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是狐狸还是刺猬？——从加迪斯《论大战略》看美国“后冷战”时期的得失[1]
美国著名学者约翰·加迪斯在2018年4月出版了著作《论大战略》，讨论了战争和战略的逻辑，书中引述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孙子的思想，展现了东西方战略逻辑的跨文化关联性。
狐狸和刺猬式思维的差异
加迪斯用“狐狸和刺猬”的隐喻开篇。这个典故最早出现在希腊诗人阿奇洛克思的残篇中：“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当代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在1953年出版的《刺猬与狐狸》中加以引申，借此描述历史人物思维的差异。狐狸追逐多个目标，其思维是零散、离心式的；而刺猬目标单一、固执，其思维坚守一个单向、普遍的原则，以此规范一切言行。伯林据此为分析人的思维提供了一种分类法。
伯林认为，柏拉图、但丁、尼采、黑格尔属于刺猬型，而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歌德则像狐狸。问题在于，这种简单的“二分法”能普遍适用吗？狐狸式思维和刺猬式思维能否共存？反例是大文豪托尔斯泰，时而像一只固执的刺猬，试图追寻历史真理，时而像一只多疑的狐狸，鄙夷历史解释和经验。狐狸和刺猬的特点在他身上出现某种交汇，而交汇点就是“常识”。伯林的结论是，常识是某种自发、单纯而未被理论污染的东西，经得住时间检验。
伯林的理论被演绎成历史研究者的罗盘，也启发了加迪斯对战略行为的思考。他认为，狐狸式思维的人善于归纳各种不同信息，而不是仅依据“宏观计划”进行推导；刺猬式思维的人则恰恰相反，他们拒绝批判和反思，往往沉浸在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里。而加迪斯认为，“狐狸和刺猬的悲剧在于，彼此都缺乏对方所具有的一些能力”。那么，这两种互相对立的思维方式能否并存？如果把刺猬的方向感和狐狸对环境的敏感性结合起来，也许就能孕育出成功的大战略。
目标与能力的平衡即为战略
加迪斯认为，人的思维往往处于刺猬和狐狸两种思维方式的对抗之中。前者重视目标的单一性和纯粹性，而忽视手段的配合；后者重视环境的变化和对自身能力的评估，但是，往往模糊了目标和焦点。加迪斯在书中展现了这种对抗和矛盾，他用大量的历史事件和对参与者思维和行为的分析，体现出战略的内涵。为什么有的战略意图能得到超水平的实现，而有的战略意图却一败涂地？他的结论是，如果把刺猬理解为对战略目标和愿景的规划，把狐狸理解为对自身能力的评估和调控，那么目标与能力的平衡即为战略。
不过，加迪斯也说明，这种平衡不可能一成不变，而应是动态的和不断变化的，因为在战略的执行过程中，外部的影响因素随时都在发生变化，目标与能力需要互相适应和配合，尤其是要防止两者脱节。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拥有“好的判断力”和“均衡的行为”，简言之，就是运用常识。加迪斯写到，所有战略问题的核心不过是常识而已，但保持常识亦不易。
加迪斯写到，战略意图的追求者从不缺乏伟大理想，然而，成败往往取决于现实条件，而不仅是美好愿望。战略的失败者给人类战争史留下了许多不可思议的问号。例如，以拿破仑之伟大，何以忽略了俄国拥有辽阔地域和恶劣气候的现实，执意让大军向纵深挺进，最终陷入补给不足和天寒地冻的境地，以一场惨败终结了一生的辉煌之旅。年轻时的伯里克利（古希腊政治家、雅典黄金时期领导人）聪慧过人、从不失算，何以老年时对危机失去了敏感性和判断力，以至于顽固地鼓动雅典与斯巴达对抗，最终导致繁盛的希腊文明在战争中毁灭。这便是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被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总结为强国争霸的经典案例。在加迪斯看来，这些失败者都曾是伟大的政治家，但他们不愿受现实条件的约束，试图摧毁任何阻碍自己的东西，固执地追求超出能力的目标。
加迪斯也列举了一些实现目标与能力的平衡、成功贯彻战略的案例，如罗马帝国第一位元首屋大维、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和年轻时的伯里克利。加迪斯最推崇的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对目标和能力的判断始终清晰，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愿意与苏联谈判做交易。罗斯福有充分的自信在大国间协调，操控战后安排，试图为分裂、残破和前途不明的世界找到希望。然而，这个进程在他离世后戛然而止，世界滑入冷战深渊。不过加迪斯忽略了美国与苏联在争夺世界霸权上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必然性，另外，核武器的诞生也给罗斯福的继任者增添了与苏联抗衡的勇气和条件。
