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将如何影响国际格局
首先，人工智能将从经济上影响国家间的力量对比，甚至引发新一轮大国兴衰。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从长远来看，每个大国经济的兴衰与其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兴衰之间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2017年6月，普华永道发布的《抓住机遇——2017夏季达沃斯论坛报告》预测，到2030年，人工智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将达到15.7万亿美元，中国与北美有望成为最大受益者，总获益相当于10.7万亿美元。2018年9月，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发布的《前沿笔记：用模型分析人工智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报告认为，人工智能将显著提高全球整体生产力。去除竞争影响和转型成本因素，到2030年，人工智能可能为全球额外贡献13万亿美元的GDP增长，平均每年推动GDP增长约1.2%。这堪比或大于历史上其他几种通用技术（比如19世纪的蒸汽机、20世纪的工业制造和21世纪的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变革性影响。报告还指出，占据人工智能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地区（以发达经济体为主）可以在目前基础上获得20%～25%的经济增长，而新兴经济体可能只有这一比例的一半。“人工智能鸿沟”可能会导致“数字鸿沟”的进一步加深。人工智能可能改变全球产业链。以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等为代表的“新工业化”将吸引制造业“回流”发达经济体，冲击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等比较优势，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提前“去工业化”或永久性失去工业化的机会，被锁定在资源供应国的位置上。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应用需要大量资金，科技含量高，且有可能导致就业结构变革，使得高重复性、低技术含量的工作逐渐消失。
此外，麦肯锡在2017年的另外一份报告中，根据对46个国家和800种职业进行的研究做出预测，到2030年，全球将有多达8亿人会失去工作，取而代之的是自动化机器人；届时，全球多达1/5的劳动力将受到影响。全球将发生类似20世纪初的大规模岗位转变，当时全球大部分岗位从农业转为工业。简言之，就是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力。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将增加对这方面的专业人才的需求。
研究显示，有三种类型的国家最有可能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中受益。
第一类是有人工智能先发优势的国家，比如美国和中国，都被看好。第二类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同时人口较少或处于下行趋势的国家，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既有发展人工智能的资本、技术条件，又能借助人工智能的发展弥补人口总量不足或呈下降趋势、人口结构老龄化等劣势。第三类是拥有更多科学家、数学家、工程师的国家，或重视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相关专业教育的国家。
其次，人工智能将从军事上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对比。
军事智能化的鼓吹者认为，人工智能将颠覆战争形态和战争样式。机械化战争是以物释能，靠的是石油和钢铁；信息化战争是以网络聚能，靠的是信息和链接。而根据目前的预期，一旦战争进入智能化时代，将是以智驭能，打的是机器人和自动化战争。
可以预见的是，在智能化条件下，战斗人员、作战概念、制胜机理等战争要素都将发生改变。在传统战争中，即便存在敌对双方在武器装备、训练水平上的差距，劣势一方凭借天时、地利、超人一等的计谋、先进的战术等，尚可一战。比如，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期间，简易爆炸装置就让美军吃尽了苦头。而在智能化战争条件下，一方在人工智能上的技术优势会迅速形成战场上的压倒性优势，使劣势一方无法形成有效的观察—判断—决策—行动循环，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状况。布鲁金斯学会在《人工智能改变世界》报告中提出了“极速战”（hyper war）的概念，即战争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过程，决策最快和执行最快的一方通常会占上风。在人工智能辅助下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其决策速度会大大超越传统战争模式，加上能够自主决定发射致命武器的自动武器系统，将大大加速战争进程，以至于需要创造一个新术语“极速战”来描述这种战争模式。2018年4月26日“大西洋”网站刊发的《当排爆机器人变成武器》一文，就用大量分析说明，军事机器人可以显著降低路边炸弹的威胁。
人工智能还将引发军事装备的革命性变化，无人自动性致命武器的集群式作战，可能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角和主要作战方式。设想中的空中无人机“蜂群”、水下无人潜艇“狼群”、地面机器人、无人坦克“蚁群”等一旦出现，将重构“消耗战”“人海战术”的价值，使得舰母、F-35战斗机等复杂而昂贵的大型武器平台，从战争成本和作战效能的综合角度看变得不那么具有优势。可以想象一下，当单架成本上亿美元的F-35战斗机对战单价为几千美元的武装无人机集群时，无异于“大炮打蚊子”。
需要说明的是，人工智能对军事的影响尚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这种影响可以有多大，如何发挥影响，都不确定。2018年7月，在清华大学第七届世界和平论坛“人工智能与安全”分论坛的讨论中，有专家提出，虽然目前大致可以判断出机器学习、工业机器人、材料科学等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但是这些技术如何结合起来，给未来战争造成什么样的具体影响，尚无法准确预估。20世纪前30年，当时的德、英、法、意等欧陆军事强国都研发出了坦克、飞机、无线电通信技术等，但是，只有当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遂行了“闪电战”之后，世界才发现这些新技术作为一个整体竟会给战争带来如此颠覆性的改变。现在，无论“算法战”还是“蜂群战术”，战略界的热议都还是从单项技术出发分析其对作战的影响。如果不能从整体上认识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运用，设想出来的应对措施有可能成为昂贵而无用的新“马其诺防线”。(https://www.daowen.com)
