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广东电影业与电影人
生于广东的香港导演关文清曾说，“中国初期的制片业，分两条线发展。一条在上海，一条在广州。”[1]电影业之所以能够在广州发轫，与广东在中国历史中的独特位置是分不开的。早在明朝时，广东已经开始融入一个以白银为媒介、以民间自由贸易为主体、连通欧亚的“南海世界共同体”[2]。1757年广州成为清王朝唯一的通商口岸，以“十三行”为代表的海外贸易高度发展。广东也成为移民出洋最早、最多的地区。1842年，中英签署《南京条约》并割让香港岛，刺激广东孕育反帝自强、民主革命的火种。生于广东中山，曾于檀香山、香港和广州学习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失败后，曾分别于1917年、1920年和1922年三下广州建立革命政权，客观上推动了广州的城市现代性进程。特别是1921年，广州正式成立市政厅，成为“全国第一个建立新市制的城市”之后，通过整治河道、扩建马路、发展商业等措施使广州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广东长期以来与西方世界的交流互动以及自身城市现代性的发展，为广东电影业的出现奠定了根基。就电影放映而言，广州最早的电影活动可以追溯到1903年，“一位回国探亲的华侨带回电影放映机和风光影片，在长寿大街（现长寿路）高升茶楼放映招待亲友”。[3]关于广州第一家影院何时出现，目前尚有争议。一说为1908年的通灵台影院：“1908年，有一华裔美商，在市中心清风桥畔（即今天的中山五路）上率先开办了通灵台影院”；另一说为清末光宣年间的镜花台影院：“广州之有电影戏，亦在清末光宣间……其正式名画院者，以惠爱八约城隍庙内之镜花台为首”[4]。最早的正式电影院，则是1921年兴建的明珠影画院。明珠影画院由生于广东中山的香港“电影发行大王”和“电影院大王”卢根创办，位于长堤大马路，“是无声电影时期广州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电影院……影画院拥有700多个座位，分前、中、后楼、前厢、后厢，首开‘对号入座’先例”。[5]1908—1938年，广州的专业电影院总数达到三十余家，大部分都分布于长堤、西堤、西关等商业核心区域。
不难看出，在广州的早期电影放映中，海外华人华侨和港澳同胞的贡献极大。不唯广州，广东的其他城市特别是华侨较多的侨乡，电影院的发展起步也并不落后。以著名侨乡广东江门市五邑地区（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鹤山五县）为例：“几乎与省会广州同步，上世纪20年代，五邑侨乡就有了电影院。台山‘联华戏院’开始放映无声电影。之后，各类影戏院遍布五邑。其中赤坎的‘蟾宫影戏院’最有名，因为‘该院与上海联华电影公司联营，联华提供有声电影片源，影戏院又改名为‘蟾宫有声影画院’，一代电影表演艺术家阮玲玉主演的《故都春梦》《新女性》等影片陆续在古镇上映。”[6]
与电影放映的情形类似，广东电影制片的发展背后同样可以看到香港电影人的努力。1922年，祖籍广东新会的黎民伟在香港组建“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后易名为“民新影片公司”），这是香港第一间华人独资的电影制片公司。由于民新在香港申请建造摄影棚遇阻，1924年秋，黎民伟在广州西关多宝坊建造摄影棚。同年10月开拍的香港首部故事长片《胭脂》就是在广州棚内摄制、在香港拍摄外景和冲印而成的。截至1926年迁址上海，民新公司拍摄多部影片，其中不少是黎民伟追随孙中山而摄制的国民革命新闻纪录片。[7]
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爆发，香港电影业受到冲击，不少电影人和电影企业和黎民伟一样，北上广州。1925年夏，梁少坡和梁少杰创办钻石活动画片公司，选址广州西关多宝大街尾，先后拍摄《爱河潮》（1925）和《小循环》（1926）；陈君超创办的香港光亚电影公司迁来广州，改名光亚画片公司，拍摄影片《从军梦》（1926）；曾经参与民新《胭脂》摄制的关文清创办南越影片公司，出品《添丁发财》（1925）；原香港模范影片公司老板冼玉堂在广州开办五年电影公司。在香港影人的带动之下，广东本土影人也纷纷成立电影公司，包括：天南影画公司、百粤制片公司、广州画片公司、西南影片公司、柏龄影业公司、亚洲声片公司、华艺影片公司、紫薇影片公司、合众公司、联星影片公司、时代公司、珠江公司、艺联公司、国联公司、智星公司等等。[8]
1926—1935年，广州先后出现三十多家电影制片公司，但是大多短暂经营，有的仅拍一片甚至一片未拍，未能如同时期上海电影那样形成气候。个中原因，关文清认为是政局不稳，没有法律保障。周承人在此基础上补充认为，这些公司大多为小资本经营，回笼资金困难。[9]同时广州电影放映受到香港卢根的控制，外国片占据垄断地位，本地出品放映遇阻。随着1938年广州失陷，广州电影业这一阶段的繁荣发展彻底中止，走向沉寂。
