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建设，鞠躬尽瘁彪史册
（一）现代中医医院的奠基者
解放初期，中央政府确立了“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基本原则。1955年，天津市贯彻党中央中医政策，成立天津市中医医院，并于1958年天津中医学院成立时更名为天津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现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中央颁布的此项中医政策对阮士怡的影响极大，当时国内西医处于发展初期，很多内科疾病没有好的治疗方法，绝大部分化学药品国内无法生产，而西药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民间流传着“黄金有价药无价”的说法。在阮士怡感到苦闷彷徨之际，国家的中医政策像一股春风，吹散了笼罩在阮士怡心头的雾霾，十年的临床经历和医疗实践，加上幼年受过中医药文化的熏陶，使阮士怡对中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恰逢此时，筹建中医院的工作负责人找到阮士怡，说经过组织考察，决定调阮士怡参与筹建天津市中医医院。阮士怡当即表示同意，决定去中医药领域开创自己的医学事业。事后，经过了解，阮士怡也犹豫过，身为西医，进入中医圈，前途未卜；当时天津的名中医都有自己的门诊，不愿去新成立的医院工作，使得医院人手奇缺；去中医院后工资低，收入减少也势必影响家庭生活。但在夫人的大力支持下，阮士怡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中医院的建设中。多年后，参与此事的人回忆，成立中医院之所以首选阮士怡，一是看中他是西医技术骨干，年富力强；二是他的事业心重、责任心强；三是他具有筹办医院的经验；最重要的是，他作为西医，不排斥中医。
1955年1月，阮士怡作为唯一的西医医生调入中医院，列席首批创建人之一。刚组建的中医院面临诸多困难，首当其冲便是人员配置。当时全院只有20余人，院长陆观虎，副院长赵寄凡。他们二位也仅有中医门诊工作经验，真正具备现代医院工作经历的仅阮士怡一人；另有几位新毕业的年轻医生和检验室、X线平片检查室人员及10位护士，无一具有医疗工作经历。另外，医院设施与环境都十分简陋，全院只有一台陈旧的诊断X射线机，资金匮乏，院舍陈旧。陆观虎、赵寄凡两位院长将主要精力放在出门诊上，把医院建设及管理工作交给阮士怡负责。经过调查和分析，阮士怡提出早期医院建设方案：一是医疗工作先门诊后病房，在现有人员还难以支撑病房工作的情况下，先开中医门诊，等人员充沛一些再开急诊，最后开病房；二是现有人员先进修再上岗，新毕业的医生留2人跟随陆观虎、赵寄凡两位院长出诊，其余的去外院进修3～6个月，10名护士留1人辅助门诊工作，其余9人派去外院进修；三是医护人员调入与培养相结合，医院最严重的问题是医护人员不够，尽管卫生局已做了很多工作，但短时间内依然无法调入大量医护人员，因此，必须自己培养人才。这段时间，医院各个部门都有阮士怡忙碌的身影，“除了后勤，其他所有事情都找阮士怡。”很快，医院各项工作有序展开，而阮士怡则独自承担起医院的急诊、会诊及危重症的抢救工作。也正因为有阮士怡撑起诊治急危重症的大旗做依靠，门诊各项医疗工作才放心大胆地开展起来，门诊病人逐渐增多，不久病房正式开始接收病人。仅一年多的时间，就建成具有明显中医特色，病床100张，分设内科、妇科、儿科的中医医院。“天津有中医院了！”广大市民奔走相告，中医院的口碑渐渐在天津市民中传播开来。
（二）开办“徒弟班”培养人才
为提高医务人员业务水平，解决人员不足这个大问题，医院先后举办两届“徒弟班”，聘请院内外知名中医、西医专家担任讲师，培养既精通中医、具有中医特色，又懂西医，能胜任病房医疗工作的人才。同时，医院又办了两个“护理班”，本来是培养一般的生活护理人员，因为缺少护士，后来经过培训，边学边干，这些护理员逐步转成护士，充实临床一线。阮士怡开始带“徒弟”，王竹瑛、马连珍为第一届徒弟，郭玉兰为第二届徒弟。随着徒弟班和护理班的结业，医院暂时缓解了人员的不足，逐步开设了病房。尽管开始收住的是些病情较轻的病人，但病人一旦住院，意味着病人把身家性命托付给了医院，医院和医护人员的责任压力陡增，阮士怡承担起了病房主管的重担。由于各类医疗技术人员医疗水平良莠不齐，阮士怡常常组织内部基本技能训练，以切身体会强调“查体”的重要性，手把手教年轻医生心肺的听诊、腹部的触诊、神经系统的生理病理反射等查体操作，阮士怡不厌其烦地反复指导、示范，直到年轻医生们能熟练操作。阮士怡每天最早出现在医院，处理大量烦琐的工作，大到急危重症的抢救，小到医生护士的排班，事无巨细，扮演着“全能战士”的角色。同时，卫生局加大“调人”工作力度，并制定特殊政策，吸引社会上的知名中医来院工作，何世英等人陆续加入中医院。随着有经验的医护人员的加入，诊疗水平大幅提升，社会知名度也显著提高。
