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代》：都市景观里的新上海梦
《小时代》系列是“80后”作家郭敬明的代表作，最初于杂志《最小说》连载，2008年开始发行单行本，总计销售900余万册，创下出版业畅销纪录。小说累积的大量粉丝，成为改编电影的潜在观众群体。2013年，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小时代》和《小时代2：青木时代》先后上映，分别收获4.88亿和2.95亿票房，成为当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冠亚军。随后，《小时代3：刺金时代》《小时代4：灵魂尽头》分别于2014年和2015年上映，整个系列累计票房超过14亿。电影优异的票房成绩与其低迷的口碑形成鲜明对比，并因此惹来诸多争论，成为热议一时的“现象电影”。今天回头来看，《小时代》的艺术水准并不入流，几无可谈论之处。但是作为一部“现象电影”，《小时代》与时代语境形成了微妙呼应。特别是郭敬明所命名的标题“小时代”，精确捕捉到全球化时代青年人的心理症候。与此同时，正如评论者所指出的，上海不仅是电影的背景城市，更是“《小时代》系列真正的主角”[67]。可以说，《小时代》反映了中国全球化进程中新的都市经验，是一个能够管中窥豹的、具代表性的文化样本。
（一）“小时代”与“大景观”
郭敬明《小时代》中的“小”，首先指向的是一种个人化的书写，对个体内心经验的抒情性表达。这既与告别“大时代”、拒绝宏大叙事的“后革命”社会语境相关，也与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崛起背景下私有化、产权化、个人主义的取向暗合。[68]就此而言，郭敬明的文学创作倾向与20世纪90年代以陈染、林白、卫慧、棉棉等为代表的个人化写作潮流是有所承接的。郭敬明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对此，学者张慧瑜的观点颇具启发性，他指出：“《小时代》的意义在于呈现了新世纪以来个人从‘我的地盘我做主’变成了一种‘微茫的存在’。”[69]换言之，它从张扬的个人转向了微小的个人，从视野的向内转变成了姿态的向下走。这是《小时代》中“小”的第二层意涵，也是更为重要的一层意涵。
这种心态的转变缘何发生？在小说《小时代》开篇，郭敬明如此写道：“这是一个以光速往前发展的城市。旋转的物欲和蓬勃的生机，把城市变得地下迷宫般错综复杂。这是一个匕首般锋利的冷漠时代。人们的心脏被挖出一个又一个洞，然后再被埋进滴答滴答的炸弹。财富迅速地两极分化，活生生把人的灵魂撕成了两半。我们躺在自己小小的被窝里，我们微茫得几乎什么都不是。”在这里，个体之“小”与上海城市之“大”是相对而生的。正是上海作为全球都市的宏大及壮观，使得普通个人感到渺小和微茫。
面对个人之“小”与上海之“大”的悬殊，郭敬明做出怎样的回应和选择？《小时代》中以林萧（杨幂饰）为代表的主人公似乎未经多少犹豫和挣扎，便匍匐于资本和物质的脚边，对其顶礼膜拜，并以此换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是郭敬明描画的“新上海梦”，并为它镶上“姐妹情谊”的金边。这种选择，与其如邵燕君所说是“爱上征服者这样一种具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等特征的心理模式”[70]，不如说是基于精明计算、放弃人格底线的务实选择。因此在电影《小时代》中，上海被呈现为繁荣、靓丽、奢华的都市景观。在镜头背后，我们看不到疏离或者批评，而是充满肯定和艳羡。“大景观”不仅是人物活动的背景，更是他们行动的深层动机。景观愈大，人物愈小，对物质主义的膜拜愈彻底。
（二）都市空间的景观化
