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的时代责任[1]

最近看到不少关于智库的论坛和研究，从中可以注意到我国的智库发展正在得到更多的重视和机会。

什么样的智库产品符合决策需要？这是中国智库学者需要思考和把握的问题。(https://www.daowen.com)

20世纪90年代，我在外交部亚洲司做周边工作，当时世界刚刚走出冷战。从外交决策的角度来看，我们面临许多新课题，周边外交的重点是开拓周边国家关系、稳定周边形势。那么，如何从理论上阐释周边外交政策和其中的逻辑？如何认识和应对周边环境中的特点和正在出现的趋势性现象？那时我比较注意看一些中国学者的文章和著作，例如从阎学通老师的研究中就得到许多理论上的启发。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阎老师分析了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国家利益外溢的现象，谈到当我国利益延伸到了边境之外，必然需要对周边和国际事务有更多的参与。这让我对现阶段周边外交的立足点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和理解，围绕“周边外交要为改革开放构建好的周边环境”的思路，我们形成了在周边增信释疑、参与多边对话、推进“合作的安全”等一系列政策和外交宣示，最终建立起中国-东盟自贸区。冷战后，周边形成一整套东亚多边合作机制，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亚洲地区比较顺利地走出“后冷战”时期的思想混乱，较快地进入一个良性的合作轨道，避免了在许多地区出现的那种动荡。这期间，我国的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部门与学者一直保持密切的沟通，学界对国家在新的环境下的外交政策和思想延伸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再举两个例子，记得在参与东盟地区论坛的讨论时，中方无法回避国际上比较流行的“预防性外交”的概念，澳大利亚等国家一直在积极推动将这个概念纳入东亚合作机制，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但是，从其他地区的实践看，这个概念有比较明显的政治指向性，在亚太地区主要涉及领土等争议问题。我们对此应该怎么看、怎么做，直接影响到中国在地区多边机制中的作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特别是王逸舟、刘学成等老师提出了非常好的意见，而且有系统的著述，增强了我们的信心。经过研究，我们采取了“接过来，为我所用”的做法，用符合本地区实际和共同利益的方式加以解释和规范，纳入共识。现在“预防性外交”这个词经常被提及。

智库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和相关表述最典型的例子，是郑必坚和他领导的改革开放论坛，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概念，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发展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后来还形成了政府白皮书，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以，我的体会是，在外交方面，好的智库产品应该紧跟当时国家的发展需要，能服务于相应的对外政策的需要。智库产品应该是现实的和具体的，说白了就是“能解渴”“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