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霸权的自我消耗
美国对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完全不同的。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自认为世界进入一超独霸的时代。那么，美国的国际战略目标是什么呢？
1994年我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时，参加了一个由美国国务院新闻署邀请的发展中国家青年外交官访美代表团，选题是“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我带去的调研课题是，冷战之后美国国际战略的目标是什么？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仍然保持着在海外的大规模军事部署，其目的是什么？谁是美国的敌手？代表团访问了华盛顿和纽约、圣迭戈、加州等许多地方，无论是在与官方人士还是与国会议员、媒体记者、智库学者的交谈中，我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美国的国际战略目标是在全球推进和实现民主、自由和人权。我问，美国的军事部署属于硬力量（hard deployment），而其宣称的目标是软性的（soft target），缺乏清晰的边界，在现实世界如何操作和实现呢？美国人说“我们就是要这样做”，而且说得相当自信，好像美国已经无所不能了。
复盘一下“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国际行为，确实是这样的，一直试图追求实现那个漫无边际的软目标，即用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改造世界。21世纪第一个十年，美国的重点之一是改造中东欧国家，推动制度转型，结果怎么样呢？2011年我随团访问匈牙利时，欧尔班总理在给中国代表团介绍情况时说道，金融危机对匈牙利的打击很大，西欧企业纷纷撤资，经济陷入困境。欧尔班曾是学生领袖，谈到匈牙利的政治转型是否实现了当年追求的目标时，他认为，政治上算是实现了，有了自由，有了选票，但是，经济上没有。显然，当年的人们以为改变了政治制度就能得到西欧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并没有。在代表团与匈牙利老朋友座谈时，一位资深汉学家讲道，他的生活比父辈要好，但是他的孩子过得不如他，孙子还需要他关照。整个中东欧国家基本上都是这种状况，平静，同时也沉闷，年轻人都到西欧去找工作。许多人羡慕中国的成功，既保持了自身的制度和稳定，又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美国将注意力投入了反恐战争。2001年乔治·W.布什出任美国总统，谈到中国时用的是“战略竞争者”，白宫制定战略安全报告的草案中已经考虑“中国威胁”问题，据说都已成稿，但因“9·11”事件的发生而被迫重写。2001年9月11日在纽约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彻底改变了美国乃至世界的政治议程，美国全面转向反恐，小布什向世界宣告，恐怖袭击事件是历史的分水岭，美国的国际关系将以是否支持反恐画线。美国发动了一场大规模和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白宫的战略安全报告推迟到2002年才发表，将聚焦点转向反恐。当时中方对“9·11”事件做出了及时和明确的判断，认为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共同威胁，中国支持反恐。
美国于2001年10月7日发动了对阿富汗的战争，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接受了美国关于阿富汗存在恐怖主义者的信息，对这场战争给予了一定的认可和支持，美国的军事盟友包括英国、德国、波兰、捷克等北约国家。2003年3月20日美国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但是国际社会对此行为的认可度和参与度比较低，美国的一些盟友也没有给予支持，当时包括法国、德国在内的十个北约成员国表示拒绝向伊拉克派遣士兵。
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开始仅一个月，在美军地毯式轰炸的攻势下，北方联军快速攻克了阿富汗北方大型城市马扎里沙里夫。2001年11月13日，北方联盟部队占领了首都喀布尔，塔利班的力量几乎未抵抗就撤退了。2002年5月我跟随中国外长代表团访问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那时在喀布尔街上散步很安全，我们头上戴着自己买的普什图帽子，向街上的人借来他们手中磨得很旧的步枪拍照，气氛热情友好。市中心的空地上可以看到大扫帚扫过的痕迹，街道两边的房子二层楼以上都被炸得或者烧得只剩下水泥架子，在一层已经有人居住，窗户是用纸壳封上的，炊烟袅袅。一些人家的门前摆着小摊位，出售自家做的烤饼。有一群小男孩儿跑到我们面前来，手里举着黄色的苦菜花，都蔫了，孩子们放在鼻子前，满脸笑容地一再向我们展示（见图2.2）。陪同的人员告诉我们，这意味着和平。阿富汗人民终于迎来了和平，我们在喀布尔充分体验到了一个长期战乱国家的人民对和平的期盼和珍惜。
