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李，小李和老李》：建构新型空间
在上海从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转变的过程中，以工厂为代表的生产空间越来越多，与之毗邻和配合，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居住空间——工人新村出现了。工人新村的出现，一方面是为了生活与生产的一体化，让生活更好地为生产服务；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政治需要，突显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41]1951年4月，陈毅市长在上海市二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市政建设应“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并且首先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方针。上海工人住宅建筑委员会随后成立。同年，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诞生。在20世纪50—60年代，上海先后建设了18个工人新村。[42]
在建筑风格上，工人新村大多以朴素务实为特点。“住宅以行列式为主，排列紧密，间距保持在满足基本的日照需求。房屋的样式为便于工业化生产的砖混多层住宅，形式完全统一，以一个模板进行大规模的复制建造。房屋的建筑风格十分简单，基本上没有装饰。”[43]在建筑格局上，工人新村以公共空间的多元建设为特色。在建造住宅的同时，工人新村也兴建了一系列公共设施，像是图书馆、书店、学校、操场、商场、影戏院、银行、邮局、食堂、卫生所等，可以说自成一体、自给自足。同时，住宅空间内部也呈现出公共化的特点。“为了节省资源，当时很多户型是合用卫生间和厨房。卫生间、厨房等现代生活概念里的私密空间变成了几户共有的公共空间。”[44]因此，无论从建造理念还是从建筑实体来看，工人新村都带有社会主义“乌托邦色彩”[45]，是社会主义体制对不同于西方的生活方式与空间组织的另类实践。
谢晋导演的《大李，小李和老李》（1962）正是以曹杨新村为取景地，讲述了住在“浦江新村”的富民肉类加工厂职工大李、小李和老李等人的故事。故事的开场就聚焦在工人新村住宅的内部公共空间——楼梯走廊，借小李（姚德冰饰）在楼梯走廊上玩耍的篮球，串联起住在同一楼栋的各个邻居：大李、秀梅一家、老李父子一家、大力士、理发师和医生。通过道具篮球和公共空间走廊，镜头十分巧妙地表现了新村居民之间既紧密又和睦的互动关系，也凸显了工人新村虽是私人住宅却有公共性的一面。随后在出门上班这一场景，楼梯走廊空间的公共性与连接性再次被强调。先是大李（刘侠声饰）一家从顶楼出门，顺着楼梯下行，而后老李（范哈哈饰）、大力士、理发师、医生也随之而动。影片在这里以自上而下的连贯移动镜头穿梭于各个楼层之间。这种穿越楼层的移动镜头，在《乌鸦与麻雀》中可以看到先例。如果说《乌鸦与麻雀》通过移动镜头强调了上下楼层居民截然不同的阶级处境，那么《大李，小李和老李》此处的移动镜头却恰恰显现了不同居民之间的连接性、集体性和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也借由演员一致的步调、相似的配备（雨伞）体现出来。
影片不仅呈现了工人新村住宅内部的公共性，还展现了不少住宅外部的公共空间，比如操场、书店、体育宫等。操场是大李帮助妻子秀梅学骑自行车的地方。我们发现，秀梅两次练车的场景都被置于邻居们的观看视野之下，并引起大家的互动和讨论。因此操场的公共性不仅在于它给居民提供了活动的公共场所，更在于它是制造互动、连接的公共空间。书店是大李购买广播体操图示的地方。售货员“小辫子”看到大李为难，便热情地教授他广播体操的动作规范。书店在这里并没有兜售、买卖的商业消费气息，更像是工友之间热情互助的地方。相较于操场和书店，影片用更大篇幅呈现的是体育宫。大李、小李和老李到体育宫，观看了乒乓球、举重、摔跤、体操、太极拳等各类文体活动。最值得一提的是体操表演一场。大李发现表演者正是书店的售货员“小辫子”，而他在观众席也偶遇书店顾客“近视眼”。因此，不同于陌生人聚集的娱乐场所，体育宫是熟人见面、交流和休闲的空间。同时，“小辫子”在柔和的钢琴声中表演体操，极具健康和高雅之美，不带任何情欲色彩，既张扬了一种社会主义对于女性美的想象，也凸显了体育宫与消费娱乐场所的区别。因此总的来看，《大李，小李和老李》通过对于“浦江新村”公共性的强调，形塑了一种团结、互助、纯洁的社会主义集体生活方式的乌托邦想象。
《大李，小李和老李》的核心故事情节围绕着是否应该在富民肉类加工厂开展体育锻炼的争论展开，老李认为这会影响生产，小李则认为职工身体素质增强了可以促进生产。不难看出，故事设置是在“十七年”城市生产和生活一体化、生活为生产服务的时代语境下展开的。但非常有趣的是，影片似乎响应了生活为生产服务的政治要求，却极少对生产场景进行展现。相反地，影片倒是更多地呈现了生产空间生活化的一面。比如，大李带领大家在生产车间外的空地上练习广播体操，将原本业余、休闲、放松的生活场景带入了生产空间。富民肉类加工厂职工去叶塘镇的情节更是如此。富民肉类加工厂与叶塘镇本是生产合作关系，去叶塘镇也有参观、交流经验等工作事项。但这部分内容只在对白中草草略过，镜头之下职工们更像是赴一场野外郊游，场面调度充分展现乡间的开阔和生机，故事情节也聚焦在运动会的趣味部分，充满生活的气息。
这种重“生活”而轻“生产”的处理同样体现在秀梅学自行车这个具体情节上。大李在鼓励秀梅学自行车时，切入的角度也是锻炼好身体有利于生产，并举出报纸上的成功案例给秀梅听：“她既锻炼了身体，又提高了工作效率，生产上还评为红旗手。”换言之，有利于生产是鼓励锻炼的最初动力和终极目标，这也十分符合当时的社会要求。但是，秀梅在学会自行车后，影片却从未呈现过她从事生产、提高生产效率的场景。相反，在秀梅拿到自行车比赛冠军之后，影片使用了一个蒙太奇镜头对比了锻炼前后秀梅在容貌和精神气质上的显著改变。她变得更加健康、自信和美丽。所以我们发现，影片在语言表述和画面呈现之间存在裂隙，画面悬置了语言表述中“生产”这一终极目的，而将实际重心落脚在了“人”身上，即体育锻炼对于人的身心的巨大提升。《大李，小李和老李》的这种悬置处理，不妨看做是特殊时代环境下创作者的一种充满智慧的策略，既在表面上回应了政策，满足了政治要求，又在深层结构上张扬了自己的人性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