在加迪斯看来，保持刺猬式的专注固然不易，但像狐狸一样灵活调整自己的策略似乎更难。他的结论是，实施大战略不能让固定的原则或偏见捆住手脚，一个好的战略未见得自始至终都能逻辑自洽，甚至不排除前后存在矛盾和冲突。战略更多关注的是“规模”，也就是说，可以影响多少人，带来多大收益，或导致多大成本损耗，由此判断目标与能力是否相匹配。
东西方战略逻辑的对话
加迪斯在书中谈到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孙子和东方世界的战略思维。《孙子兵法》讲审时度势，其中的逻辑亦无外乎目标与能力的关系。加迪斯认为，如果在“后冷战”时期确实出现西方与东方的较量，那么它将主要反映罗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韧性。因为两者都是思想和文明型的国家，都在各自的时空里多次成功克服危机，顽强生存下来。虽然早年西方的战略家们未必知晓孙子在世界另一端的存在，但他们在逻辑上互相映衬，展现了战略逻辑跨文化的关联性。
加迪斯说，东西方战略都告诉我们，在争取成功的道路上，必须认清存在什么样的限制和约束条件。好的战略要考虑到制约条件，限定行为范围。这正是孙子所强调的，“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在多数情况下，能力与愿望之间总是有差距的，因此需要采用谋略和迂回的方式，知所进退。
现实中，战略的目标有时未必是要争取更大利益，而是旨在减少损失。因此，即便面对重大诱惑，战略的考虑仍然要把成本计算进去，否则可能会在更宏观的盘点中失分。在实施战略的过程中有许多变数，条件复杂多变，受益还是受损也并非一眼就能看清楚。而当目标远远超出自身能力时，更容易出现矛盾激化的情况，导致不得不选择战争。然而，即便能预知战争后果，就一定可以避免发动战争吗？战争的发起者很难承认一个事实，就是战争所得如此之少，代价如此之高。
加迪斯认为，东西方两大文明之所以延续数千年，就在于文明内部能不断反思、调整和重塑。加迪斯在《论大战略》中既介绍了对战略本质的认识，也为东西方的战略对话提供了参考。
“后冷战”时期美国战略的得失
作为美国“冷战史”研究的权威人物，加迪斯推出这本新书，自然引发美国学界关注，看法有褒有贬。赞赏的观点认为，加迪斯把焦点放到“领导力”（statesmanship）上非常重要，历史上无数政治家由于缺乏谋略，把国家导向覆亡，教训深刻。也有评论提到了现实的美国政治，认为过多的常规战争和非常规战争正持续消耗国家财富，美国现任和未来的领导人都应读读这本书，反思美国战略。
批判的观点则认为，核武器时代进行战略决策受到比较大的局限，加迪斯未能对此给予重视；书中只谈到抽象的战略和常识，未对现实决策提出具体建议；书中强调的主要是西方战略思维，对东方战略思维的探索不够深入；等等。也有批评意见认为，在现实中很难判断某种决策究竟像“狐狸”还是像“刺猬”，多数情况下只能从结果反推，以成败论英雄。
作为中国的读者，从加迪斯勾勒出的上千年世界战略历史中，可以观察到国家兴衰的各种印记，引人入胜。然而人们可能更想了解他对冷战后美国战略的得失如何盘点。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走到尽头，在美国看来“历史已终结”。本着“赢者通吃”的心态，美国把新的国际战略转向在全球推行美式价值观和民主制度，宣称拥有“世界灯塔”的“天赋使命”。当时的美国拥有不受挑战的绝对霸权地位和实力，获得在国际上空前的行动自由，没有力量能限制其选择和行为。那么，美国是否就可以摆脱加迪斯所描绘的条件对目标的制约了呢？
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美国致力于对原苏东地区的改造，甚至不惜在前南地区动用武力，强势推进“民主化”。然而，一些被改造的国家出现水土不服，滋生失业、通胀、社会分化、债务负担等一系列问题，有些隐忧在后来遍及欧洲的债务危机中进一步显现出来。冷战后的第二个十年，美国把注意力转向反恐战争，先后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同时继续推进政治变革，引发的安全、经济和社会余波至今未消。中东地区出现严重的政治衰败和人道主义危机，冲击欧洲国家的难民潮成为可悲的后遗症。
如果说冷战时期的美国试图做“刺猬”和“狐狸”的综合体，注意采取符合自身条件的战略目标，并随着形势变化不断调整策略，那么冷战后的美国则执意用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推进一个无边的政治目标，失去了对复杂环境的敏感和权衡代价的意识，这是否更像偏执的“刺猬”？美国试图让自己主导下的单极格局成为世界的永久现实，声称要做一个有益于世界人民的“仁慈霸权”。但美国在战略选择上的执拗和失误，以及所付出的超乎能力的代价，使其透支了自己的力量和声望。
美国也曾试图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纳入改造的轨道，采取了“接触+遏制”的政策，一方面让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另一方面从未停止促使中国按照美国希望的方向转变。然而，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如果说美国在中国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那也只能说明美国对中国乃至对世界的政治意图本身是错误的。