图2.2 期盼和平的阿富汗孩子们(https://www.daowen.com)
代表团住进一个非常破旧和简陋的酒店，是喀布尔勉强恢复起来的第一座酒店。一个中年男服务员端着一个盘子来到我的房间送茶，他穿着熨烫平整的深色旧西服，上装和下装都不是一套，脚上穿着一双很旧的运动鞋，刷了白粉显得干净。他端的盘子旧得看不出颜色，上面垫着一张报纸，茶杯旁有一个图案模糊的小瓶子，插着一朵盛开的玫瑰。茶特别甜，也不热，我喝了茶，付了小费，感动于他的这份心思和尊严感。在经历了20年战争之后，在这么一个破旧的酒店里，出现这样一位服务员，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分。
然而，一直到2014年12月，美方才勉强宣布战争结束，持续了13年之久，而且这个国家至今仍然没有实现和平。十年后的2012年，我再次来到阿富汗的喀布尔出席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进程部长级会议。此时城市里的房子比过去完整了，但是战争并没有结束，和平也没有留住，恐怖袭击频发，街上极其不安全，我们已经不能随意走动和散步了。阿富汗总统宴请各国代表团，地点在一个像城堡一样的院子里，我问同桌的一位阿富汗人怎么看战争，怎么看未来。他低声说，美国在阿富汗花的钱就是用金子铺路都够了，但是他们的注意力不在和平和建设上。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说，美国在这里的主要目的是寻找本·拉登。
伊拉克战争在2003年3月20日开始，次年5月，小布什站在“林肯号”航空母舰甲板上宣布“美国取得胜利”。但是，在奥巴马任内最后一批美国军队作战士兵于2011年12月18日才撤离伊拉克，若以此作为结束战争的标志，历时八年多，远远超出最初的预期。由此可见，哪怕是在美国与阿富汗和伊拉克这样军事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美国这个战争的发动者仍然无法估计，也无法控制战争的走向和结果。这自古以来就是战争所特有的残酷逻辑。
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消耗和损耗是巨大的。耗费了那么大的成本，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形势直到现在还是很乱。正如理查德·哈斯在2010年5月出版的《必要的战争，选择的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的回忆》（War of Necessity，War of Choice：A Memoir of Two Iraq Wars）中所说，“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是没有必要的”，“美国完全可以在不改变政权的情况下改变其行为和威胁”。特朗普更是直接讲“美国的路走错了”。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的打击很大，国库更加空虚，这进一步制约了美国的国际行动能力。记得2011年发生“阿拉伯之春”时，形势比较紧张，我在欧洲开会，问坐在旁边的美国前财长罗伯特·鲁宾：“怎么样，美国还要打利比亚吗？”他说不会打了。我问：“你怎么那么有把握，有什么根据？”他说：“因为没有钱了。”美国霸权的自我消耗和战略透支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表现得更加明显。
而这个阶段也是中国发展最快的时期，2003年美军进入伊拉克的时候，中国的GDP是1.66万亿美元，是美国的1/7，[42]战争结束时已经超过了美国的一半。美国惊回首，发现一个新的大国崛起了。美国在宣布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结束的时候，被中国追赶的焦虑感就已经出现了。
美国史学家加迪斯2018年出版的《论大战略》中，对何为战略有一段精辟的论断：战略就是常识，是目标与手段的结合。他用大量史实进行比较，展现了在目标和能力的平衡中，战略的制定和执行者的得与失。虽然加迪斯在书中没有直接评价美国政府反恐战争的错误，但是读者可以从中看到，进入21世纪的美国没能逃脱无视常识的失败后果。诚然，任何战略的成败都脱离不了战略演进所处的时代背景，成功战略的构建更是要基于对时代潮流的准确判断。冷战的终结打破了世界被集团隔绝的状况，给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而世界各国希冀和平、追求发展构成后冷战时期的基本潮流，美国对世界大势的判断失误是导致其战略透支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