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时期上海的社会语境与电影概况

（一）“十七年”时期上海的社会语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历史阶段，一般被称为“十七年”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建设初步发展。在此历史语境下，上海的社会现实和城市空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49年3月，党的工作重心开始从乡村转移到城市，而城市发展的中心环节就是将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上海作为我国经济、金融、工业中心，自然成为城市改造的重中之重。一方面，一些旧有消费空间的功能发生改变。例如，“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上海跑马厅改造为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的计划，通过将殖民者的娱乐空间改造为普通人休闲与集会的文化广场，剥除了旧有空间的殖民阶级压迫属性与资本主义消费性质，赋予了其社会主义空间的平等与开放”^[33]。另一方面，在“限制、利用、改造”政策的引导下，上海于1956年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而大举推进工业化进程。“经过长期建设，上海形成门类齐全、综合配套能力强、以加工工业为主、基础雄厚的工业体系，成为向全国提供轻工类产品和工业装备类产品的综合性工业基地。”^[34]随着工业发展受到重视，以及工人阶级地位提高、“翻身做主人”，一种新型的集体居住空间——“工人新村”也在上海诞生，并在全国起到示范作用。

（二）“十七年”时期上海的电影概况

上海电影的拍摄、制作、发行体系在“十七年”时期发生巨变。1949年11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与长春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并称三大国营电影制片厂。同时，长江、昆仑、文华、国泰、大同、大中华、大光明和华光等私营公司与之共存。自1951年9月开始，几大私营公司逐步合并，于1953年2月全部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完成了上海电影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自此，私营公司在上海消失，电影的生产摄制由上级主管部门统一安排。

与电影业改造同步的，是对于上海电影人的改造。1949年7月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确立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谈话》制定的方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相结合”——成为今后文艺的发展纲领。对于上海文艺工作者的改造成为题中应有之义。1951年，孙瑜编导、昆仑公司拍摄的《武训传》上映。5月20日，以《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为起点，引发对于改良主义历史观的批判。上海电影工作者随即围绕《武训传》进行讨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习并确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1952年5月到7月，上海文艺界开展文艺整风学习运动，批判陈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趣味。文艺整风运动后，上海电影工作者到工厂、农村、部队参加生产和斗争。

“十七年”时期的上海电影作品也有较大转变。在创作理念上，电影从商业文化产品转变为政治宣传工具。电影的题材和内容都因此转型。195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首拍农村题材电影《农家乐》。至1966年，“‘上影’共出品影片339部，其中故事片137部，动画、木偶、剪纸片120部，其余主要为戏曲片和艺术性纪录片”^[35]。私营公司虽然仅于1949—1953年短期存在，但留下不少生活气息浓厚、艺术质量颇佳的作品：反特片《人民的巨掌》（1950）、《腐蚀》（1950），故事片《我这一辈子》（1950）、《武训传》（1950），家庭题材的《我们夫妇之间》（1951），女性题材的《姐姐妹妹站起来》（1951）等。具体到这一时期上海电影对城市空间的展现，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表现对旧有空间的改造，另一类是呈现对新生空间的建设。下文将对此进行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