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黑色电影与广州“城中村”
（一）“城中村”：现实空间与时代隐喻
2019年娄烨的最新电影《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下称《风雨云》）选择了广州的城中村——冼村作为背景。冼村原是广州市天河区的一个居民村，因明朝时冼氏在此聚居得名。2007年，冼村被列入城中村改造工程，但在拆迁的过程中，村干部与当地官员及开发商相互勾结。随后冼村领导班子接受调查，成为轰动一时的改造腐败案。而在此期间，冼村周边已经发展成为广州最繁华和昂贵的地段——珠江新城，与冼村的一片废墟形成鲜明对比。
《风雨云》以冼村腐败案为现实背景，但娄烨的创作野心显然并不局限在案件本身，而是“试图揭开时代脓疮，反映改革开放时期的另一面”[71]。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自然是非常理想的取景地。冼村在珠江新城的突兀伫立，也成为“时代脓疮”的鲜活隐喻。娄烨甚至认为“这样的一种景观空间和地理的构成，已经呈现并表达了这部影片所有的内容与意义”[72]。于是在《风雨云》的一开场，娄烨就以多个俯拍镜头突显冼村断壁残垣与珠江新城高楼大厦的并置和对立。然而，在以纪实风格的长镜头再现了冼村里的冲突以及市建委主任唐奕杰的死亡之后，冼村就从《风雨云》中消隐了。影片追随警察杨家栋查案的脚步，进入一段围绕着唐奕杰和妻子林慧、女儿唐小诺、开发商紫金置业负责人姜紫成、台湾情妇连阿云等权贵阶层的过往秘事。相较于片头的现实主义风格，整体叙事更多地延续了黑色电影的传统。
（二）黑色电影：重写集体记忆
黑色电影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当时的美国正承受经济大萧条的余波以及二战的历史伤痛，曾经的现代性想象和乌托邦宏愿幻灭，因此“黑色电影的一个主要文化背景是反乌托邦现代主义”[73]，它的主要意涵就是指那些“关于‘阴暗面’的电影”[74]。同时，“黑色”也指涉美学基调和叙事风格特征，比如“低调摄影、潮湿的城市街道影像、‘通俗弗洛伊德式’的人物，以及对蛇蝎美女的罗曼蒂克迷恋”[75]等。黑色电影既具有思想与艺术方面的颠覆性，又包含暴力与情色的商业性，这成就了它的复杂面貌和长久生命力，逐渐发展为一种跨时间、跨地域的影像风格。
就导演娄烨而言，他的早期电影已经具备一定的黑色元素，比如热衷选择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阴湿多雨的南方城市空间，擅长使用晃动不安的镜头语言等。《浮城谜事》（2012）既是娄烨解禁后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他首部具有较为完整的黑色电影结构的作品。《风雨云》在此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延续和开拓，具体体现在死亡与谜团的叙事机制、蛇蝎美女的人物设定，以及记忆的回溯等几个方面。
《风雨云》以唐奕杰（张颂文饰）的死亡为起点，通过警察杨家栋（井柏然饰）的个人视角，切入唐死亡背后牵涉的谜团。“死亡和谜团”[76]恰恰正是黑色电影最常见的叙事动力机制，“谜团”在黑色电影中的主要功能，并非激发观众的解谜热情和推理思考，而是借由谜团带来的困惑感击碎有序的、日常的、平稳的生活表象，促使观众反思生活本来面目的复杂性。与这样的叙事动机相一致，黑色电影在影像风格上也更多地受到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呈现出不连贯的、迷幻的镜头语言特征，“把观众推入迷离混乱的梦魇之中”[77]。《风雨云》中，娄烨就将他擅长的手摇镜头运用到极致，以至产生高度的眩晕感，造成观众的观影不适。失控的电影语言既呼应了主人公躁动、不安的内心世界，也形塑了破碎、失序的广州景观。