1967年，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其著名的《景观社会》一书中提出景观（Spectacle）概念，揭示和批判当代资产阶级在日常生活场景背后隐藏的统治和控制方式。[71]德波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与大众媒介中，往往通过生产景观，即一种具有吸引力的视觉幻象，使观者被动性迷入，成为无思的消费者，从而实现意识形态同一性控制。
景观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是视觉上的奇观性。景观以大型、大量的视觉性堆积来吸引观者的注意：“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堆积。直接存在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象。”[72]其次是本质上的虚假性。景观空间实际上是一种“伪场境”，远离社会生活的真实本相：“真实的生活本身只可能以奇幻的形式出现，只可能在现代的景观世界所强加的颠倒的图像中出现：在景观中，所有的社会生活和人为的革命的再现都被写在权力充满谎言的语言中，被机器所过滤。景观是宗教在尘世中的继承者，是在商品的‘丰裕社会’中的资本主义鸦片，是‘消费社会’中被实实在在消费的幻象。”[73]最后是目的上的消费性。景观生产的目的是让人放弃独立思考和真实交流，被动接受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洗脑，认为幸福生活就意味着占有“物”和展示“物”：“景观的目标是迫使每个人在到处扩散的生产的有效消费中，去认识和实现自身……客体先要被展示，为了让人们想要占有它；占有后再为了展示这种占有而再展示客体。这些被人赞赏的客体被集中到一起，其功能是代表了特殊的地位和名誉，以及‘伪个性’，因为这种个性完完全全和这些物一致，这些物就代表了这一个性。”[74]
虽然我们应当警惕将理论生硬套入文本分析，但是将德波的景观理论与郭敬明《小时代》比照，的确会发现后者的空间塑造带有很强的景观化特点。从空间选择来看，《小时代》具有鲜明的趣味偏好。从会德丰国际广场、外滩茂悦大酒店、国际展览中心、环球金融中心、陆家嘴丽思卡尔顿酒店、K11购物商场，到外滩汇丰银行旧址、英国领事馆旧址、外白渡桥、静安别墅、圆明园路、武康路，《小时代》系列的空间大多集中在浦东新区陆家嘴和黄浦区外滩一带。这些区域或是上世纪半殖民地时期上海外国租界的集中地，或是今天上海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小时代》将这些区域的地标性建筑和消费娱乐场所汇聚、堆积、拼贴在一起，突显上海作为全球城市奢华光鲜的一面。同时，在视觉呈现上，《小时代》也有意通过极致化的方式，进一步强调这些空间的流光溢彩。例如宫洺（凤小岳饰）的居家空间取景自番禺路的玻璃房，巨型的玻璃、纯白的墙壁、冷调的光源共同构成光亮整洁的空间，带来视觉上的奇观震撼。类似的，在表现顾里（郭采洁饰）的家庭空间时，大量使用高饱和度的金色和银色，同时配合四位女主人公闪亮的服装造型、房外璀璨的烟花和迷人的夜景，构成视觉信息的过载和冗余，极速冲击观众的眼球。
当然，《小时代》在选择一些空间的同时会放弃、屏蔽另外一些空间。片中顾里说道：“我一出内环就过敏……浦东永远就是一股水泥味儿。”顾里的嫌弃某种程度上也传递出创作者的态度，因此在影片中我们看不到发展建设中的新区和生产、劳动的场景，也看不到工作、生活于其间的劳动者和普通居民。即便是影片选择的空间，镜头所着重呈现的也仅是其视觉外观和表象，它们的历史脉络和现实肌理都被摒除于外。例如顾里和林萧筹办的户外秀场取景自虹口区1933老场坊创意园区。这里是原上海工部局宰牲场，由英国设计师巴尔弗斯（Balfours）设计，建筑中融合东方理念和罗马巴西利卡式风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里成为国营肉类食品加工厂，谢晋导演1962年拍摄的电影《大李，小李和老李》中的肉类加工厂就取景于此；1970年改为上海长城生化制药厂；2007年经由旧区改造成为创意产业园区。