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之后的广东电影概况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辉煌之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广东电影开始走入低谷，这与当时中国电影面临好莱坞的冲击而形势低迷的整体处境是一致的。进入新千年后，中国电影不断加快了产业化改革的进程。2000年，中国广电总局、文化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业改革的若干意见》；2001年，中国广电总局颁布了修改后的《电影管理条例》；2003年，在《电影管理条例》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电影制片、发行和放映的产业化改革。但是，在中国电影产业迎来新的春天时，作为广东电影领头羊的珠影却没有搭上这趟发展的快车，相反在改革力度上趋向保守。1997年，珠影被划属广东省广播电视厅，从企业单位改回事业单位。“这种事业变企业又变回事业单位的做法直接导致珠影这样的老牌制片厂的属性迷失。其结果就是，珠影在强调电影意识形态功能、追求电影社会效益的同时，对其经济属性、市场效益有所忽视”。[68]随着创作意识的保守化、现实触角的钝化和创意人才的流失，珠影以及另一家广东国营厂深圳影业公司没有能够再推出像“南国都市电影”那样轰动全国的电影作品。2004年，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成立。2008年，珠江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和广东省电影公司合并组成珠江电影集团。在国营电影公司持续探索、艰难求存的同时，广东也涌现出数十家民营电影公司，为广东电影带来了新的活力。[69]
从这一时期的电影作品来看，以珠影、深影为代表的国营电影公司注重围绕主旋律题材，同时进行商业化和类型化的尝试。具体来说，其一，继续开掘与广东相关的革命历史内容，继承广东的革命传统，以富有地方色彩的广东故事补充、丰满主流的革命叙事。代表作品有讲述东江人民营救香港知名文化人士的《东江特遣队》（2006），再现黄埔军校历史的《黄埔军人》（2000），以国共对峙时期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杨殷为原型的《义薄云天》（2008），表现孙中山在南洋生活经历的《夜·明》（2007），以广州黄花岗起义为背景的《英雄·喋血》（2011），从底层疍家女视角重述广州解放历史的《秋喜》（2009）等。这些影片大多能够结合广东特有的地方风情和日常风俗，“从内容题材到人物塑造上的‘非主流化’和‘偏平民化’策略不仅仅是为正典性的主旋律电影提供一种增补，最根本的目的还在于地方性集体身份的塑造，从而形成一种族群认同”[70]。
其二，结合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现实，客观反映出伴随改革开放持续深入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同时主要基调仍在于颂扬克服困难和解决问题的意志，肯定改革开放的成绩，表达对于未来的美好希望。例如《生死界限》（2004）、《最后的敬礼》（2007）涉及反腐维稳、法治建设等议题；《人命关天》（2001）、《极度险情》（2002）、《逃出生天》（2013）、《救火英雄》（2014）反映生产、运输、办公等城市空间存在的安全隐患，以及救险工作人员的牺牲奉献精神；《所有梦想都开花》（2007）聚焦东莞农民工对于生活的美好期待；《打工老板》（2014）讲述一位深圳企业家在外商与劳工之间的平衡博弈，触及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深刻命题。
其三，使用爱情片、家庭剧等商业化的类型叙事，观照生命个体在高速运转、物质至上的现代都市中所感受到的情感上的孤独疏离和精神上的迷失困顿。例如《古镇情缘》（2010）以中山古镇为背景，将一男三女的情感乱局与古镇的历史保护和商业开发矛盾结合在一起；《幸福迷途》（2012）通过多线叙述，讲述了不同领域和阶层的男男女女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追求幸福却纷纷陷入困惑；《老虎都要嫁》（2010）则聚焦大龄“剩女”如何在拥抱现代都市生活的同时，受到传统社会伦理的影响，在事业与情感的天平上感到困顿和焦灼。这些影片大多触及人们精神世界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深入出现的裂变和危机，在主题上部分地承接了改革开放初期“忧郁型”都市电影的脉络。但是，遗憾受限于商业化的粗浅表达和陈词滥调，其未能在主题和形式上有进一步升华。
