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自然社会风貌与电影发展概况
（一）杭州的自然社会风貌
杭州位于东南沿海的长江三角洲南翼，钱塘江下游，杭嘉湖平原的西南端，既有钱塘江、京杭大运河和苕溪等三大主要水系，也有西湖、西溪湿地以及平原的水网肌理，形成了兼具大气与婉约的水脉特征。杭州中西部和南部属于中山丘陵区，主要山脉为天目山、龙门山等。宜人的气候条件以及山环水绕的地理特征，为杭州的城市风貌奠定了自然基础。
作为我国七大古都之一，杭州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文明印迹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秦统一六国后，在今杭州域内设钱塘县、余杭县，开启了杭州建城的历史。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大批王室贵族南迁，带动了钱塘江流域的经济文化发展。同时，以慧理、葛洪为代表的佛道人士开始在此传播教义，修立宗教建筑，成为杭州名山胜水的早期开发者。隋代废钱唐郡，置杭州，杭州作为地州名首次出现。隋炀帝开凿京杭大运河，大大提升了杭州的水运地位。唐朝时，杭州“已与广州、扬州并列，成为我国古代三大通商口岸之一。中唐之后，杭州逐渐以‘东南名郡’见称于世”[34]。而大量文人骚客驻足杭州并留下诗句、文章和画卷，为杭州增添了浓厚的人文底蕴。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定都杭州，“对于杭州来说意义特别重大”[35]。一方面，吴越国三度拓城，初步确立了后来延续千年的“东城—西湖”基本城市格局；另一方面，吴越国帝王笃信佛教，“现在杭州西湖附近的寺庙、宝塔、经幢和石窟等文物古迹，大都是那个时期的建就”[36]。南宋定都杭州，促使杭州步入鼎盛，从东南名郡跃至“全国第一州”。在此后的元明清各朝，杭州的地位有所滑落。清顺治年间，为了增强军事防御功能，于杭州内部筑城，出现了城中之城——旗营，杭州的城市空间格局再次出现重大变动。
杭州的城市现代化进程起步于晚清。《马关条约》第六款规定杭州为通商口岸之一。日本于1896年在杭州城设租界、修马路、建海关，自此杭州开埠，并缓慢进入现代化的城市发展进程。民国时期，杭州开始拆除城墙和城门，并在旧址修建马路、开辟湖滨公园，“从此西湖与城区连成一片”，“西湖从郊外景色转变为杭州都市风景的有机组成”[37]。1927年杭州正式建制为市。市政厅将杭州定位为旅游城市，市政工作“偏重于风景之整理，欲藉天赋艳丽之湖山，吸引游客，振兴市场，效欧洲瑞士之故技”[38]。在这种发展政策的引导下，“杭州逐渐发展成为上海的后花园，其旅游性和消费性城市的性质日益明显”[3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杭州的城市规划一度出现曲折，城市定位从以旅游、文化为主转向“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综合性工业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杭州又经历三次行政区划的调整。2001年，《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提出了“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的新战略，“从以中心城为核心的团块状布局，转变为以钱塘江为轴线的跨江、沿江，网络化组团式布局”，形成“一主三副、双心双轴、六大组团、六条生态带开放式空间结构模式”[40]。杭州实现了跨江发展，城市空间形态从“西湖时代”进入“钱塘江时代”。如今，杭州已经成为长江三角洲的副中心，是仅次于“上海都市圈”“广州都市圈”“北京都市圈”的第四大都市圈。
综上来看，丰饶的山脉和水脉构成杭州最为显著的自然风貌。而这里的山水由于受到悠久的文化历史和宗教环境的浸染，有别于其他区域（比如西南）的原生态自然景观，而带有更多人文属性，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有形载体和观照对象。同时，随着历史上杭州城市空间格局的多次变更，特别是民国时期的拆除城墙以连通西湖与市区，以及千禧年之后的跨江发展，山水与城市之间的边界不断打破。山水成为城市中的山水，城市成为山水中的城市。自然山水与城市人文之间的密切联系，是杭州城市空间与众不同的重要特征。
（二）杭州的电影发展概况
赵建飞在《浙江地域电影的审美文化嬗变研究》中，将浙江的电影历史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默片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影片“呈现了现实与诗意交融的美学特征”[41]；第二个阶段是在2002年之后，电影产业的成长和政府政策的推动共同刺激了浙江商业电影的发展；第三个阶段则是2017年至今，本地青年导演群的集中涌现，为浙江电影的内容与形式都带来新气象。可以说，这个历史分期基本上同样适用于杭州电影。接下来，我们就大致依循上述三个阶段分期，对杭州电影的历史概况予以梳理。
首先是从默片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阶段。杭州的电影放映历史可以追溯至1908年，拱宸桥二马路阳春外国茶园成为杭州第一个电影放映场所。此后1921—1937年的十余年间，杭州先后出现了大世界游艺场电影场、杭州影戏院、西湖大礼堂、联华大戏院等固定放映场所。其中，西湖大礼堂电影场于1933年开始放映有声电影，成为杭州最早的有声电影院。杭州早期的电影制片业并不发达，1925—1935年，杭州曾出现了第一影片股份公司、心明影片公司、友谊影片公司、西泠影片公司、月宫影片公司等一批制片公司。但除了心明影片公司拍摄了电影《小李子》（1926）之外，其他制片公司并无多少电影成果。