为了解开谜团，杨家栋警官开始接触唐奕杰的妻子林慧（宋佳饰）。这是一个符合黑色电影蛇蝎美女设定的人物形象——性感、美丽，同时又携带着阴谋与危险。正是借由林慧的叙述视角，我们开始回到过去，而这正是打开案件谜团的关键钥匙。换言之，记忆是《风雨云》的一个核心主题。影片海报的宣传语“电影会带我们记住，我们和我们的时代”已经对此有所提示，娄烨在访谈中也提到支撑他克服困难完成此片的一个重要动力是“拍吧，不然就忘了”。记忆也是黑色电影的一个重要母题，回忆式的叙事方式在黑色电影中十分常见。在一些经典作品比如《漩涡之外》（1947）、《过去之暗》（1948）中，“片名就直接指向几乎被遗忘的过去，这些回忆潜伏着，不时冒出来威胁看似幸福的生活”[78]。
值得注意的是，林慧的个人记忆与改革开放时期广州的集体记忆是绾合在一起的。在回溯林慧与唐奕杰1989—1996年间的家庭生活片段时出现的一系列城市空间——市二宫歌舞厅、艳芳照相馆、故衣街十三行，都带有鲜明的集体记忆烙印。林慧大学时期与姜紫成、唐奕杰跳舞的取景地市二宫艺苑歌舞厅，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是当时广州规模最大、最负盛名的多功能歌舞厅。它和东方宾馆的“音乐茶座”一起，见证了广州率先接受流行文化和消费文化的洗礼，引领跳交谊舞、唱流行歌曲等新兴时尚的历史。拍摄唐奕杰和林慧结婚照的艳芳照相馆是广州的一家百年老字号，1979年引进柯达公司全套彩色自动冲印设备，成为全国第一家实现彩色冲印技术更新换代的照相馆。林慧早期创业卖衣服所在的故衣街十三行，则是20世纪90年代以广州荔湾区十三行路为中心发展出的物流商业圈，也是广州历史最长的服装批发集散地。因此，上述这些空间从不同方面共同见证了改革开放之后，广州作为最早经济腾飞、迈向现代化和都市化的内地城市的荣光。林慧飞黄腾达的个人轨迹正与广州快速发展的集体记忆相互呼应。
在谈及集体记忆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指出集体记忆的重现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往往意味着“润饰”“消减”或“将新的元素引入其中”[79]。这是因为我们总是“从今天的社会环境、今天的需要、兴趣和利益出发对过去进行重塑”[80]，而包括电影在内的大众媒介正是参与重塑集体记忆的一支积极力量，大众媒介能够以改造或重写的方式生成新的记忆场。那么娄烨为何要通过影像重述广州改革开放的集体记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风雨云》此处的叙事结构和电影语言值得推敲。在叙事结构上，林慧的个人记忆叙述甫一结束，马上就被女儿唐小诺的叙述所颠覆。原来在林慧和唐奕杰看似和和美美、蒸蒸日上的家庭表象背后，隐藏着林慧常年遭受丈夫家暴的事实。个人记忆的叙事反转，使得与它连接在一起的集体记忆也因此显得面目可疑。学者王一川洞悉了《风雨云》试图重新审视改革开放集体记忆的动机和意义：“当新闻媒体向公众全力传达当代历史记忆或改革开放史的正面意义时，电影无疑需要把这种正面故事的深层所潜隐的那些背面意义适当地发掘出来，引发公众的别样的思考。”[81]而在电影语言方面，《风雨云》在呈现林慧对过去的记忆时，常常将它与杨家栋警官查案的当下场景无缝地连接在一起。同一空间内不同时间的一镜转换，除了制造一种陌生化的惊诧效果，更传递出一层隐意：历史虽然已经远去，却依然暗中对当下施以影响。唐奕杰、姜紫成、林慧等人病态的欲望纠葛、腐化的私人生活，以至最终暴力的爆发，须向历史深处探寻它最初的诱因。
影片的最后揭开真相，唐奕杰的死是其养女唐小诺一手造成。将唐小诺设置为杀人凶手，这一方面再次迎合了黑色电影蛇蝎美人的成规，另一方面也渗透了娄烨深刻的隐忧。如果“父一代”的历史记忆没有得到重新检视和认真反思，那么其中的问题就可能继续传递到看似无辜的“子一代”身上，使他们的心灵提前萎顿，无法成长为代表希望和救赎的健康新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