这一时期，广东本土和外地的民营电影公司以及独立电影人也加入到广东故事的讲述中，他们以更具作者性和个人风格的作品，为千禧年之后的广东影像注入更深厚的人文内涵和美学意味。代表电影有高鸣的《排骨》（2005）和《回南天》（2020）、李云波的《呼吸正常》（2016）和《珍珠》（2020）、李睿珺的《路过未来》（2017）、娄烨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2018）、白雪的《过春天》（2018）、黄梓的《小伟》（2019）、温仕培的《热带往事》（2021）等。这些作品大多与改革开放初期“忧郁型”南国都市电影这一支脉有所呼应，弥散着一种忧愁、烦闷、躁动的集体情绪。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影片中的忧郁情绪并非一种负面表达，相反地，它反映了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青春狂热之后部分创作者以更加沉潜和审慎的态度反思现代性，从更加全面和人文的视角观照现代都市中的生存处境，而率先进行改革开放的广东亦成为率先进行现代性反思的适恰土壤。与此同时，这些作品也大多能够调用广东的地域风物和独特气候，参与到上述情绪的表达之中，特别是广东的炎热和多雨成为表现躁动和忧郁情绪的有效介质。这使得广东的地域性不再仅仅作为展示地方文化的材料，而是经由影像的有机化合，升腾为一种可以暂且概括为“忧郁热带”的独特的美学情调。
这批具有“忧郁热带”情调的电影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商业化的犯罪类型片。例如娄烨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和温仕培的处女作《热带往事》两部以广州为背景的影片，都使用了黑色电影的类型范式。它们都借由揭示扑朔迷离的犯罪案件真相的过程，打开让人焦灼不安的黑色“往事”。《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的“往事”指向改革开放过程中官商勾结的社会弊病和腐化堕落的精神危机，具有较强的现实批判意识；《热带往事》则指向追逐金钱引发的道德堕落，以及如电影英文片名（Are YouLonesome Tonight？）所暗示的，指向现代都市中人的孤独和想要建立联结而不得的躁郁。因此，相较于《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扎根具体语境的社会现实关怀，《热带往事》更聚焦于普遍性的现代心理经验。而无论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中的“雨”，还是《热带往事》中的“热”，都是导演借助广东的特殊气候来营造黑色电影的黑色氛围的有机元素。白雪的《过春天》则是青春片和犯罪片的复合类型。影片通过一个往返深圳、香港两地的跨境学生冒险做“水客”走私手机的故事，触及当下青年面临的心灵迷茫、爱的匮乏甚至残酷青春，以及跨境学生所面对的独特的文化冲击与融合，是具有极强当下性的深港“双城记”。
另外一类则是具有日常叙事风格的艺术片和纪录片。李云波的《呼吸正常》和《珍珠》分别观照青年和女性这两个社会群体，洞悉他们在现代都市中的心理感受与心灵困境。其中《呼吸正常》通过几个广州青年的日常生活，展现了当下青年苦闷、散漫的精神世界，特别是他们对于追求个人成功的主流价值观的质疑。影片中广州的日常空间成为青年们聚会聊天、街头漫步、谈情说爱的场所。《珍珠》则以半纪录的影像风格，再现一位年近四十仍未结婚的单身女性，如何面对来自生活、工作、父母的压力以及情感世界的孤独与焦虑。虽然主题并不新鲜，但影片胜在展现了主人公的日常面向，并且将其与广州的日常空间适当地连接在一起。
高鸣的《回南天》以深圳白石洲城中村为背景，通过讲述两对男女的爱情故事，流露出疏离、困顿、难觅出路的情绪。“回南天”作为广东地区在春夏之交因冷暖气流交织而形成的特有天气现象，其潮湿、多雨雾的特征成为片中主人公黏滞、幽微的内心世界的外化表现方式。高鸣早前的另一部纪录片《排骨》同样以深圳为背景，镜头对准一个从江西来到深圳、贩卖盗版电影碟片的绰号“排骨”的年轻人。“排骨”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大大延展了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电影中常见的打工者形象光谱。他在深圳不仅仅怀着赚钱成功的梦想，还在贩卖盗版电影碟片的过程中掌握了丰富的艺术电影知识，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新知识体系。这反映了底层劳动者不仅仅参与经济的全球化，也在这个过程中参与了知识和文化的全球化。深圳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窗口，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文化全球化的中转站。但与此同时，“排骨”也在深圳遭遇爱情的失落和事业的低谷。影片的落脚处弥漫着一种前途未知的忧愁氛围。底层边缘者能否在全球都市中安身立命，也同样是李睿珺《路过未来》的中心主题。影片以一个籍贯甘肃却在深圳长大的“农民工二代”的故事，折射出医疗、房价、养老以及二代农民工的失根等问题。《路过未来》以悲天悯人的人文视野聚焦底层边缘人在现代城市中的困境和出路。
黄梓的《小伟》则呈现了一个三口之家在家人罹患癌症并最终去世的阴云之下走过的一段心路历程。片中的儿子“一鸣”身上带有导演黄梓的半自传色彩，影片着重表现了他如何在面对忧愁的家庭氛围和压抑的学校教育体制中，实现从青春到成人的心理成长。在片中，广州四季常青、郁郁葱葱的绿色森林，某种程度上成为一鸣从难以喘息的现实世界中短暂抽离、和好友玩伴松弛伸展的心灵花园。值得注意的是，与上述很多影片不同，《小伟》并没有刻意营造广州炎热和多雨的环境氛围，而是选择在秋冬季节拍摄，呈现了广州萧瑟清冷的一面。这既与影片冷峻的死亡主题暗合，也开拓了广东空间在美学基调上的多元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