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传播能力

传播的方法有演讲、接受采访、写文章、写书等。从广义上讲，各种人文交往和文化交流都是强有力的传播方式。日常的传播，媒体是最重要和便捷的渠道。

我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比较多，但是学习和掌握一定的方法和技巧，还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记得在澳大利亚工作的时候，有一次遇到涉及中国的舆论高潮，我应约接受电视台的记者连线采访，说好答问时间一共5分钟。从接受邀请到开始连线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工作人员帮忙搜集了20个媒体讲得比较多的关于中国的问题，然后我们一起商量了答问的口径，打印出来差不多有3000字，我尽力熟悉了一下。接受采访的时候，记者提问角度刁钻，节奏快，准备的口径基本用不上，在那种镁光灯之下的高压状态中，也不可能记住那么多东西。所以，实际的答问只能是记者问到哪儿、自己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了。由于记者的态度批判性强，问题尖锐，刺激得我也针锋相对，态度强硬，立场明确，自认为应对得还不错。

后来新加坡大使也遇到一次舆论高峰，接受了同样的节目采访，面对记者咄咄逼人的指责性提问，他没有发生情绪起伏，而是自始至终保持了平和说理的态度，把重点放到了传播知识和信息上，用很快的语速大讲新加坡的相关法律和做法。相比而言，我太注重与记者争对错和赢高下了。

在日后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作为被采访者，我与记者是一种博弈关系，双方都想赢，但是，赢的是什么呢？并不是我要赢他抑或是他要赢我，而是我们都要设法赢取听众，赢取镜头背后的那些人。所以，不在于谁的声音大，谁的言辞激烈，谁的态度强硬，而在于观众认为你们两个人谁讲得对，谁更有道理，最终接受了谁的观点。可见，电视记者的现场采访是对沟通技巧要求比较高的博弈过程。在《我的对面是你》这本书里，我专门讲了这方面的经历和故事。

我刚到英国的时候，也接受过媒体记者的采访，相熟的公关专业人士了解到，我不经过培训就敢大胆地接受采访，感慨地认为我勇气可嘉。后来我开始学习和了解，看别人是怎么做的。比如，美国驻英国的大使，一年接受数百次采访，每年除了有专业经费可以接受公关培训，还会在内部进行采访前的演练。以色列大使曾经担任外交部的发言人，也给我介绍了以色列的外交干部如何普遍接受公关培训。这对我很有启发，开启了在使馆进行专业培训的道路。因为公关培训费用比较高，我们经常是一个人上课，多人旁听，提高大家应对媒体的意识和能力。(https://www.daowen.com)

专业的辅导和培训大幅度地提升了我对媒体的了解和应对采访的专业化水准。例如，当我准备接受5分钟的采访时，不会再用拉网的方式，准备大量的答问口径去“押题”，而是根据自己的传播内容和当时媒体乃至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结合起来设计三四个问题，考虑好简洁清晰的回应口径，然后通过反复的演练，构建起利用记者的任何问题来传递信息的能力，从而实现传播的目的。我从中学到的一个重要的方法终身受用，那就是，要能够顺着记者的提问，引出自己的观点，把对话拉入自己预设的轨道上来。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2017年3月的人大会议新闻发布会上^[8]，一位意大利女记者问我：“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成为世界公民？”这位记者对中国非常友好，我们也相熟，她不是想为难我，而是在传达意大利人乃至欧洲人想了解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什么叫“世界公民”？这个概念背后隐含了西方人的价值判断。但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在电视直播的情况下，国内外的观众都在看着，我不能去跟她辩论和探讨世界公民的定义，也不能所答非所问地回避。我就采用了训练中学到的技巧，把她的问题引入我熟悉的轨道。我看着她的眼睛说：“你这个问题很好，我理解，你是想问，中国要在世界上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她看着我点点头，我继续说，“那么让我给你讲讲，中国想在世界上发挥什么作用……”她接受了我对她的提问的解释，在观众听起来也很顺当，实际上，我已经让这个问答转换了轨道。这是一种技巧，遇到比较抽象或者难以回答的问题，最好能把对方拉到自己的轨道上来。直接去反驳记者，或者批评记者，效果都不会好，会让听众觉得发言人强词夺理，缺乏自信。总之，掌握表达技巧是提升传播能力的重要方面。

个人能力是国家的传播能力的组成部分，但是，这只是局部的问题，在国家的层面，传播能力应该是多元和多层次的。以美国为例，舆论与决策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多元和多渠道循环运行模式：智库—媒体（公众）—国会—政府。这四个层面都对决策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时也都是对内对外传播的主体，四个层面之间相互碰撞、相互影响。例如，一个对外政策和重要思想的形成，往往先在智库层面有比较长时间的酝酿和研究，之后影响到媒体，进而影响到大众和国会，政府则会受到大众和国会的推动，从而影响到政府。有的热点问题会先在媒体的炒作中对其他主体造成影响，最终也会倒逼决策。而大国的国际传播与国内传播很难绝对分开，往往是同步进行的。

因此，在美国的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各种主体都有参与，都会产生作用力，在这个过程中，源自中国的真实和一手的信息不应该缺位，否则偏见难免大行其道，给误读和误解以产生影响的空间，导致关于中国的谬误在美国大行其道，甚至成为主流认识，让对中国的政策判断基于不完整和错误的信息，这是危险的。

总之，我希望能在年青一代中培养起提升传播意识、提高传播能力的风气，希望将来世界上出现的跟中国有关系的话题、跟中国有关系的事件，都是中国人第一时间出来讲：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做了什么、还要做什么？如此，大家都为国家形象的构建和维护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