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国际格局”
我想通过对国际形势的观察，结合自己这些年的一些经历和体会，谈谈对国际格局变化的看法。什么是“国际格局”？简单地讲，国际格局就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主要国际力量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之下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也就是说，国际格局指的是世界权力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比如，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是美苏两极结构，两个国家各自领导一个集团，把世界分成两个对立和互不相通的体系。苏联解体之后，冷战结束，从美国的角度看，世界成为美国的一统天下，是一极格局。然而，冷战后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其他国家发展也很快，欧洲的德国、亚洲的日本都曾经对美国形成追赶之势。中国国际关系界对国际格局的描述是“一超多强”。
在国际关系历史的视阈中，现代国际政治的起点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28]，它明确了主权国家、主权平等的概念。之后的500年间，多次出现大国争霸和国际格局从一个向另一个的转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在哪里？中国虽然有自己悠久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但是与伴随工业化进程发生的国际上的大国竞争没有很大的交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与世界上的强国竞争脱离的，自成一体。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以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成为国际格局变化的承受者，是被作用的对象。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国际史学界作为纪念出了好几本书，比如2012年出版的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的《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战争》（The Sleepwalkers：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29]，2013年出版的加拿大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兰的《终结和平之战争》（The War That Ended Peace，The Road to 1914）[30]。这些书与过去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书的角度不太一样，一个共同点是，没有突出描写那些宏大的事件和重要的人物，而是把视角放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十年当中相关国家关键的决策中枢发生的事情上——谁说了什么，谁做了什么，谁是如何回应的。作者的意图是让读者看到，形势如何从各方对一件件事情的处置和问题的累积，发展到矛盾发生性质的转变，滑向了那场谁都不希望发生的、谁也没有估计到其严重后果的大规模战争。
虽然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关键人物可能都没有刻意地推动战争，但是，他们在相互的驱动和算计中不断产生新的作用力。哪怕是德国，作为战争的发动者，其对战争时间和结果的预期都与现实有着巨大差距。国家之间的博弈就像是打桌球，一个球被敲打出去之后，会撞击到另一个或几个球，而这些球又会撞击到其他球，最终形成一个新的，最初可能难以完全预料的局面。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国际关系研究界已经高度关注快速成长起来的中国，这方面的研究逐渐成为重点之一，中国的一言一行相当引人注目。这些书有一个隐含的指向或者说潜台词，那就是提出一个问题：世界秩序的下一个挑战者是谁？围绕这个话题的国际讨论很热烈，甚至有人直截了当地写评论文章：谁是“亚洲的梦游者”，矛头指向中国。针对这些问题，我写了一篇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年的文章，2014年9月发表在《求是》杂志上[31]。文中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源进行了分析：是资本对市场、殖民地的争夺导致了无可避免的战争。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国家不需要也不应该再用战争和大国竞争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发展目标。
在《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战争》这本书里关于中国的内容不多，但是中国显然是在列强竞争和分割的单子上。原版书的169页有一幅源自19世纪《法国画报》的漫画（见图2.1）[32]，其上，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德皇威廉二世、法国的玛丽安娜（法国国家象征）和日本的伊藤博文围坐在餐桌旁边，手中举着刀子，面前摆着一张地图大饼，标明是“CHINE”（中国），围坐在桌子旁的这些人正在考虑自己能得到的那一块。他们身后站着一位戴着清朝官帽和留着长胡须的老人，应该是映射李鸿章，他焦急而又无助地将双手举向空中抗议着。这幅漫画描绘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在国际格局变迁中的处境，既是一个看客，也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对象。
图2.1 争夺中国(https://www.daowen.com)