这一时期，杭州作为故事题材和空间场景也开始在早期电影中出现，其中尤以西湖风景出现的频率最高。据《杭州市电影志》记载，1923年商务印书馆影戏部在西湖拍摄无声故事片《好兄弟》。此后，张石川的《空谷兰》（1925），卜万苍的《湖边春梦》（1927）、《桃花泣血记》（1931）、《母性之光》（1933），袁牧之的《马路天使》（1937）以及沈西苓的《船家女》（1935）等都在西湖取景。张勇分析认为，这些影片大多“将以西湖为代表的杭州景观编码为理想家园与浪漫场所”[42]。抒情化、诗意化的场景呈现，一定程度上溢出了以批判社会现实和揭示阶级矛盾为主要特征的左翼话语框架，使得影片出现一种复杂的张力。
这种张力延续到“十七年”和新时期的杭州电影。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两部影片《不拘小节的人》和《如此多情》，都以杭州为背景，且都采用了讽刺喜剧的形式。前者讽刺了不讲公德文明的社会行为，后者则指向了势利、虚荣、崇拜权力的社会心态。有趣的是，两部影片在涉及青年男女的恋爱情节时，都选择了西湖作为发生场景。在服务于讽刺性和批判性主题的同时，两部影片也都延续性地借用了西湖浪漫、抒情的空间意涵。新时期以来，杭州电影的数量开始增加。其中既有青春题材影片，如《潜网》（1981）、《西子姑娘》（1983）、《莺燕桃李》（1984）、《天堂盛宴》（1987）；也有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如《秋瑾》（1981）、《流亡大学》（1985）；还有古装题材影片，如《红牡丹》（1980）、《毕升》（1981）、《东方大魔王》（1985）等。这些影片虽然涉及青春、革命、历史等多元主题，但共同之处是女性主人公的数量较多，且更富于人格魅力。而以西湖为代表的杭州景色，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些女性人物既柔美温婉又坚韧刚强的内在人格的外化呈现方式。
总而言之，第一个阶段的杭州电影以西湖为主要的空间场所，以情景交融（即空间的抒情性和人格化）为主要的表现方式。空间呈现既服务于各个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内容，又溢出了其话语框架，流露出独立、独特的美学气质。
其次是千禧年前后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浙江的影视产业快速发展。1995年，浙江金华打造横店影视城，使其逐渐成为亚洲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2003年，浙江宁波的象山影视城开始建造。同时，浙江的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扶持民营影视行业发展。2002年，“浙江省广电局出台了放宽搞活、促进我省民营影视业发展的政策，允许找不到地市级宣传文化主管部门挂靠单位的民营影视制作企业直接挂靠到省广电局；允许民营影视制作企业以50万元资金注册。这两条地方性政策成为促进我省民营影视制作企业发展的主要措施。自此以后，民营资本投入电影的也日益增多”[43]。
在此语境下，杭州电影开始以商业化、大制作的形式出现，冯小刚的《非诚勿扰》（2008）、《唐山大地震》（2010）和孙健君的《天机·富春山居图》（2013）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空间选择上，这些影片开始从西湖向西溪转移，新的空间形象进入电影。这与同时期杭州的跨江发展和空间格局重组是密切相关的。在空间呈现方式上，则普遍出现了景观化和士绅化的趋势。所谓景观化，是指影片着意凸显西溪等空间的视觉美感，但并不关心其现实肌理和美学内涵，空间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是被掏空和抹平的。正如上述片中的主要角色大多为游客和外来者一样，影片基本是从观光视角来看待杭州，将杭州作为视觉消费的对象，与片中大量出现的其他国家和城市（如日本、迪拜、米兰、北京、台北）无异。而所谓士绅化，是指电影中的空间大多集中于高档酒店、时尚度假村、精致茶楼等消费场所。日常的、平民的生活生产空间被屏蔽于视野之外。有评论者因此指出，“电影创作者不断将杭州编织成一个个完美的都市梦境”和“富人理想国”[44]。这与同时期的上海商业电影形成了一种共通的倾向。此类影片虽然大多获得不错的票房，并且往往助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但就其艺术和美学成就来讲价值相当有限。
最后是2017年至今的第三个阶段。近几年，以《漫游》（2018）、《郊区的鸟》、《春江水暖》（2019）为代表的“杭州电影新浪潮”出现。这些电影的导演都是“80后”“90后”的青年人，都有长期生长、生活于杭州的个人经历，这使得影片在空间构型上也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没有选择西湖、西溪等著名的风景名胜区，而是将视野投向郊区、运河、湖泊、山林等更为边缘也更为无名的地方。较之第一阶段山水被视为传统审美对象，以及第二阶段山水被当作视觉奇观，山水在第三阶段的影片中承担着更为重要和关键的功能。这些影片都十分自觉地认知到，在杭州自然山水与城市空间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从而借由山水的呈现生成了审视城市现实的一重独特的、超然的视野。换言之，山水在这些电影中不仅仅承担审美功能，还具有观念意义。甚至可以说，“杭州电影新浪潮”尝试性地开启了将传统古典山水进行现代性转化的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