近年来，世界许多所谓的民主制度国家陷入政党政治和国家治理困境，即使是一些老牌的西方大国也难免于外，甚至出现了极端右倾思潮的回流。什么才是有效的国家治理模式？单一模式的主张是否需要调整了？进而，国际事务应被个别国家掌控，还是需要各国共同探索应对挑战之策？
如果美国的对外战略存在钟摆效应，那么特朗普上台是否代表了推动美国对外战略有所收缩、社会向保守主义复归的力量？特朗普政府主张战略收缩，恢复国家实力，着眼于美国自身利益。他的目标反映了美国的现实处境，因此，尽管美国各界对其个性和做法颇多批判，却比较一致地支持他一些政策的方向。然而，国际事务的关联性很强，尤其大国对全球趋势的带动性非主观意志所能掌控。美国放弃国际责任，甚至主动破坏世界秩序的做法，例如，对中国等重要贸易伙伴采取关税惩罚措施，破坏自由贸易体制，由此对他国带来的伤害和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必然会反过来侵蚀美国自身利益。这又何尝不是大国行为需要计入的代价呢？(https://www.daowen.com)
狐狸式思维和刺猬式思维的分类可以为观察美国战略得失和取向提供有趣的角度，对从事战略研究的人有一定价值。加迪斯在书中虽未明说，但字里行间还是有警示意味的，提到维护和平与繁荣需要智慧和历史的责任感。他希望美国人特别是战略决策者要关注到，一个合理的战略目标须有与之相匹配的能力，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应根据情势发展不断调整推进战略的方式和手段，必要时甚至要对战略目标进行果断的调整。
诚然，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是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任何战略的成败都不能脱离战略演进所处的时代背景，成功的战略构建更是要基于对时代潮流的准确判断。冷战的终结打破了世界被集团隔绝的状况，给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更大空间，而各国希冀和平、追求发展构成“后冷战”时期的基本潮流。回过头来看，中国对世界大势的判断是准确的，也即，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潮流。当前，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符合时代潮流和人类发展方向，是对我们的国际言论和行为的根本指导。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一向以为国内发展建设构建和维护一个好的外部环境为准则，基本内涵是和平与合作。当然，没有什么理想能够轻易实现，没有哪条路径可以畅通无阻。中国需要让自身的追求与人类发展的基本方向保持一致，与世界各国一道努力，共同维护和平与稳定，促进发展与繁荣。
回忆在英国肯特留学的岁月[2]
记得1985年我到肯特留学时，中国知道肯特大学的人并不多，与我一同到英国的其他人都去了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做旁听生。肯特大学不仅接收了我，而且在我的报考志愿和成绩单的基础上，允许我一年内完成硕士学位，这使我的留学收获超出了预期。这也是为什么我回来后极力推荐肯特大学，使之成为中国外交部多年来派送留学生的大学之一。
1985年的中国刚刚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快速扩展。我作为年轻的外交官，已经有了驻外四年半的经历，非常珍惜有机会深化对国际关系理论和英语的学习。肯特大学给我提供了机会，让我大开眼界。
当然这个过程并不容易。首先是在生活上，我必须非常节俭。那时国家财力有限，但是对培养人才有紧迫的需求，为了让更多人有机会出国学习，我们每两个留学生分享一份奖学金。我拿到英联邦奖学金340英镑的一半，一个月170英镑，当时肯特大学帕克伍德（Parkwood）宿舍的租金是100英镑/月，这样我还剩下70英镑用来吃饭和买书。我把伙食费控制在一天一英镑，如果哪天同学们一起聚在酒吧喝啤酒，我总要尽早设法逃离，避免占用过多的生活费。
后期我在牛津郡找到了文字翻译的活儿，获得的酬劳让我有了比较充裕的条件周游英国，参观了英国的各种博物馆，也领略了英国小说和诗歌中描绘的苏格兰荒野、湖畔的水仙花和多佛的峭壁等。