再次，按照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人工智能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是可以显著增加全球财富。但是，财富在国家间的分配将更加不平衡，人工智能技术的引领国受益多，落后国受益少，人工智能将进一步拉大国家间经济总量和质量差距。新增财富在地区间的分配也将是不平衡的，东亚地区有可能成为人工智能技术的最大受益者，美国有条件巩固其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而东亚的地位也会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财富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中的分配可能进一步失衡，相关国家国内政治平衡也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二是在资本、技术、劳动力三要素中，人工智能有利于具有前两项要素比较优势的国家，不利于具有劳动力要素优势的国家。三是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要素是算法、算力和数据，哪个国家拥有的计算资源越多、研发的算法越先进、掌握的数据越多，就越有可能获得经济优势。未来可能出现“算法博弈”“算法霸权”，数据将成为国家战略资源。四是由于人工智能技术迭代速度快，在“马太效应”作用下，具有先发优势的国家将强者恒强，后发国家越来越难以追赶，形成国际社会的“阶层固化”。由于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建立在计算机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并与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紧密关联，数字经济和技术领先的国家将在人工智能国际竞赛中占得先机。
最后，人工智能带来的经济和军事变化，在影响国家间力量变化的同时，还可能意味着国际趋势的变化。
一是北升南降还是南升北降？近年来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消退，发达经济体逐步复苏，而金砖国家相继出现困难，发展中国家追赶步伐放慢，南升北降的趋势开始减缓。如果不论其他因素，单就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言，很可能加剧这一势头。一方面，发达经济体有条件维持甚至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整体优势。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实力、利益分化也可能进一步加剧。
二是多极化还是两极化？阎学通认为国际格局的趋势是中美两极化，而不是多极化。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他的观点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国际上很多关于人工智能排名的分析都不约而同地将美国和中国到为第一梯队。美国作为人工智能的发源地，在创新精神、基础理论、核心算法、高端芯片、从业人员规模和素质等方面，明显领先全球。而中国在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技术应用领域走在前面，拥有海量数据和应用场景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天然优势。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互联网用户、最活跃的数据产生主体。2018年8月20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8.02亿人，每年产生的数据约占全球的13%。中国拥有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专业大学生，人才供给上更具潜力。根据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中美两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全面解读》报告，截至2017年6月，全球人工智能企业总数为2542家，其中美国有1 078家，占42%，从业人员约为7.8万人；中国有592家，占23%，从业人员为3.9万人；其余872家企业分布在瑞典、新加坡、日本、英国、澳大利亚、以色列、印度等国家。人工智能技术竞赛目前主要是巨头企业之间的角力，而主要的互联网巨头也都在将自己的资源转向人工智能。在世界互联网巨头企业中，美国有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脸书5家，中国有百度、阿里巴巴、腾讯3家。美中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世界前两强，同时也是全球综合国力的前两强，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拉大。
三是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扩大。人工智能将赋予巨头企业前所未有的权力。2016年发生的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通过脸书影响美国大选的事件，显示了这些企业可以有多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未来，一些传统的政府职能，如信息统计和收集、公众信息发布、社会福利发放，还有公共政策讨论、评估与反馈，以及涉及军事和外交方面的舆论活动等，都可能被人工智能企业取代。在“信息即权力”的时代，企业行为对国内政治进而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还将不断增大。美国斯坦福大学和美国Infinite初创公司联合研发了一种基于人工智能处理芯片的自主网络攻击系统。该系统能够自主学习网络环境并自行生成特定恶意代码，实现对指定网络的攻击、信息窃取等操作。通过人工智能自主寻找网络漏洞的方式，网络作战行动将更加高效，攻击手段将更加隐蔽和智能。传统的防护方式是基于病毒库和行为识别，已无法应对灵活多变的人工智能病毒生成系统，其恶意代码的生成、执行、感染具有更强的隐蔽性，这将使网络安全环境面临更大的挑战。
更令人担心的是，人工智能也有可能为恐怖分子、网络黑客、罪犯等提供新的犯罪手段。例如，恐怖分子可以远程操纵无人机或无人驾驶汽车，对目标实施暗杀和破坏活动，黑客可以利用大数据武器对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更加复杂和自动化的大规模攻击。经常被提到的案例包括：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军事基地遭受武装分子的无人机攻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演讲时遭受无人机袭击，“想哭”病毒的爆发，等等。加拿大学者阿查亚提出了“复合世界”概念。毫无疑问，人工智能将增加世界的复合化，包括政治权力的去中心化、更多元的行为主体的出现，乃至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因此产生更加包容和更多层次的治理需求。
四是加剧科技竞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进一步巩固了科技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地位。2016年5月，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国土与国家安全分委会发布的《21世纪国家安全科学、技术与创新战略》提到，科技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最关键的成分。没有科技创新就没有国家安全。美国能够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科技创新力量。
国内许多学者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是科技竞争，中美博弈已经率先在科技领域展开。2018年，美国先后对两家中国公司禁售芯片，更有甚者，公开阻止盟友国家采用中国华为公司的5G技术。同年11月19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署列出了拟议管制的14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兴技术”清单，其中对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技术分类和列管最为详尽。可以预见，在人工智能时代，围绕科技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竞争的结果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际格局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