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大与中国的竞争
中美矛盾如今成为国际格局转变中的一对主要矛盾，两国之间的紧张态势主要是由美方主动驱动的，试图挑起在以下四个博弈场上的竞争。
一是制度和价值观之争。新冠肺炎疫情之前，西方思想界已经开始担心，中国作为非西式民主制度国家，其成功会带来稀释西方价值观号召力的效应，进一步印证“美西方”在冷战后试图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上统领世界的不成功。在美国战略界看来，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对美国现实利益和国际地位的挑战，更是对美国的制度稳定和价值输出的威胁，这是更具深层意义的挑战。从中国的角度看，美国从来没有放弃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近来美国政府当局的涉华话语更是试图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和对立起来，挑衅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因此中方必须坚决与之斗争。
“战略方针”将矛头指向中国治理和执政党，将“价值观挑战”列为中国对美三大挑战之一，[14]突出中国内外政策的意识形态根源，似乎刻意将中国包装成当年的苏联，其意图无非是将政治和安全因素推到中美关系的优先位置，为胁迫企业和经济界接受“脱钩”提供依据。沿着这个路径走下去，两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零和对抗模式的意识形态之争。
二是舆论摩擦。2020年以来，美国对华较量的重点出现从贸易摩擦转向舆论摩擦的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放弃其他领域的竞争。
贸易摩擦恶化的势头在第一阶段协议签署后基本得到控制，科技竞争则难以速战速决。在安全领域，美国军方目前的主流想法是保持足够威慑，而非主动进攻。而在舆论摩擦方面，美国经验丰富，有话语优势，在国际舆论场上有传统影响力。而中国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信息库和舆论场处于相对隔离状态，关于中国的一手信息对美国和国际社会的通达度一直不够充分。
解决舆论摩擦需要设计一个简单清晰、能直击人心的主题词，然后通过多角度推导和多叙事渲染，形成压倒性的舆论潮。从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强硬势力人物的表现和表态，基本可以看出对华舆论摩擦的轨迹，关键词就是“中国不可信”。其目的就是要颠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确立的成功者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换言之，就是改变中国的“人设”，贴上“不诚实”和“不守信”的标签，进而破坏中国的外部舆论环境。冷战期间，美国也是不断给苏联贴标签，从道义的角度将对手放到让公众认为无法相容的对立位置上。
三是经济、金融安全之争。疫情对美国经济带来重大冲击，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2020年4月失业率达到了14.7%，5月略有下降，但是仍然高达13.3%。[15]经济下行导致美国财政状况迅速恶化，在2020财年的前8个月，财政开支预计将超过39250亿美元，较2019年同期增长9120亿美元，增速超过30%；其中在疫情高发的4月和5月，联邦政府收入减少了45.8%，而开支增加了93.6%，赤字更是高达11620亿美元。[16]预计2020、2021财年，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将分别高达3.7万亿美元和2.1万亿美元。[17]财政恶化导致美国联邦债务快速增加，截至6月10日，其总额已经接近26万亿美元，[18]也就是说在本财年的前8个月内，联邦债务增加了约超过3万亿美元。美联储预计2020年经济将萎缩6.5%，[19]因此，预计到本财年结束，财政赤字和联邦债务占GDP的比重将分别达到18%、140%，这对美国政府来说是极为沉重的负担。(https://www.daowen.com)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美国政府推出约3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美联储也计划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的区间内不变，直至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的目标。[20]这种无底洞式的经济刺激措施和“直升机撒钱”的办法，不仅会抬高债务率和赤字率，也会刺激高杠杆投机和流动性泛滥，埋下市场隐患。随着债务的不断膨胀，联邦赤字占GDP的比重有可能在未来几年甚至长期保持在10%以上。
在此情况下，美方的焦虑感进一步上升，力图借疫情中多国反思供应链安全之机，渲染中国将优势产业“武器化”的风险，加快产业链、供应链结构调整中的“去中国化”。美国战略考量中的理想目标是，通过重修规则、重定标准、重立区域贸易集团、改造国际机制、关键技术和产业“脱钩”等做法，借“去全球化”实现“去中国化”。美国有少数政客主张利用金融霸权压制中国，尽管滥用金融工具会对国家信誉和美元信用造成伤害，但是已不能完全排除这个选项。
不过，全球供应链的形成和调整是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结果。在中国的许多外资企业把本地市场作为自己的主要经营对象，在没有大的政治和安全压力的情况下，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大规模离开中国。
四是战略安全博弈和海上安全较量。在军事安全领域，美国在战略、战术和具体操作层面对中国的疑虑都在上升，试图加大施压和制衡。在涉及中国主权和安全的问题上，中国对美国的压力和刺激须予以回击，并采取适当的反制措施和必要的行动。从趋势上看，未来一段时期中美军事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会增加，战略信任的缺失难以弥补。两国军事舰机在海上和空中近距离相遇已非偶然现象，发生摩擦的概率在增加。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海外部署的军事力量面临病毒威胁，不得不减少在全球的行动，但是为了防范中国“借机填补战略真空”，反而增加了在南海、台海、东海针对中国的巡航、侦察频率和挑衅力度。两军态势最大的不确定性还在于，双方未建立起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彼此底线不够明确，互动的规则和“红线”不够清晰。这导致双方需要不断相互试探，增添了发生突发事件和不可控结果的风险。两国和两军高层在军事上曾经达成“不冲突、不对抗”的战略共识，[21]如何切实维护是双方都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中美之间的战略威慑关系也开始出现一些新变化。美国调整核战略、更新核武库、降低核门槛，以及发展导弹防御体系和高超声速飞行器、酝酿在中国周边部署中程导弹，可能拉大中美之间本就悬殊的核力量对比。并且，这是否会迫使中方考虑适度调整有待观察。此外，中美双方都是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下的新型武器平台和军事技术的主要探索者，两国网络、太空、极地军事化的动力明显，在这些领域如何管控两国竞争，亟待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