（三）提高学术水平，打破门第观念
新成立的天津市中医医院，是唯一一家市属中医院，理应成为天津市中医事业的核心、体现中医医疗水平的一面旗帜。但现实是，当时天津大多数知名中医分散在社会上各自行医，不愿加入中医院。上级领导极为重视中医人才问题，多次指示中医院要想方设法吸引他们加入，共同推动天津市中医工作的开展。阮士怡分头拜访老中医，跟他们讲解国家的中医政策，介绍中医院的发展规划，描述天津乃至全国中医事业的发展蓝图。老先生们为阮士怡真诚、执着的工作态度所感动，纷纷表示愿为天津的中医事业尽一己之力。名老中医李曰伦更是激动地对阮士怡说：“你作为一名西医医生，为我们中医的事牵线搭桥，呕心沥血！我全力配合，今后你组织的活动，不管我的诊所多忙，我也一定参加！”阮士怡见时机基本成熟，向卫生局建议召开天津市中医医院建设工作座谈会，邀请天津市知名中医参加，并得到上级组织的大力支持。通知一经发出，老先生们踊跃参加。座谈会上大家积极发言，献计献策，气氛热烈。李曰伦倡议天津市的中医们团结起来，加强学术交流，打破门第观念，携手促进天津中医事业发展，得到大家热烈响应。阮士怡发现，这些知名中医尽管不愿到中医院工作，但对参加这种公认的知名中医才有资格参加的活动非常积极。于是，他每月都举办1～2次这样的座谈会，座谈会逐渐成为天津中医界重要的议事平台。平时，老先生们各自忙于门诊，为了生计，加之学派不同，存在互相竞争，日久难免心生芥蒂。现在，借助这个平台，大家畅所欲言，不少人成为朋友。往日门派林立，互相戒备，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逐渐被打破，迎来欣欣向荣共同发展的大好形势。
座谈会聚集了众多学有专长的老中医，阮士怡抓住机会，在座谈会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三项活动。一是专题讲座，分别邀请老先生们在医院举办讲座；二是组织会诊，每次组织三四位老先生对疑难病例进行会诊；三是组织新时代的“师带徒”。三项活动为中医院年轻医生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机会，对医院快速提高学术水平起到重要作用。
传统师带徒是当时年轻中医师主要的学习途径，老师们的门派观念不可避免地传给徒弟，徒弟再传给下一代，代代延续。很多人囿于门派，认识片面，思维局限，阮士怡认为这是影响医院正常工作、阻碍中医发展的大问题，必须给予纠正。当时医院有两位中年医生，已具备一定学术水平和应诊能力，但两人暗中较劲，经常在工作上各执一词，互不服气。阮士怡发现，两人都非常敬佩李曰伦老先生。李老先生早年与张锡纯同时习医、业医，精通轩岐、越人之作，饱读汉唐、明清各家之书，尤崇仲景医圣之旨，临证数十年，治学严谨，辨证审慎，经验丰富，疗效卓著，是天津公认名医。一次会诊结束，两人均被李老先生的博学、气度折服。阮士怡趁机提议两人拜李老为师，李老点头应允，二人立即鞠躬拜师。从此二人以师兄弟相待，并在李老的指导下，学术上共学共议，工作上相互支持，均成为当代名医，一时传为佳话。
（四）编撰《中医内科学》，倡导治疗规范化
新成立的中医院，担任主要医疗工作的医生几乎都是曾在社会上单独开业的中医师，没有现代的医院管理制度和模式，多种原因造成医生之间存在较深的门派壁垒。当时，病房医生分别查房，经常出现周一查房医生开具的处方，刚吃3剂，周四查房的医生完全推翻原方，开出新的处方，使得治疗不顺畅，引起查房医生之间、上下级医生之间很多误会，甚至矛盾；日久，还会导致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有一次，一位住院患者病情复杂，治疗效果也不理想，阮士怡组织院内的三位老中医一起为患者进行临床会诊。然而，老中医们由于根深蒂固的门派之见，各开了一张方子，这样的结果使阮士怡左右为难。最后，只能由阮士怡整合出一张处方给患者使用，临床会诊自然也没能起到作用。这件事促使阮士怡意识到，中医药界存在着严重的不团结问题，若任其发展，势必影响中医院的建设。如何在尊重中医各家学术争鸣的基础上建立相对统一的诊疗方案，使诊断治疗规范化？阮士怡陷入深深的思考。
