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的“南方热”

近年，中国电影掀起一股引人注目的“南方热”，《兰心大剧院》（2019）、《爱情神话》（2021）的先后出现令观众再次聚焦上海这座悠久的电影之城。《风中有朵雨做的云》（2016）、《小伟》（2019）、《热带往事》（2021）都以广州为背景，《回南天》（2020）和《过春天》（2018）分别将视野投向深圳的城中村以及深港互动的社会议题。这些影片呼应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南国都市电影”，形成一波新的“南方新浪潮”。另一股“新浪潮”则出现在杭州，《漫游》（2018）、《郊区的鸟》（2018）、《春江水暖》（2019）等几部青年导演执导的杭州电影集中涌现。此外，毕赣取景自故乡贵州凯里的《路边野餐》（2015）和《地球最后的夜晚》（2017）横空出世，与《无名之辈》（2018）、《送我上青云》（2019）、《四个春天》（2019）等一起引发了“贵州电影年”现象。

这些电影的空间选择基本落在了自然地理学意义上的“南方”，即我国“秦岭—淮河”分界线以南、亚热带季风气候为主的地区。其风格形式固然多元，却从不同层面召唤有关南方美学的文化传统。伴随着上述影片的集中出现，在一些放映、映后谈活动以及影展策划中，“南方电影”的概念被不断提及，一些散见的报刊文章也开始讨论“南方电影”的涵义：“无主的主题和情感，即是南方……北方是一种约定俗成，南方则是一个梦境”^[1]；“南方是审美的，北方是权力的”^[2]；“相对于传统保守的北方，南方代表着一种进步，一种先锋，一种另类性（alternative）的精神气质。这在中国电影里面尤其明显。此外，南方可能还代表着一丝神秘、一种传说、一场梦境、一些超越现实的东西”^[3]。

不难看出，有关“南方电影”的初步讨论还较为驳杂，甚至有相互抵牾之处，但又呈现出相似的逻辑理路——把南方电影置于“南方—北方”的权力关系格局之下进行观照。我们由此设想，是否可能从印象式的评论向学理性的研究进发，以更系统、深入和全面的方式探讨“南方电影”。

这个理论命题一经提出，疑问也随之而来。第一，上述提到的影片分属岭南、江南、西南等不同的南方区域，每一部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当我们把它们装入“南方”这个框架里，甚至尝试为之组织定义和概括特征时，是否有滑向本质主义的倾向，反而泯灭了这些电影实践本身所拥有的复杂性和多元可能性？倘若如此，我们提出“南方电影”概念的合理性何在？第二，当我们回望中国电影批评史，从“南方”视角分析电影并非没有先例。“江南电影”“南方派作家电影”“南国电影”“南派纪录片”等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语境下被提出和讨论。如果将视野从中国电影挪向中国文学和文化，有关“南方文学”“南方诗学”“南方美学”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那么今天提出“南方电影”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我们有可能从当下的中国电影实践中发现新的症候，从而为南方电影注入新的意涵和理论生命力吗？我们的研究将带着如上的疑问展开，并希望最终给予回应和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