虽然广东电影业看似不如同时代的上海电影辉煌，但是如果我们仅将视野局限在广东本地，便无法看到广东在早期中国电影格局中的全貌。从上文我们不难看出，广东电影具有极强的流动性，不断有外来的人员加入和参与。与此同时，也有本地的电影人不断流出，在其他地方为中国电影做出贡献，并且在其作品中留下或多或少的广东痕迹。因此，要全面了解早期的广东电影，有必要将这一部分流出的广东电影人纳入视野。这些广东电影人中，既有导演、演员，也有技术人员和发行老板。有评论者指出，“早期电影人的主体基本上由广东人和浙江宁波人组成，而广东人占据大半。”[10]
早期粤籍导演的流出路线大致有两条，一条流向上海，一条流向香港。前者的代表有黎民伟、郑正秋、蔡楚生等。黎民伟1926年将民新公司从广州搬至上海，民新公司在上海期间拍摄影片二十多部。1929年，黎民伟与罗明佑合作成立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总管理处设在香港，分管理处设在上海，黎民伟任联华第一影厂制片主任。广东潮阳人郑正秋，1913年在上海与张石川合导中国第一部故事短片《难夫难妻》；1922年与张石川合作创立明星影片公司，为早期上海电影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样原籍广东潮阳的导演蔡楚生，1929年来到上海，受到同乡郑正秋的提携与帮助，在明星影片公司担任助理导演，后于1931年加入联华公司。除此之外，还有祖籍广东中山的导演兼演员郑君里、导演特伟，生于广东开平的导演司徒慧敏等。
除了上海，广东本地导演的另一主要流向是香港。1927年开办的广东电影学院和1929年创立的广东戏剧研究所为培养本地电影创作人才奠定了基础。李晨风、李化、吴回、卢敦、谭新风、王铿等是其中的佼佼者。广东电影业衰落之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先后进入香港，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电影的中坚力量。“突出例证是，1952年成立的粤语片生产重镇——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中联的二十一位股东中，从广东来港的影人占多数。”[11]他们为香港电影传统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需要说明的是，“广州—上海”“广州—香港”的流动路线常常不是单向的，也不是一次完成的。例如蔡楚生多次从上海去往香港并参与“电影清洁运动”，关文清从香港来到广州又回到香港。不少导演多次跨地往返，更突显了广东电影人流动的灵活与复杂。
与导演的情况十分类似，粤籍演员的流动空间也以上海和香港为主。早期上海电影的演员特别是女演员中，不少来自广东。“原因之一是因为广东得风气之先，故女性投身影界者较他省早而多。”[12]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广东南海的严珊珊、新会的林楚楚、番禺的张织云、佛山的杨耐梅、鹤山的胡蝶、中山的阮玲玉、潮州的陈波儿等等。与此同时，广东影人特别是大批粤剧演员不断进入香港电影界，为香港电影特别是粤语电影的繁荣提供了人力资源。1931年，中国有声电影诞生，为粤语电影的出现和繁荣提供了条件。1933年，黎北海导演的香港首部有声片《傻仔洞房》，由粤剧伶人廖梦觉和黄佩瑛主演，开启了粤语电影“伶星合一”体制的先河。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同年10月粤剧名伶薛觉先与上海天一影片公司合作拍摄粤语有声片《白金龙》，在沪、粤及南洋市场引起轰动。这吸引不少电影企业于香港设厂，掀起粤语电影的拍摄高潮。“在《白金龙》后，粤语电影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近10年内便生产制作了近500部粤语电影。”[13]其中尤以名伶薛觉先和马师曾最具代表性。薛觉先与“天一港厂”合作《歌台艳史》（1934）、《毒玫瑰》（1935）、《生活》（1935）等，又与竺清贤在香港合办南粤影片公司，拍摄《沙三少》（1935）、《俏郎君》（1935）等。马师曾与美侨朱箕如在香港合办全球影片公司，拍摄《野花香》（1935）、《回首当年》（1935）、《二世祖》（1935）等。除了“薛马争雄”，先后南下香港参与粤语电影拍摄的粤剧伶人还有林坤山、叶弗弱、白驹荣、白玉堂、谭兰卿、唐雪卿、上海妹、谢醒侬等。“广东粤剧演员老少三代，支撑着香港粤语电影的天下，直至六十年代末粤语片式微。”[14]
除了导演和演员，还有不少电影技术人员来自广东，如录音师邝赞、摄影师黄绍芬等。同时影院及发行也控制在粤籍老板手中。“当时中国的影院事业，几乎是在三个广东人的联合支配之下的，他们是香港明达公司的卢根、上海华中电影公司的曾焕堂，以及天津华北电影公司的罗明佑。”[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