内科的医生们学医从医背景比较复杂。有师承派，他们没上过学，跟师学医，学术上受老师影响很大；有“补习班”毕业，他们之中或是自学，或是简单跟师，也有上过短期中医培训班的，后来均统一参加补习班，并通过考试招入院；也有天津中医学院（现天津中医药大学）刚毕业留院的年轻医生。此时，担任内科主任的阮士怡分别找他们商谈，充分听取他们对医院尤其是病房诊疗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经过慎重考虑，阮士怡决定编写一本内科病诊疗方案的书，用作内科病诊断治疗指南，形成相对统一、规范的诊断治疗体系。阮士怡将这一想法报告给当时负责医院管理的“工宣队”，并获得支持。阮士怡马上组织不同医学背景的代表组成编写小组，借用天津市传染病医院的一间空房作为编写地点，每天处理完病房的医疗工作后集中编写。阮士怡根据多年临床工作经验，亲自制定出编写原则并拟定书名《中医内科》。书中遴选内科常见病种26个，每种病列出证型，每种证型选出代表方药、常见的加减用药及现代药理研究。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终于完稿，并推广应用到临床。该书深受广大临床医生的欢迎及当时中医药管理者的关注，并于1973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它不仅体现了中医治疗内科病的特色，也是天津市贯彻中央中医政策后首部中医著作，为中医治疗规范化做出表率。这本书的问世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在韩国、日本也颇受欢迎。
（五）医院的“救火队员”
阮士怡性格内向，与人为善，遇事不计较个人得失，即使受到不公平对待也是一笑了之，从不与人争执。但他在工作上从不推脱，很多紧要时刻，挺身而出，勇于担当。
一天，阮士怡正在“西学中”班上课，突然接到医院通知，要他火速赶回医院会诊，参加急救。阮士怡立马赶到医院妇科，原来是一位孕妇因“阴道出血”诊断为“早产”，住院保胎治疗，2小时前突然阴道大出血且血质异常，急请阮士怡会诊。阮士怡赶到一看，马上诊断为“葡萄胎”，需要刮宫止血，但医院还没开展这项技术。阮士怡马上联络其他医院，并安排救护车将孕妇转院手术。孕妇因长时间出血，命悬一线，幸亏抢救及时得以保命。孕妇及家属对阮士怡感激不已。
上消化道大出血是肝硬化的严重并发症，一旦发生，患者往往因大量失血而休克，甚至死亡。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是肝硬化的主要原因，医生抢救上消化道大出血常因惧怕乙肝的传染性而缩手缩脚。一天下午，正在医生办公室看书的阮士怡突然听到有人喊：X床呕血了！阮士怡心里一惊，他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他知道这位患者是肝硬化腹水，且还是乙肝“大三阳”，查房时向住院医生做过重点分析，并反复叮嘱要注意两点：一是防止上消化道大出血，二是提防传染。阮士怡快步跑到患者床前，只见患者仰面躺着，口中鲜血直吐，血顺着脸上的纹路糊住了鼻子、眼睛。阮士怡推开围在病床的几位医生护士，一手将患者的头扭向一侧，一手“呼”地一下抹开堵住鼻孔、眼睛的鲜血，保持患者呼吸道通畅。顾不得戴手套，阮士怡一边安抚患者，一边将急救用的三腔管迅速从患者鼻腔插入，给予压迫止血，整套抢救动作一气呵成，准确快速。血止住了！患者的命保住了！类似的抢救事例很多。阮士怡处理急危重症的技术、勇于担当的精神，无不令人由衷赞叹！
阮士怡一生有两次“吃官司”上了法庭，有意思的是，这两次都是代替被告出庭，为同事“救火”。一次是因一位小女孩感染了痢疾，持续高热，白天在门诊开了药，可是吃药后病情不见好转，晚上又来看急诊。值班的年轻医生简单了解病情后，在未做进一步的检查的情况下，仅告诉患者是由于药效还没有显现出来，便让患者回家了。患者不放心便改去别的医院，在那里输液后第二天病情开始好转。患者家属认为夜班医生没给用药，耽误了病情，差点出大事，便一纸诉状把这位医生告上法庭。这位年轻医生非常紧张害怕，阮士怡说：“你的做法肯定有失误，不应该这么草率，你需要好好反思。法庭，我替你去吧！”到庭后，阮士怡首先替值班医生向患者家属表示歉意，承认接诊后处置方式太过简单，又进一步解释白天用药的作用及服药需间隔时间等。阮士怡诚恳的态度及对病情的合理解释获得患者家属的理解，对方同意当庭撤诉。另一次也是发生在急诊，一位高热患者前来就诊，值班医生检查后诊断为感冒，开药后嘱患者回家休息、多喝水、按时服药。结果次日患者病情加重，再来急诊，经检查诊断为肺炎。患者认为夜班急诊医生误诊而延误治疗，使病情加重，把医生告上法庭。这位值班医生性格急、脾气爆，他坚决不认为自己的诊断治疗有错。开庭当天，阮士怡跟大家商量，为避免当庭争吵，导致事情复杂化，由阮士怡代为出庭。在法庭，阮士怡从医生角度，对当天的病情、检查结果、诊断意见、用药原则、治疗方案等进行了详细陈述，认为病情加重主要因为病情进展，但患者并不满意。法庭当庭难以判定，便委托卫生局组织医学鉴定。阮士怡带领那位值班医生，向鉴定小组提供当天的病历资料，并做了详细汇报。最终，鉴定结果认定值班医生无明显过错。后来经过法庭调解，患者撤诉，双方友好结案。
无论是处理医院的诊疗事务，还是调解同事与患者之间的纠纷，都能看到阮士怡冲锋在一线的身影。同事们暗自的话语“老阮，不软！”这是对阮士怡勇于“救火”的最好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