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需要完善，但是不可能走回头路了
冷战后全球市场走向一体化，曾经彼此隔绝或者孤立的经济体系逐步敞开，资金、市场、技术、人才、信息全方位扩散，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在全球范围实现最佳配置，世界经济进入快车道，国与国之间深度依存，合作共赢成为可能。全球化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便利了文明和文化的交融。随着交通、通信、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地球变“小”、变“平”了[12]，知识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通、共享，人类文明和道德意识进一步提升，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和冲突因素受到遏制，长期的和平环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
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广泛机会，曾错过工业化而处于边缘的国家抓住机遇，实现了赶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缩小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的统计，1995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流入额为3415.27亿美元；其中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有1 177.65亿美元。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额为1.75万亿美元，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是6460亿美元，中国吸收了其中的1337亿美元。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年上升。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数据还显示，1995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额为3568.89亿美元，其中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为527.07亿美元，所占份额为14.66%，来自中国的只有大约20亿美元；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额上升到1.45万亿美元，其中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达到3834.29亿美元，所占份额为26.4%，中国贡献了其中的1831亿美元。
美国有人批评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占了便宜”，但是事实上发达国家从中获益颇丰。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92年至2006年，美国的经济总量从6.54万亿美元增长到18.57万亿美元，扩大了近3倍，而且需要指出一点，这是在1992年经济总量为中国15倍多的基础上实现的扩张。此外，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不仅压低了生产成本，获得了廉价的商品，给消费者带来了巨大好处，也缓解了这些国家的通胀压力。
所有国家都已经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中，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纠缠和相互依存成为不可否认的现实。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演讲时指出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13]
但是，这一轮全球化也暴露出很多缺陷，被诟病最多的是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金融监管缺失。尤其在一些发达国家，由于不同程度的经济降速和产业外移，就业机会流失，中产以下阶层的生活得不到改善。显然，这些国家的广大中低阶层民众没有从自己国家的财富增长中分享到应有的份额。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6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按照人类发展指数衡量，全球所有地区的平均人类发展水平在1990年至2015年都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仍然有1/3人口的生活水平属于低人类发展水平。发达国家也面临贫困人口增加和社会分化所带来的挑战，超过3亿相对贫困的人口生活在发达国家，其中逾1/3为儿童。
增长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争论比较多的方面包括一些国家行为和政策的失当，例如，对印钞机的过度依赖、对金融衍生工具的滥用等，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结构性的财富分配不均则是更深层的根本性问题。可以看到，跨国公司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是一些国家内部二次收入分配的调配能力没有及时提升。一些发达国家在出现产业转移的情况下，对劳动力的升级和技能培训的需求关注不够，在调节分配方面未能及时跟上时代的步伐。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主要经济体为了应对危机，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同时导致社会负债率快速提升，货币大幅贬值。越来越多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少数人的投机型财富却进一步扩大，激化了社会矛盾。
随着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世界向信息化社会迈进，机械化、智能化等对普通产业工人有很强的替代性，会进一步推动社会资源和财富向少数精英群体集中，而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的机会难免会受到挤压。未来全球化的驱动力将更多源自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带来更广泛、更深刻的资源整合，但同时也有可能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发展中国家也会逐渐面临类似的挑战。中国对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将面临的挑战是非常敏感和清醒的，也开始采取一些措施，例如，正在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管理和政策扶植，着眼于加快劳动力结构调整。(https://www.daowen.com)
从中国的角度看，全球化需要完善，但是不可能走回头路了。中国主张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当今世界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挑战没有得到有效治理，旧的秩序和机制无法适应新的环境和应对新的挑战，全球治理能力和机制没有跟上全球化的步伐等。这些年，世界各国对完善全球治理的共识不断增强，行动力也逐步提升。尤其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一起在全球治理上做出了很多积极探索，包括将G20升格为领导人峰会，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融资配比和投票份额，在联合国框架下制定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挑战方面，缔结了《巴黎协定》并推动落实。
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一方面，国际社会需要继续做大世界经济的“蛋糕”，用“增量”解决不平衡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创新思维，改革完善现行国际机制，补充新型公共产品，更多地兼顾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调节全球财富分配机制。各国国内也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对一些新领域的全球治理，需要尽早开启多边和多元对话，在制度建设和风险防范上应该先行一步。
在安全领域的全球治理上，一个成功的案例是在亚丁湾海域进行的打击海盗的国际合作。经2008年6月联合国安理会第1816号决议授权，多国海军派出舰队携手护航，至2013年已经明显压制住了海盗的疯狂行为。现在索马里国家内部治理也开始走上正轨。亚丁湾护航是中国海军第一次参与国际安全行动，2008年以来安全护送了6000多艘中外船舶，半数以上为外国船只或者世界粮食计划署运输船只。
不容忽视的是，世界安全挑战已经出现全球化的趋势，但是在构建共同安全的全球治理机制上缺乏共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等共同威胁更加紧迫，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问题更加严峻，给世人带来新的安全隐患。但是，大国仍未摆脱地缘政治争夺的惯性，有的甚至试图重回竞争和排他性安全的老路，导致安全领域的全球治理严重滞后。
美国在应对自身经济减速、政治分化和社会不公的过程中，所秉持的自由民主制度也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同样需要自我反思和调整，因此，也并不能证明这种制度是解决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复杂问题的唯一“终极模式”。
正如前文所言，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是当前国际安全治理存在结构性障碍的根源。如果大国继续拘泥于自身地缘利益，则难免加剧意见分歧，导致各方进退失据，形不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