然而，1933老场坊的前世今生在《小时代》中毫无踪影，镜头仅选取其外观来为户外秀场背景增加一些异域风情。又如顾里和顾源分手的场景选在上海国际时尚中心。这里最早是日商大阪东洋株式会社裕丰纱厂，由日本设计师平野勇造于1914年设计建造，厂房屋顶呈锯齿形，颇具独特的建筑风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成为上海第十七棉纺织总厂；2011年改造为上海国际时尚中心。但在电影中这里被挪用为校园外景，选择它的原因仅仅在于它独特的建筑外形。《小时代》的空间构型徒留全球都市的外壳和表象，而抽掉了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底色。正如张颐武所说：“上海虽然有其具体性的呈现，但这里的背景其实是一个全球化的抽象。这里的商品都是在全球移动之中的‘全球商品’，这里的本地的生活其实也是抽掉了本地性的人生。”[75]
郭敬明精心选择如此丰富的城市空间，使它们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叙事的实际需要，甚至可以说恰恰相反，叙事在《小时代》中的功能更多是为空间景观的展示提供引子。如此一来《小时代》在叙事组织上的问题重重就变得更好理解，因为叙事原本就不是电影真正的重心所在。例如林萧面试一场在叙事上虎头蛇尾，面试内容以及林萧的个人能力全无展现。这一场景的重心放在了展示《ME》时尚杂志公司内景的高端布置，以及其肉身代言人宫洺的个人魅力。又如顾里与宫洺的斗智斗勇就故事本身来看十分低幼化，但借这一情节影片可以展示陆家嘴丽思卡尔顿酒店的高层露台，以及从露台俯瞰上海地标东方明珠的动人景观。
（三）日常生活与都市空间的同构
如果说《小时代》对都市空间的景观化处理体现了其对于资本逻辑和消费主义的服膺，那么影片对于主人公日常生活的呈现则表明，这一逻辑和意识已经渗透到私人领域和个体经验的细部。影片中的日常生活情节与其空间形构形成了一种呼应和互文关系。爱情和友情是日常生活中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小时代》两个主要的主题内容。而物质、金钱以及由其构筑的权力关系正是片中爱情、友情建立的基石。
《小时代》中的爱情几乎只发生在同等物质水平的阶层之间，顾里和顾源同属金字塔顶端的权贵豪富，林萧和简溪都是普通阶层，清贫的南湘则搭配堕落的席城。顾里与顾源分手时说道：“没有物质的爱情只是一盘沙，都不用风吹，走两步路就散了。”这句话也可以看作郭敬明爱情观的夫子自道：物质基础决定了爱情的发生。除此之外，在爱情关系变动的关键节点，我们也总能看到物质的显影。顾里和顾源的分手，总是围绕着靴子、衣服等礼物的归还；林萧与简溪嫌隙的出现是源于宫洺赠送的戒指。而姐妹们集体失恋后，发泄疏解的方式是穿上顾里的漂亮衣服，陶醉在物质的狂欢之中。
相较于严格区隔的爱情，《小时代》的友情显然是跨越阶层的。友情产生于校园这一阶层分化尚未明确显现的精神原乡，并在进入社会后不可思议地延续下来。但是在看似纯洁的友情背后，却同样存在着以物质为基础的权力关系。顾里作为物质财富的最高拥有者，也在四个女孩中居于“女王”位置。其他女孩则需要依附或臣服于顾里，以获取她的帮助和好处。因此，《小时代》的友情与其说“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阶级调和的美好的‘乌托邦’”[76]，不如说是呈现了一个阶层向另一个阶层拜服而各取所需的共生状态。正是其内在结构上的不平等，使得这份友情十分脆弱。林萧、南湘与顾里之间不断爆发矛盾，并且在争吵中释放她们的委屈与怨怼。这是出卖自身尊严和人格后潜藏心理阵痛的间歇式发作。当然，这种痛苦总是迅速被温馨的友情再度遮盖，恢复到姐妹情深的“美好”状态。但正是在这些“快乐与仇恨的精神痉挛”和“精神分裂”[77]中，坚不可摧的友情和牢不可破的都市景观显现出它们一直隐而不彰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