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紫千红总是春》：改造生活空间

里弄是上海常见的日常生活空间。前一节提到，在不少早期上海电影中，例如《马路天使》《乌鸦与麻雀》《万家灯火》等，里弄都是表现底层和小人物日常生活特别是家庭生活的重要场景。而在“十七年”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重大变化，里弄不再仅仅是普通的家庭生活空间，转而成为不同话语竞夺和协商的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城市的重心也从消费转向生产。而推动生产、发展建设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是，这时“许多地方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情况”^[39]。如何动员和招募新的劳动力加入生产就成为重要问题。在上海，女性人口的比例较高，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家庭妇女，构成了潜在的劳动力资源。国家对于女性劳动力的现实需要与“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女性解放话语绾合，共同对家庭妇女发出召唤，而这很容易引起以男性为主导的传统家庭的焦虑甚至抵触。国家发展需要、女性解放诉求与传统家庭观念之间如何相互博弈、对抗或者调和、妥协，就成为有趣的问题。而里弄无疑正是这三方力量斡旋互动的一个中心空间。

沈浮导演的《万紫千红总是春》（1959）以里弄空间“吉祥里”为主要背景，讲述王彩凤（张瑞芳饰）、蔡桂贞（沙莉饰）等家庭妇女积极参加“里弄生产组”，由此与婆婆、丈夫等家人发生矛盾以及最终调和的故事。影片开头，几位“吉祥里”的家庭妇女看似家庭美满，但也都存在着走出家庭的诉求。对于王彩凤来说，每天消磨于零碎的家务使她感到不满足：“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都是这样，忙啊忙啊忙得头昏脑涨，忙什么呢？就是这些零零碎碎。”她需要更广阔的舞台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对于蔡桂贞来说，丈夫的不尊重使她在家庭中感到压抑。蔡桂贞丈夫的出场设计十分有趣。首先不见其人先闻其声，但只是严厉的声音已经令蔡桂贞有所畏惧。继而拍摄丈夫整理衣服的背影以及对妻子不耐烦的催促，使得观众还未看到丈夫本人已经感受到他的大男子主义，并了解蔡桂贞在家庭中的处境。走出家庭对于蔡桂贞来说可以疏解压抑，改变不对等的夫妻关系。

因此，“里弄生产组”的成立符合妇女自身的解放诉求，获得了里弄妇女的积极响应。与此同时，“里弄生产组”也是为了调动闲置的女性劳动力，满足国家鼓励生产、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而将生产组设置在里弄，也考虑到了女性工作的同时不会离家太远，可以兼顾家庭需要。正如“里弄生产组”成立时居委会主任戴妈妈所说的：“我们里弄妇女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尽一份力量……这可不是说，我们搞生产，家里的事就一点也不管了……姐妹们努力吧，我们一定要自己解放自己。”戴妈妈在片中承担了创作者代言人的角色，她的这段发言指出了“里弄生产组”试图以温和的方式协调妇女解放、国家生产与家庭需要等多方诉求。

即便如此，“里弄生产组”成立后各种家庭矛盾还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如何调解矛盾是《万紫千红总是春》的核心情节。王彩凤遇到的阻力来自婆婆，婆婆认为儿媳一心扑在生产组不顾家，会“把家拆了”。居委会戴妈妈介入调和，化解了矛盾。戴妈妈劝解的方式很有意思，她没有站在国家的角度高谈阔论，而是站在家庭和女性个体的角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首先强调女性参加生产不仅不会损害家庭，还符合家庭的利益，“让你家的日子越过越好”。其次站在女性的视角，“咱们老一辈的围着锅台转了一辈子，还没苦够？还要让孩子们再在锅台上拴上一辈子？”正是因为劝解得十分“接地气”，使得婆婆放下了顾虑，转而支持儿媳。蔡桂贞的阻力来自丈夫。但是，当蔡桂贞用实际行动证明她在参加生产的同时，还可以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丈夫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因此，在两条故事线索中，矛盾解除的一个核心，都是女性能够成功兼顾工作和家庭。而这也正是《万紫千红总是春》招致批评的一个原因，认为这样的解决方案在满足国家和家庭需要的背后，是让女性背上了家里家外的双重负担，并非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家里家外的双重负担落在了女性肩上，而社会上却没有一种声音来号召男性和女性一起承担家务劳动，所以我们不禁思考，女性到底是通过社会劳动获得了解放，还是反而被加重了劳动负担？”^[40]

应该说，这样的质疑是有价值的，但也存在偏颇之处。首先，社会虽然没有号召男性分担家务劳动，但是却将部分家务集体化、公共服务化，事实上减轻了女性负担。在片中，除了“里弄生产组”，还成立了“里弄食堂”“里弄托儿所”，正是通过集体化的方式减轻了原本属于私领域的做饭、看护孩童等家务负担。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些空间创造带有很强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性质，也提供了女性解放的另一种可能性。

其次，这种折中式、妥协式的处理方法，也应当放在当时特定的社会语境中进行观照。在传统家庭观念还较为牢固的情况下，安抚家庭、让家庭放下顾虑允许女性离开，或许可以看做一种有效的临时性策略。而当女性真正走向社会，家庭内部结构的改变可能在潜移默化中悄然发生。换言之，女性参与社会活动，有可能倒逼家庭性别分工的革新。例如在《万紫千红总是春》中，蔡桂贞参与“里弄生产组”后，丈夫看到妻子的工作能力、创收能力和展现出的自信，对妻子的尊重慢慢增加，也因此更加乐于参与浇花等家务劳动。当然，由于性别话语在此的失语，家庭内部结构的改变就只能更多依赖于男女两性的个体协商，也因此更加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