学习上困难更多。我上课要带一个“砖头录音机”[3]，每堂课把老师的讲话录下来，下课多听几遍才能把笔记做完整。不过，反复听不仅让我对课堂内容了解得更透彻，也为后来通过考试奠定了基础。最难的是在完成阅读作业的基础上写论文。第一次的论文题目是政治经济学教授克里斯·布朗（Chris Brown）布置的，关于拉美国家能否在与发达国家“脱钩”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发展，必读书有十多本，作业时间是一周，周末提交论文。这些书都比较艰涩，我花了四天时间只完整读完一本书，翻阅了其他的几本，用剩下的一天时间写了一篇3000字的论文。我在论文中重点讲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情况，用这个事例说明为什么不应该“脱钩”。教授给了我50分，将将及格，批语是“You have erred in the right way”（你犯了正确的错误）。我需要翻字典去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他的意思是说，他可以接受我的观点，但是不认可论文的写作方式，因为我没有充分阐述他布置的那些书中的论点。我很佩服许多同学能够完成如此大量的阅读作业，为了赶上他们，我到图书馆借阅了好几本关于快速阅读的书，掌握了一些窍门。这个本事至今让我受益。
我来自中国，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肯特大学鼓励思考和辩论的传统，给了我进行比较和学习的充分空间，也让我得以在不同理论和思想的争论之中，完善和坚定自己的世界观。我的哲学课老师基思（Keith）是唯心主义者，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鼓励我表达观点，尽管我的信念是唯物主义的。一次，他对我以“否定之否定”为立论的作业给予表扬，当我告诉他我采用的推理逻辑来自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密友时，他仍然没有改变给我高分的决定。
不过，可能出于测试我抑或戏谑的心态，他决定让我接触一下英国的“左翼人士”。1986年春天的一个周末的早上，他开车带我去见煤矿工人和工会代表，对话是在一个小学校的教室里面进行的，我应邀请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包括农村的包产到户等举措和成效。让我意外的是，他们对我的讲话持批评的态度，认为中国不应该引进市场原则，认为这背离了社会主义的理念。
这是我第一次与西方的左派辩论，我冷静地想了一下，应该如何反驳和说服他们。我注意到他们这些人都很健硕，想必营养良好，与中国瘦弱的农民完全不同。我问他们：昨日晚餐是否有肉？他们都点头。我说，中国农民一年才有机会吃上一次肉，你们有什么权利质疑他们追求更好生活的努力？中国人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且愿意为此而奋斗。中国政府希望通过改革和开放，释放生产力，让人民走出贫困。
那天我与英国的工人们谈了很多，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他们讲了中国人的故事。最后，工人们热情地长时间为我鼓掌。基思带我去了镇上的酒吧，请我吃黄油土豆饭以资奖励。我在英国当大使期间，基思去世了，我向学校赠送了一个纪念他的长椅，摆在面向坎特伯雷的草地上，希望他总能看到那幅他喜欢的景色。
在肯特大学的学习对我的职业生涯有很大助益。我学会了从大量的阅读中丰富自己，学会了站到巨人的肩膀上、从世界的角度去看问题，学会了凡事不要急于下结论，多从历史的纵向和现实的横向进行比较和思考。肯特大学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我能听到多种不同角度的分析和表达，这也帮我培养了包容性思维和同理心。在肯特大学的一年就像攀登了一座山，最重要的不是发现山顶上有什么，而是看到了山外还有更多更高的山。
我在后来的外交生涯中不断学习，不仅保持了阅读的好习惯，而且能够从工作中、从与同事乃至与世界各国外交官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断充实和改进自己，注意和学习他人的优点。这与在肯特大学获得的学习方法和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我真心地感谢肯特大学，感谢辅导我的各位导师。2009年我担任驻英国大使期间，被肯特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这让我深为荣幸和感激。我理解为这是鼓励我继续为发展中英关系努力。
中英关系现在已经进入新的黄金发展时期，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据统计，中国在英国的留学人员已达到45万人，2018年就有12万中国学生进入英国各类学校。约翰逊首相不久前宣布将恢复外国留学生毕业后在英逗留两年的签证（PSW），这对中国留学生学成后获得工作经历是利好消息，这也是我当年在英国曾多方游说争取的。因为中国留学生毕业后，如果能有一定的工作经历，不仅回国后有更好的就业条件，而且必然能增强两国的纽带。
