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讨论的是什么

在进入正式讨论之前，需要明确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讨论的是什么人工智能？是狭义的、能够模拟人的个别智能行为的人工智能，比如识别、学习、推理、判断，还是通用人工智能，即拥有与人类大脑相似的自主意识和自主创新能力？是弱人工智能，为解决特定、具体任务而存在，只擅长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翻译某些特定素材的人工智能，例如谷歌的AlphaGo、科大讯飞的智能翻译器，还是强人工智能，即能够思考、计划、解决问题，能够进行抽象思维、理解复杂理念、快速学习、从经验中学习等人类级别的人工智能，例如电影《人工智能》中的小男孩大卫、《机械姬》中的艾娃，抑或是未来的超级人工智能，即跨过了“奇点”，计算和思维能力远超人脑，“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比最聪明的人类大脑聪明很多，包括科学创新、通识和社交技能”（牛津哲学家尼克·波斯特罗姆对超级智能的定义）的所谓人工智能合成人（Synthetics）？

我们讨论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乃至国际格局的影响，只能限定在已知的、基于大数据和深度学习技术的，以算力、算法和数据为三大要素的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上。我们还无法讨论那些尚未获得突破的、拥有全大脑仿真技术的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目前应是依据已经存在和能大致预见到的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发展趋势，来探讨其已经和可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第二个问题，人工智能是否会影响国际关系进而影响到国际秩序？目前看，答案是肯定的。历史上，技术革新和传播曾经无数次革命性地改变了一国或多国的命运，进而改变了地区格局甚至世界形势。麦克尼尔父子在《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一书中，生动地描写了技术革命对军事、政府组织方式、信仰，进而对国家间权力转移和地区格局演变的决定性影响。书中谈到，公元前1700年左右，战车革命改变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中国黄河流域等区域的权力格局，例如，雅利安人入主印度北部和商朝的兴起。公元前1200年后，铁冶炼技术的出现和传播，使装备着价格相对低廉的铁甲胄和兵器的普通步兵，有条件将精英驾驭的战车掀翻在地，更加廉价的武器装备、更大规模的军队、官僚统治的巩固等条件的组合，使亚述、波斯等农业帝国的崛起成为可能。公元前7世纪，马弓手的数量和技术又一次打破欧亚大陆的军事政治平衡，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再度取得对农耕民族的优势。(https://www.daowen.com)

再举一例，核技术的出现改变了现代世界的政治面貌，进一步稳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形成的大国权力格局，五核国的身份使得美国、苏联（解体后是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保持着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而且产生了以和平目的利用核能、有核国家承担不扩散核武器义务、允许无核国家获取和平利用核能技术等一系列国际规范，催生了核战争等于人类毁灭、核扩散不义且非法等国际价值观，形成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联合国核裁军谈判机制、全球核安全峰会、东南亚无核区等一系列国际制度安排。

人工智能被认为具有像核能一样的军民两用性和改变国家实力对比的颠覆性。2017年7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发布了《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报告，认为未来人工智能有可能成为与核武器、飞机、计算机、生物技术不相上下的变革性国家安全技术。因此，将人工智能纳入能够影响国际关系的讨论范畴是合理的。

人工智能甚至可能影响国际秩序的变迁。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认为，国际秩序包含两项基本内容，一是主要国家和国家集团的权力结构和实力对比，二是处理国家间关系应遵循的规范。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认为，国际秩序是“国际体系中国家依据国际规范采取非暴力方式解决冲突的状态”，其构成要素为国际主流价值观、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安排。他还认为，导致国际秩序变化的原因是国际格局的变化，但国际格局却不是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性质是国际权力的再分配，即国际制度再安排的核心内容。两位学者在分析国际秩序时都强调了国际格局、国际规范两大因素。人工智能有可能通过改变国际行为体的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冲击现有国际规范并催生新的国际规范，从而从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两个方面影响国际秩序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