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选择

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对这些问题需要有一个清楚的考虑和明确的答案，而且我们内心想的、真实的意图，与对外表达的政策目标乃至我们的国际行动必须是一致的。作为大国，信誉很重要，需要用真实的思想和目标赢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可乃至支持。如果心里想着要争世界主导权，或者打算现在暂时不争，10年、20年之后再争，而口头上说不争，还期待国际社会相信，这是不太可能的。大国不像小国，在大的战略意图上，内外须一致，藏是藏不住的。

2019年11月基辛格访问中国时，在北京大学与学生座谈，他谈到中美关系时说：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是，美中是否处在一种互为敌手的关系里（adversary relationship）。他说：如果美中互为敌手，两国会在世界范围彼此争斗，其他国家也需要据此做决定，整个世界会被分裂，因为每个国家都必须决定是和美国还是和中国站在一起。当然，搞外交的人不会说美中要做敌人，然而，需要避免的是我们互相说“要成为朋友”，心里想的却是要打败对方，口头上说“要成为朋友”的目的是让对方感到安全，然后自己为所欲为。只要有一方试图这样做，不久就会发现，没有一方能这样被打败，因为当另一方发现对方的真实意图时就会做出回应。如果我们说要合作，就要真的推进合作，这才是合作的战略。

在国际战略上，我们不仅要有想法，还要有评估。如果决定要争夺世界主导权，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争这把交椅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什么关系？是互补还是会相互取代？哪个优先？如果不争的话，实现民族复兴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阻碍？我们跟美国之间应该是种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我们不屈服于美国的霸权，同时又不跟美国对抗，那么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态势？还有没有可能搁置分歧、促进合作？如果美国就是要搞对抗，我们如何才能在坚决抗争的同时继续推进国家自身的发展目标？

判断的扭曲对政策是有影响的。假设美国认定中国的意图是挑战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并且在这种误解的基础上制定对华政策，美方基于以维护自身世界主导地位为根本目标的认识，不惜一切代价，哪怕走向冲突，调动全部资源、条件和力量来阻止和隔绝中国，视此为国家利害攸关的博弈。而中方需要坚决维护自己的发展空间，必然对美方做出坚决的抵抗，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抗争，那么中美关系走向的结局就不言而喻了。

记得在2017年春天的中国发展论坛期间，我与来参会的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和英国记者马丁·沃尔夫等人探讨形势，当时中美关系已经出现比较大的不确定性，谈到中美关系是否会更加紧张时，萨默斯说：“What can you expect？”（能指望什么呢？），言下之意是中国都发展到这个份儿上了，将来还要超越美国，那让美国怎么继续领导世界啊？美国怎么可能不打压、阻止中国呢？

我问：“那中国的选择是什么呢？”马丁·沃尔夫说：“中国没有选择，中美之间的矛盾是无解的。中国不可能停止成长，美国也不可能停止焦虑。”他戏谑地说：“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中美可以合作，携起手来。那就是发生了来自火星的入侵。”后来我们经常用这个梗，把诸如中美学者关于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的研讨等项目戏称成“火星”项目。

现在美国围绕中国问题的辩论基本尘埃落定。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加快调整和改变对华接触的政策，2017年12月发布任内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性为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2018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国防战略报告》^[24]，随后还有《核态势评估报告》将“国家间的战略竞争”定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点”，称中国是要求改变现状的力量威胁。^[25]华盛顿比较快地推进国内的政治动员，形成朝野和府学比较一致的论断，就是与中国合作不再符合美国的利益，必须调整对中国的战略和政策。2020年5月20日，白宫发布《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26]，进一步否定了过去几十年的对华接触政策失败，明确要改变对华策略，采取公开施压的方法，遏制中国在经济、军事、政治等多领域的扩张，^[27]甚至把矛头对准了中国共产党和领导人，挑战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这种做法的政治意图很明显，如果把中美之间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推高到成为两国竞争的主导面，不仅有利于蓬佩奥等人拉盟友站队，也能为他们更加有效地推动产业和科技“脱钩”提供政治依据。(https://www.daowen.com)

