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反思西方地位和作用，寻求超越困境、自我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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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10日发布的年度《慕尼黑安全报告》题目是“西方的缺失”（Westlessness），从欧洲人的视角讨论西方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中心，是否正在衰落？报告列举了西方内部的矛盾及其与外部的冲突，感叹世界变得越来越不西方了，而西方本身也变得不那么西方了，从而提出了“西方的缺失”这个概念。
慕安会诞生于半个多世纪前的冷战中，初衷是协调西方立场。冷战后其视野扩大，开始关注更广泛的国际安全热点问题，参会者也从单纯的跨大西洋国家成员扩大到中东和亚洲等地区。近年慕安会敏锐地观察到国际格局的变化，开始思考西方应如何调整自身以应对新挑战。2017年慕安会报告提出了“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的全球变局挑战，2018年探讨了“超越西方”的时代特点，2019年则提出“全球拼图：谁来捡拾碎片”的紧迫问题。2020年以“西方的缺失”为主题，进一步拓展了欧洲战略界的反思。
这个表述反映了弥漫在西方内部的一种焦虑情绪——担心西方在急剧变化的世界格局中失去主导地位、关注欧美统一立场正在因为不断生成的不同理念和利益取向而受到侵蚀、担心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被所谓“威权国家”势力“修正”，等等。
何谓西方？从世界历史和国际政治的角度看，西方既是地理和物质层面的，也是精神和制度层面的。西方文明发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历经城邦制、罗马帝国、中世纪、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殖民扩张乃至美国崛起，逐渐形成文明体系并不断被充实和强化。现代西方人以欧洲各民族及其后裔为主体，思想文化深受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以所谓自由民主制度为价值信条。这些共同筑就了西方对世界的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在物质层面，过去三四百年间，西方基于海洋、大陆扩张和金融霸权，引领了军事革命和科技创新，主导了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时代的世界经济发展。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西方一度冲高到国际权力的顶峰，并且强力推进了全球化进程。而后随着新兴力量的崛起和全球产业链重组，西方的综合实力被稀释。欧美在全球推进西方化遭遇一连串挫折，自身问题也全面暴露，使得西方价值理念的光环褪色。欧洲人更加认识到，西方已经难以在塑造21世纪的政治和经济特征上发挥绝对主导力。
从本次会议的一系列讨论可以看出，经过四年的反思，欧洲战略界的思维更加聚拢了，对于“西方的缺失”的判断主要源自两个方面的认识。
一是对中国崛起抱有既给予认可又充满担忧的矛盾心理。尽管欧美经济总量相加仍占到全世界的近一半，但中国已达到全球GDP的17%以上且保持上升势头，亚洲总量占到1/3强，世界经济和国际权力的重心必然向亚太地区倾斜。越来越多的欧洲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势不可当，是无法逆转的持久现象，欧洲和西方须尽力适应，找到与政治制度迥异的中国和平共存的路径。
二是对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日益不满，认为美国右翼主导下的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倾向背离了支撑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本理念。特朗普政府不顾及欧洲利益、重大决策不与欧洲商量的做法，破坏了跨大西洋联盟的基础，双方渐行渐远，欧洲须“形成自己的战略”，“走自己的路”。
欧洲对西方的反思是多维度的。一方面，欧洲看到“体系性危机”正在发生，另一方面，欧洲也认为西方的“自觉”仍在，并非行将“终结”。他们对中国等新兴力量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进而不断壮大感到不适，但是也对为保全体系而调整规则和协调共存持开放态度。所以，欧洲并非在为西方唱“挽歌”，而是希望从战略、价值观和务实层面进行再构建，对世界是否会陷入美国与中俄激烈竞争，进而分裂的状态审时度势，试图寻找自己的新角色，谋求发挥更大作用。为此，他们强调“超越”，对内超越利益和价值差异，增强集体行动的能力，对外超越原有的路径依赖，发展更为多元、平衡和务实的全球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