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习中医，不惑之年入杏林
（一）拜师名中医
1956年，阮士怡拜天津名中医陆观虎、赵寄凡为师，学习中医，随师侍诊，深得老师教诲，受益良多。在跟随老师临诊中，阮士怡认真思考，善于总结，对中医学的经方验治颇有心得。
陆观虎先生，系清代名医陆九芝后裔，出身名门，家学渊源，医学基础深厚。曾拜苏州名医李彤伯为师，从师习医多年，熟读《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诸病源候论》等中医古典医籍，尽得其传，学业大进；又受其祖陆九芝影响，对伤寒、温病研究颇深，并有诸多独到见解；对《温病条辨》几番潜心研究，亦深得其中要领。
赵寄凡先生，自幼从师习医，继其父赵雅荪之业，曾得到当时“四大名医”之一萧龙友的指导。赵寄凡临床四十载，对伤寒病研究极深，擅长应用经方治疗三阴证，在津门有经方派“赵小包”之称。赵寄凡认为学习中医必从经典入手，他一生研读《伤寒论》，不仅能背诵条文，而且能参悟汲取个中精华，对书中的理、法、方、药运用灵活，辨证准确，每用即有成效。
在两位名医的指点下，阮士怡正式步入杏林，开始学习用中医思维临证行医。回忆起当年初学中医的情景，阮士怡谈道：“由于我有西医的基础，诊断我是内行，治疗用中药，治疗效果很好，患者也越来越多。记得有一个患尿毒症的患者，由于身体的原因已无法做透析，来找我们。我就用中医的方法给他治疗，缓解了他的病情。还有一个支气管扩张的患者，吐血吐得很厉害。我用西医的方法诊断，又给他开了一些中药，三个月之后复查，他的病症有了明显的好转。学习之初，就能取得明显疗效，更坚定了我学习中医的信念，就此走上中西医结合的道路。”
跟师陆观虎、赵寄凡期间，阮士怡白天随老师出诊，详细记录病人症状、舌苔脉象、辨证用药及复诊时病人用药反应、老师点评等。经年累月，竟有好几本厚厚的临证笔记。后来阮士怡曾回忆此事，提到多年记录、收集的资料“文革”期间都丢失了，遗憾之情无以言表。在学习中医的那段时间，阮士怡夜夜挑灯苦读，仔细温习临证笔记，并查阅老师引用的经典，后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独立阅读中医经典。多年后，阮士怡回忆起自学经典经历：“中医经典，比如《内经》，内容高深，道理玄妙。尽管内容晦涩难懂，需要反复领会其中的奥秘，但其理论博大精深，无出其右。”他深刻体会到，“学习中医就应该遵循‘辨证求因，审因施治’的原则。临床诊病时，要善于辨证求因论治，以治其本”。阮士怡继承了陆观虎、赵寄凡两位老先生用药轻灵、善用经方的临证用药特点，处方用药，精致效佳，从无大方大剂，却每每奏效。
（二）响应“西学中”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主席在当时的卫生部党组提交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总结报告》上亲笔批示：“尚昆同志，此件很好。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与徐运北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毛泽东同志的相关批示迅速掀起西医学习中医的全国性热潮，促进了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蓬勃发展。
1964年，天津市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即将开班，之前两届因为工作忙，阮士怡脱不开身，放弃了学习机会。这次阮士怡找到院长，表达想去学习的意愿。院长有些犹豫，因为中医院刚走上正轨，门诊病人和住院病人均持续增加，其中急危重症也明显增加。虽说已培养了一批能担任急诊工作的年轻医生，但在急危重症的抢救方面怕离不开这位当家人物。阮士怡明白院长的担忧，立即保证说：“医院有需要，不管白天黑夜马上赶回医院。”院长最终批准了阮士怡离职学习中医的请求。
天津市第三期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共40名学员，学员都是各医院有较高资历的医疗骨干。其中，有妇产科专家朱媚光、儿科专家周荣之、中国中西医结合风湿病学科奠基人王兆铭等。授课老师都是天津中医学院的知名教师。当时阮士怡已经47岁，在天津市医学界也已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地位，为了系统学习中医，他重新化身普通学生，又认真开始了学习生活。
跟中医本科班一样，四部经典是“西学中班”重点学习内容。《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是在中医发展史上起到重要作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四部经典巨著，对古代乃至现代中医都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阮士怡曾谈道：“每次我读中医经典，都深受触动。古人能写出如此巨著，实在令人叹为观止。”阮士怡从研究文言文开始，认真听取老师们的讲解，再参阅各家注解，通过对经典著作的熟读与深入研究，并结合临床实践反复体验，领会到书中的理论充满哲学思想，正是指导临床治病的“道”。在他看来，这是现代医学理论所不及的。多年后，谈起在“西学中班”学习经典，阮士怡说：“学习四大经典，为临床工作奠定了厚实的中医理论基础。其中，我最推崇的是《黄帝内经》，其次是《金匮要略》。现在我认为除了这两本经典，还应该加强对《神农本草经》的研究。中草药学是我们中医文化的瑰宝，《神农本草经》是东汉以前药物学的集大成之作，总结了许多药物的功效和炮制，并根据它们功效的不同，提出了上、中、下三品分类法，记载了药物的四气五味、方剂的君臣佐使、用药方法等，为古代药物学奠定了基础，值得对本书内容进行深入研究。青蒿素是个很好的例子，屠呦呦教授通过《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记载获得启发，带领团队潜心研究，并最终研制出抗疟药物青蒿素，荣获了诺贝尔奖。这是对我们中医药事业最大的鼓励和肯定。”
1966年，阮士怡从“西学中班”结业，随即决定继续拜师学习。当时，天津名医众多，阮士怡首先拜访了老中医王季儒，并随其出诊学医。王季儒，天津著名中医，出生于中医世家，其曾祖、祖父、父亲均为名老中医，医德高尚，医术精良，曾拜当时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为师。王季儒17岁开始随父亲正式学医，对《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本草从新》《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瘟疫论》《寒温条辨》等多部中医论著均能熟读背诵，中医基础扎实雄厚，以善治温病闻名于世，世称“石膏王”。阮士怡连续跟诊数月，深受王老先生熏陶。之后，阮士怡又拜访了天津市其他几位名老中医，学习他们的辨证思路和用药规律，不断丰富自己的中医理论和临证实践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