例如，在产业转移的问题上，对企业来说，产业转移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产业会在价值链的结构性变化中逐渐发生接替。随着中国制造业成本的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前就开始转移到越南、柬埔寨和南亚一些国家，就像当年制造业从日本、韩国向中国转移。而中国的产业界也会进行结构调整，沿着价值链往上走。但是，如果把政治安全因素纳入进来，将迫使美资企业不是从价值的角度评估进退，而是从政治和安全的角度考虑对企业的利弊，那样就会导致非正常的产业转移，对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带来消极影响。在目前世界经济陷入严重困难的阶段，这样做肯定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但是，白宫的强硬势力显然是下定决心要把中美关系引向对抗的轨道，招招都指向那里，让冲突成为主导，其他的考虑做出退让。

如果中美博弈涉及的主要是经济利益问题，贸易协议的达成和实施应该能够稳定住中美关系，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更应该能够促进两国重新开展合作。但是情况相反，中美关系在向更加紧张和危险的方向发展。这说明，美国的强硬势力对华政策的意图是引向对立甚至是冲突的方向，因为他们认为，唯此才能阻止中国的赶超和与美国的权力争夺。他们不希望中美在疫情中合作的需求改变这个趋势，认为除了冷战，除了对抗，已经没有别的出路了。但是，也有思维冷静的人认为，在贸易问题、科技问题上，美国如果能和中国达成一定的协议，如果中国能切实执行、适当调整自己违反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做法，美方有信心赢得与中国的公平竞争，因此认为或许还是有可能继续合作的。尤其秉持全球主义观念的人，仍然看重中美两国在人类面临的多种全球性问题上合作的至关重要性和承担的无法替代的责任。总之，未来美国对华政策会确立在一个什么样的轨道上，恐怕还不是确定无疑的，各界人士看法不一，但总体上是偏向严峻的。

中美之间到底该不该争？争什么？如果拿这个问题问我，我觉得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不是要争夺霸权和对世界的主导权，不仅是因为我们不想争、争不到，而且是因为霸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美国的霸权地位在下降，一方面是因为霸权的透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世界经过经济全球化的激荡之后，已经发生了改变，人们不再接受霸权的统领了，也很难有一个主导性国家能决定世界的所有事务。中国若想称霸，谁来支持呢？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没有盟友，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假如世界需要霸权，总会有国家被推上来，也会有国家追随。但现在的情况是，这个世界已经不需要和不接受霸权了，美国继续待在那里，也发挥不了以往的那种霸权作用。作为世界的领导性国家固然自己有利可图，但更重要的是，要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包括安全上、经济上、金融上、规则上，也包括在价值的感召力方面，美国曾经有条件和意愿这样做，现在美国是自己在退缩，力有不逮了。

导致国际格局发生动摇和变化的，除了中国和美国两大因素，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最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交往和交流的方式，最大化地提高了信息流动和产业活动的效率和效益。这也必然带来国际权力的分散化。国际格局发生动摇之后，是恢复稳定，仍然呈现“一超多强”抑或“两超多强”？还是在动荡之后有新的格局出现，直接进入多极格局？这些问题的前景，都要受到中美关系发展的很大影响。

我们要看到时代的变化。习近平主席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思维和理念，未来的世界只能是人类共命运的世界，霸权的思维、冲突的思维都不符合这个大方向。那么，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导性力量是谁呢？习近平主席多次谈到国际合作的问题，强调“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28]我理解，中国支持和倡导的是合作的力量，由多国合作来发挥主导性、发挥领导力，在不同的事务上有不同的合作组合和领导方式。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走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称霸的道路。

那么现在的难点在哪儿？中国与美国在博弈中所要追求的方向是相反的。中国希望与美国开展对话与合作，实现和平共存，而美国的现任政府是在推动两国关系走向冲突。我们有没有能力不跟着对方的意图走，争取让对方走到我们这个方向上来。即便对方不过来，如果我们能坚持走自己的路，也能够成功的，就像冷战之后，尽管美国推行的是独霸世界的政策，但中国坚守住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势，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坚持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正如习近平主席讲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综观世界历史，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最终都是要失败的。这就是历史规律。世界繁荣稳定是中国的机遇，中国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29]“只要我们咬定青山不放松，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我们的国家必将日益繁荣昌盛，必将日益走近使节舞台中央，必将日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