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时期的广东电影概况

“十七年”时期的广东电影以珠江电影制片厂（简称“珠影”）为重要支柱和基础。在筹建珠影的过程中，香港影人再次扮演了催生和支援的角色。1948年，蔡楚生、王为一、陈残云、张瑛等在香港成立南国影业有限公司。1951年，南国影业有限公司派出王为一、斯蒙、王辛、兰谷、邓楠、黄冲、罗逸和、何迅之、陈庆琪等人，来广州筹建珠江电影制片厂，后因国家统一规划安排而暂时停滞；直到1958年，广州电影制片厂（珠影前身）正式成立。香港影人谭友六、王为一、卢珏、徐严、兰谷、王辛、黄冲、罗逸和、何迅之、陈庆琪等先后到厂工作。^[28]

珠影的开山之作是戈阳编导的纪录片《广州庆五一节》（1958），第一部剧情片是徐严执导的《渔岛之子》（1959）。《渔岛之子》讲述了生活在岭南海岛上的五个孩子偶然发现潜入我国联络接头的特务分子，巧妙与之周旋并将其抓获归案的故事。影片叙事中已经带有鲜明的“反特”元素，这一元素在后来珠影制作的“反特片”如卢珏的《跟踪追击》（1963）、方徨的《逆风千里》（1964）中得到更为集中的体现。珠影的“反特片”拍摄在“文革”结束初期还有延续，以《蓝天防线》（1977）、《斗鲨》（1978）、《雾都茫茫》（1980）为代表，再掀高潮。除了珠影之外，“十七年”期间其他制片厂也制作了不少以广州及周边区域（香港、深圳、广西、南海渔岛等）为背景的“反特片”，例如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寂静的山林》（1956）、《前哨》（1959）、《南海的早晨》（1964），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英雄虎胆》（1958）、《岸边激浪》（1964）、《秘密图纸》（1965），以及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羊城暗哨》、《两个巡逻兵》（1958）等。这些影片反映了“十七年”时期冷战关系格局下，广东占据着特殊而重要的地理位置。

除了以“反特片”为代表的革命现实题材影片，革命历史题材同样成为不少广东电影的主题，突出了广东悠久的革命历史传统。蔡楚生、王为一执导的《南海潮》（1963）以渔民子弟金喜和岸上农家女阿彩的爱情为主线，借个人命运反映时代变迁，讲述了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七七事变的十余年间，南方底层民众反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的故事。影片上映后观者如潮，叫好叫座。“在1964年筹办的第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中，收到90万张选票，《南海潮》一举名列最佳故事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配角、最佳摄影、最佳美工等7个奖项前茅……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该片所取得成就及其受欢迎程度。”^[29]

在革命题材之外，广东电影的平民化特色也有继承和发展。王为一执导的《七十二家房客》以底层租客与跋扈房东之间的反逼迁故事为主线，呈现平民小人物的日常生活，风格逗趣轻松、通俗明朗，“开创岭南喜剧片”^[30]先河。值得注意的是，《七十二家房客》根据上海同名滑稽戏改编，由珠江电影制片厂和香港左派电影公司合作拍摄，后又于1973年经由香港邵氏再度重拍并推动了香港粤语电影的复兴。因此，《七十二家房客》的改编史再次彰显了广东电影与上海、香港等城市的互动性和交流性，这也是广东电影自早期电影时代就呈现出的特点。

广东电影的交流性同样体现在戏曲片的拍摄和放映上。在20世纪30年代，粤剧片曾引领风潮，远销南洋。“十七年”时期的广东电影在延续了这一传统的同时，在剧种方面又有拓展。“粤剧《荔镜记》、潮剧《韩江花似锦》、琼剧《红叶题诗》、广东汉剧《齐王求将》，均发行国内外和港澳、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区。”^[31]

综合来看，“十七年”时期的广东电影在以往革命叙事传统、平民化风格和戏曲片类型的基础上，因应社会语境的变化而有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冷战时代背景下，广东由于位处东南沿海，毗邻香港和台湾，占据特殊的“前哨”地位。在这里，前哨的意义是双面的。一方面，它是保护祖国腹地安定统一、抵抗西方阵营进攻的前沿阵地；另一方面，它又是中国突破铁幕封锁，对外连接、交流和输出的窗口。正如郑坚、朱瑶佳所指出的，“广州成为冷战时代‘竹幕’的缝隙……广州既是抗拒西方阵营侵蚀腐蚀冷战‘竹幕’，也是中国打破冷战封锁与外面的世界进行人员、信息、物质交流的渠道”。^[32]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接下来两节将分别以“反特片”《羊城暗哨》《跟踪追击》和“岭南喜剧片”《七十二家房客》为主要片例展开。这两类影片恰好彰显了“十七年”时期广州作为抵抗前线和交流窗口的两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