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为什么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第一次成为国际格局演变的主角之一，成为推动国际格局变化的作用力而不仅仅是被作用者，是这一次国际格局动荡、调整的牵动因素之一。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同时需要意识到的是，这也意味着中国人的言论和行为会产生对他人的作用力，就像在球桌上，我们敲出去的球会撞击到其他球，引发新的变化。大国一旦进入影响国际格局变化的环境里面，它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都会招致反应，甚至引发反作用力。因为大国的言行会触及他方的利益，引发其他力量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所以我们对新形势的一个最重要的认知就是，中国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局面，而且自身拥有对这个形势的发展变化产生影响的力量。
历史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挥之不去的受害者心结。2014年6月我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时，要作为嘉宾在一个关于地区安全的论坛上发言，同台的还有时任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塞缪尔·J.洛克莱尔[33]。开场之前有几分钟时间请嘉宾在会场旁边的休息室相互介绍和熟悉，我找到他，想商量一下出席发言的基调。当时外界对中美海上分歧很担心，这场论坛引起比较大的关注。我想说服他，中美两国的发言嘉宾最好不要在地区中小国家代表的面前吵架，让人看热闹，给地区平添焦虑情绪。他同意我的提议，但是一再请我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有这么强的受害者心态？”我在两分钟内极为浓缩地讲了一下鸦片战争和之后的历史。他认真地听了，然后说：“鸦片战争是19世纪的事情，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情啊，现在中国都这么强大了，为什么还是一谈起国际问题，就表现出一种受害者愤愤不平的情绪呢？”
我说，一个国家的历史决定了国民的思维和价值。例如，美国人言必称人权，这是否因为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严重的种族压迫问题呢？这是美国最大的伤疤，从南北战争到现在，仍然没有完全解决。而中国人最大的历史伤痛就是外国的侵略和压迫，这必然在国民心中留下印记。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历史经历，人民的心理特征与历史总是相关联的。不过，他的感慨对我也有一定的提示，中国人确实需要注意自己的心态会给外界什么样的印象和由此引发的反应。
国际上各国外交的起源大多是关于如何谈判以实现和平和阻止发生战争的，而中国的外交起步于对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的抗争，中国现代外交最初的几十年都是在争取撤销或者是减缓各种不平等条约和不公正待遇问题。在我担任驻英国大使时，中英之间还解决了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情况是这样的，2008年3月发生拉萨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英国外交国务大臣马克·马洛赫·布朗（Mark Malloch Brown，Minister of State）约见我表达关切。他听我介绍了情况和中国的政策立场之后，念了一个口径，其中提到“理解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这是长期以来英国关于中国西藏地位的一个含有殖民色彩的政策表述，是中方绝对不能接受的。我马上提出交涉，强调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所谓的“宗主权”是英国在殖民时期强加给中国的，早就应该放弃了。但是，英国外交部一直不愿面对和谈判解决这个问题。
翻看历史档案，在中华民国政府期间中方就与英方交涉过此事。1943年宋子文两次会晤时任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明确提出“希望英国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遭到拒绝。同年8月，艾登致信宋子文，附以《“在中国尊重西藏自治的前提下承认中国‘宗主权’”的内阁决议备忘录》[34]。“宗主权”与“主权”有着本质的区别，英国政府的立场是拒绝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2008年8月，英国首相戈登·布朗访问中国出席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中国国务院领导人在钓鱼台同他谈了几个小时，一个重点就是讲这个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布朗都听得很认真，最后应该是听明白了。布朗是个比较实诚的人，说话做事讲道理，这件事的是非曲直很清楚，但是他也存在国内政治和程序问题。他结束访华后两个月，也就是10月29日，米利班德外交大臣在英国外交部网站上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英国在20世纪初对西藏地位的立场有时会影响我们表达观点的能力，这一立场基于当时的地缘政治。我们对中国在西藏‘特殊地位’的认识是从过时的宗主权概念发展而来的。有人利用这一点对我们追求的目标表示怀疑，并声称我们否认中国对其大片领土拥有主权。我们已经向中国政府公开表明不支持西藏独立。像其他欧盟成员国和美国一样，我们认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35]这意味着中英之间彻底解决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我们看国际形势的变化，不会是像看一座山似的，要么岿然不动，要么就山崩地裂。国际形势更像一条大河，不断地涌动，在流动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冲击和改变着什么。每年春天，黄河在流经宁夏、内蒙古时都会发生壮观的冰凌解冻，观察这一自然现象也能给我们观察国际形势以启发。国际形势是流动性的，变化在某个时段发生，不会是具体哪一件事就改变了国际形势，但是，每一件事都自会有其影响，都不会被历史忽略，一件件事情累积起来，就会对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作用力，留下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