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的上海社会与上海电影

进入千禧年之后，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明显加速。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2002年上海成功申办世博会，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进一步推进和完善开放型的经济体制。自千禧年至今二十余年时间内，上海已经发展成为具备世界影响力的全球城市。根据全球城市实验室（Global City Lab）编制的2020年《全球城市500强》分析报告，上海排名第11位，紧随纽约、东京、伦敦、巴黎等国际都会之后，是中国内地排名最高的城市，^[60]而建设全球城市也将继续成为上海未来的发展方向。按照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上海2035”的主题即是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的，全球城市既在商贸、金融等方面不断加快、加深与世界各地的融通与互动，又在空间、人群等方面制造新的区隔与分化。^[61]而上海在张扬着作为全球城市的活力与魅力的同时，也开始面临其他全球城市正在面对的社会问题。^[62]

全球化带来的发展与问题成为千禧年之后上海电影乃至中国电影的重要语境，深刻影响了电影的投资、制作以及影像呈现。2000年6月，国家广电总局、文化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将国有电影制片厂的企业集团改制推上日程。在此背景下，上海电影集团于2001年8月成立，成为拥有5家制片企业、14家影视制作公司以及上海联合院线、东方电影频道的大型电影企业集团。2002年是中国电影发生剧变的一年，电影的资本市场放开，民间资本、境外资本、国际资本大量涌入，迎来了中国电影的“资本大时代”^[63]。2003年，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使内地与香港合拍片成为中国电影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加速了中国电影的商业化发展和“大片”时代的到来。

社会语境的变迁以及电影投资和制作环境的变化，使这一时期电影的上海空间影像发生剧变，可以概括为景观化、跨地化和二分化三个方面。首先是景观化。这主要表现在，彰显上海国际风格的景观空间如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大厦、久光百货、复兴SOHO广场等大量出现。这种景观化空间呈现，使上海从它的历史纵深和现实图景中抽离，成为与纽约、巴黎、东京等国际都会别无二致的、具有高度同质性的“无地域空间”^[64]。在诸如《缘，妙不可言》（1999）、《地下铁》（2003）、《最后的爱，最初的爱》（2003）、《大城小事》（2004）、《米尼》（2005）、《第601个电话》（2006）、《大灌篮》（2008）、《窈窕绅士》（2009）、《恋爱通告》（2010）、《小时代》系列（2013—2015）、《杜拉拉追婚记》（2015）、《剩者为王》（2015）等影片中，都可以看到都市景观的集中拼贴，充当美丽而空洞的背景板。

其次是跨地化。如上所述，全球资本助推下的跨地制作日益增多，这同样反映在上海电影的生产制作当中。据统计，1990—2001年，以上海为背景的合拍片只有11部，2002—2013年就攀升至23部，占上海电影总数的半数以上。^[65]随着跨地制作的增多，电影文本中也逐渐培养出一种“跨地性”^[66]意识，即一种更具弥散性和流动性的空间格局意识。一方面，像20世纪90年代《美丽新世界》那样连通上海与国内其他地方的电影在新世纪更加普遍，比如《新十字街头》（2001）中的上海与江西，《姨妈的后现代生活》（2006）和《窈窕绅士》（2009）中的上海与东北等；另一方面，上海与香港、台北以及其他国际都会空间在电影中大量并置，如《地下铁》（2003）中的香港，《最后的爱，最初的爱》（2003）和《夜·上海》（2007）中的东京，《恋爱地图》（2005）中的东京、台北，《小时代3：刺金时代》（2014）中的罗马，《杜拉拉追婚记》（2015）中的台北、苏梅岛等等。

最后是二分化。全球资本运作之下，中国的商业大片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占据中国电影的主体。但与此同时，小型制作和独立电影的生存空间受到更大挤压而日益边缘化。这种电影生态的二元分化与全球都市中的贫富两极分化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同构。这些小型制作和独立电影更多依靠国际电影节获得口碑和放映发行渠道，形成了一条另类的跨地制作之路。娄烨的《苏州河》（2000）获得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金虎奖和巴黎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程裕苏的《目的地上海》（2003）获得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相应地，在这些电影文本中，我们也较难看到主流商业大片视野下靓丽、繁荣的上海都市景观。它们更加关注被都市景观所遮蔽的边缘空间，以及生活于其间的边缘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