英国来华留学生也在增加，英方预期到2020年会有1.8万名学生来中国留学或短期实习。我很高兴地看到，肯特大学在中英教育合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希望在我创立智库的清华大学校园里，看到越来越多英国留学生的身影。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与外部世界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对增进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促进国际合作，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1978年至2018年的40年间，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585.71万人，有432.32万人已完成学业，其中365.14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他们带回了先进的知识、技术和管理经验，也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这个国家及其人民。许多归国留学生如今在中国的各行各业发挥中坚和领导作用。接纳中国留学生的国家也深受其益，不仅获得财政收益，更使基础科研队伍得到充实。现在中国也已成长为世界第四大留学目的地国，目前每年有近50万外国人在中国上学。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教育交流日益多样化，扩展为合作研究、合作办学等多种形式。
中国正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提供新型公共产品，为经济全球化提供新动能。在中国就读的外国留学生里，有约60%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国通过教育合作分享自己的发展成果，回馈曾经向中国提供知识和经验的外部世界。
文化和教育交流是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促进不同文明的相互尊重与欣赏、交融与借鉴，弱化国际关系形态中的对立因素，增强和平，使开放共赢成为更加深入人心的理念，让文明理性之光更强地照进国际政治的现实。
近年，美国有人搞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把中国当作战略竞争对手，鼓动与中国“脱钩”。许多期望去美国的留学生因为美方采取的限制政策而面临越来越多的阻碍。这种试图在国与国之间关起门来的做法违背了现代国际关系的根本目的，许多美国大学已经表达了不赞同的态度，因此，我不认为他们能达到目的。
比较之下，我很高兴地看到中英之间的人文交流日益兴旺，双方在贸易与投资、金融和科技等方面也不断取得进展。我们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第三方市场合作。英国是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和首个签署《“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的西方大国。在过去十年中，英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两倍，2018年双边贸易额达到804亿美元。中国已成为英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对象国，目前有一万多家英国企业参与向中国市场出口货物和服务。
谈到英国似乎不能不提“脱欧”。经常有朋友或者记者问我对“脱欧”有什么看法。我在英国有许多朋友，他们有的人激烈反对“脱欧”，也有的人坚决支持“脱欧”，他们的观点源自自身的处境和认识，听上去都很有说服力。所以，我觉得自己最好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秉持不干涉其他主权国家内政的原则。确实，英国和欧盟都是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中国致力于推动与英国和与欧洲关系并行发展。在中方看来，繁荣、稳定、开放的英国和欧盟符合各方利益。
展望未来，不管英国人民最终如何解决“脱欧”问题，中英合作的前景是广阔的。中英都支持多边主义，都主张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我们之间的合作是互利的，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中国的习近平主席倡导未来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英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深化，将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构建好的环境。
【注释】
[1]本文以原标题发表于《世界知识》杂志2018第22期，后作为推荐序收入约翰·加迪斯《论大战略》一书的中文版。
[2]2019年11月11日，傅莹作为校友应邀出席肯特大学国际化峰会北京站活动，发表题为“教育交流让文明之光照进国际政治的现实”的演讲。本文系根据演讲内容整理而成。
[3]一种老式的单卡磁带录音机，外形如砖头大小，因而获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