李增颉（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的夫人）。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天津，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特务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迫害异常猖狂，很多共产党员一旦暴露，便就此消失了。铁路医院有一位女共产党员，因工作需要，常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尽管没有公开身份，但很多人都知道她是共产党员。一天中午，阮士怡正吃午饭，医院的一位医生气呼呼地进来，自言自语地说：“我去告发她。”阮士怡一听，觉得问题严重，忙问“什么情况？告发谁啊？”原来因为一点小事，那位女共产党员得罪了这人，这人一时恼羞成怒要去国民党特务那里告发她，以借刀杀人。阮士怡反复劝说无效，眼见那人夺门而去，阮士怡顾不得多想，立即找到那位女共产党员，通知她赶紧离开。她敏锐地觉察到事态严重，立即打开抽屉，找出几份重要文件藏在身上，其他重要材料、物品装在一个包里交给阮士怡代为保存，并说改天会派人来取，然后趁楼道没人，从医院后门走了。阮士怡立即回到同一楼层的家里，刚把文件包藏好，便听到告密者带着3个大汉气势汹汹地闯进那位女共产党员的房间。特务们没找到人不死心，又挨门挨户搜了一遍，仍没有什么发现，只好悻悻地走了。次日，那位女共产党员派人取走了交给阮士怡代为保存的文件包。新中国成立后，那位女共产党员出任了北京某医院院长。有一次她到天津出差，还专程来看望阮士怡，两人谈起当年那惊险的一幕，仍十分感慨。

1948年底，中共东北野战军主力22个师加一个炮兵纵队约34万人包围天津，准备攻城，城内各种势力激烈交锋，一幕幕不见枪炮的博弈在各条战线进行得如火如荼。一天，阮士怡的大学同学金英爱（女，朝鲜族，中共党员）来找阮士怡，她说天津的解放指日可待，希望阮士怡组织同学发动群众，散发传单，保护医院及医疗设备。已有“交通员”经验的阮士怡积极响应并立刻行动起来。他先是把医院仅有的显微镜及化验室主要器具等护送到中共地下组织指定的地点；随即带着金英爱送来的宣传单找到在其他医院工作的同学，分别组织周围的进步人士，多次上街散发传单。一天傍晚，阮士怡带着一叠传单，沿街散发。突然，他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一直不近不远地跟着他。阮士怡第一感觉是遇到特务了，因为那段时间接连发生特务暗杀进步人士的事情，他立刻紧张起来。眼见天色渐黑，路人稀少，周围无相助之人，阮士怡咬紧牙关，攥紧双拳，紧走两步，捡起半块砖头，转身怒视那人，准备与之拼命。那人见状，先是一愣，紧接着慌忙地使劲摆着双手，结结巴巴地说：“别误会，我不是坏人。我看你连续几天发传单很辛苦，想帮你一起发。”阮士怡一听，松了一口气，递给他一叠传单说：“欢迎您加入，咱们分头去发吧！”多年后再次提及此事，有人问阮士怡当时是否害怕，阮士怡说：“说不害怕是假，不过最后怕的是，当时没经验，万一真的是特务，伤害我一人事小，要是从我这条线上抓到真正的共产党员就是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