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回升过程中的新矛盾

1990年经济中既有积极的成果，也存在新的问题。主要矛盾之一是市场疲软没有根本解决，市场需求适当增长没有完全到位。从生产资料行业看，当前生产尚未恢复正常，如机电产品积压严重，水泥、木材、钢材销路仍然不旺，煤炭大量积压，重工业企业生产能力没有充分利用。消费品市场除食品、名优特新产品销售较好外，一般商品的生产能力与市场销售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且不说彩电2000万台的生产能力难以发挥，就是基本产业如钢铁、煤炭、水泥，重要的机电产品如水轮机、大汽车，这些行业仍然不景气，或需求不振，表明生产资料需求的投资拉动，仍然疲弱无力。因而今年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5000亿元，应该尽早到位，兑现落实。其次，消费需求拉动，城市情况较好，甚至出现“热”起来的现象，问题在于农村购买力增长很慢。1990年全国农民实际收入人平仅增长1.8 %，农副产品价格下降，农民增产不增收。总之，市场疲软没有根本解决。

当前经济生活中主要矛盾之二是在信贷大量投放下资金仍然紧张。从1989年底到1990年底，信贷资金增长幅度是相当高的。1990年信贷投放由原计划1850亿元增加到2773亿元，超过计划近1000亿元，但工业增长只有7.6 %（可能还有水分），货币增长与工业增长之比是5∶1，而在1983年以前是1.8∶1，1989年是4∶1。由此带来的问题：（1）是货币大量投放而有效供给增长率却很低，流通中的货币大量沉淀使货币增长超过商品流通的需求，从而已出现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2）1990年工业增长7.6%，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2%，意味着大量新增产品中相当大的部分并没有销售，出现了胀库型的生产增长，即是增长库存（工业库存和商业库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材料，1990年非正常库存是2000亿元，起码多出600亿元。大量产品积压在库内，资金流不回，企业生产又需要贷款，银行面临着经济复苏期的资金饥渴，承担着复苏期的资金压力。资金饥渴的另一个原因是“三角债”。一些企业市场打开了，有了收入也不愿拿来还债。搞“拉债”经营——有钱也不还，无钱更不还，使银行不得不连续地注入资金，包袱又落在银行身上。上述1990年复苏期中的两个矛盾，反映在银行方面就是永远满足不了的资金需求，银根已经很松动了，企业还哇哇叫。

综上所述，治理整顿取得效果以来，经济生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市场问题，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还不能说经济已经进入良性循环。市场问题从当前看，主要是结构问题，即产品结构不合理。但我认为，从宏观来看不完全是结构问题，还有即期需求不足问题，例如农村市场需求不足。这些问题不解决，市场也活不起来。当然大力解决结构问题应该是主攻方向。第二个主要问题就是资金运行不畅。资金供求矛盾在于运行不畅，其根子在市场，市场打不开，资金就流不回；资金流不回，债务链就打不断。“三角债”我国多年就有，只是市场疲软后才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矛盾，也只有在市场疲软得到解决后，“三角债”才能根治。不着眼于把市场疏通，再拿多少钱去清欠，也只能是前清后欠。另一方面，对“三角债”也不能听之任之，要采取有力措施打断拖欠惯性，必须加强清理“三角债”工作，上上下下一起清：一是从下面清；二是从中间清，城市与城市清，省与省之间清；三是从源头清，固定资产建设资金要到位。我想应该制定一个更严的章程，例如从1992年1月1日起，无理拖欠货款要动真格付息，欠债要付息，逼着欠债企业没钱也想办法拿钱来还，还不起由政府拿出一笔付息基金。这比不断拿钱清欠，前清后欠好。“拉债”经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

当前，在解决上述两个矛盾之中我们又面临一个新问题，就是执行“八五”计划，要促进经济回升，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在1990年出现信贷过多增长的情况下，要防止出现新的一轮过热。就是说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现在，下面各地发展热情很高，都想多上项目，但结构又没有很好地调整，在复苏中，有效益和无效益的企业都在复苏，都在要钱，资金饥渴将更旺，这不仅增加银行的压力，而且也还有再次盲目发展的危险，因此宏观调控要把紧。从金融宏观调控来讲，一方面应该进一步采取措施，促进经济的健康复苏和中速增长，要尽最大努力，保证经济正常增长的资金需要。另一方面，总量控制不能放松，这是前十年经济几起几落的经验教训。既要支持适度经济增长，又要坚持适量控制，金融工作难度很大，必须按产业政策要求，调整信贷结构，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有效益的给予贷款，对无效益的要坚决顶住，发挥信贷杠杆在扶优汰劣中的作用。在资金来源上，要更多地通过社会筹集资金，包括发行财政债券、企业债券、股票等途径，尽量把社会上3000多亿元手持现金吸引出一部分，支持地方事业的发展。金融改革，看准了的要大胆进行，包括集资、发行债券、开放证券市场等方面的改革。(https://www.daowen.com)

再谈一谈金融宏观政策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前后效应不够理想的原因。治理整顿第一阶段，即1988～1989年由于紧缩力度过大，第二阶段，即1990年以来，由于两度修改信贷计划，出现信贷扩张。责任是否都在银行呢？不可否认我们工作有缺陷。（1）由于缺乏金融调控经验，对一些问题研究不够；（2）宏观控制的杠杆运用得不够灵活，比如利率杠杆的运用，未能有效地对调整增长的储蓄加以调控，引导其扩大消费需求。这些都属于工作上的问题。但我们看问题应该再深一点，金融调控中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国营企业缺乏一个自我调整机制、自我完善机制、自我恢复机制。表现在：国营企业挖掘资金潜力、加速资金周转、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和加强营销的不力，缺乏内在的动力。责任不在我们的企业家，而是体制与机制的不完善。在这种不完善的体制下，企业对调整产品的结构不灵敏、不积极、不迫切。当效益下滑时，企业缺乏千方百计节支、降低成本、消化涨价因素的内在动因，缺乏自我调整、自我完善、自我恢复和发展的动因。所以，从紧银根到工业降温，时滞为9个月，甚至一年。1988年9月紧银根，工业降温是1989年8、9月份，有的企业产品已经缺乏市场还照样生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旦紧银根和提高利率，经济也随之紧缩，企业自动改组、调整结构。我们紧银根，地方政府由于财政包干要银行保企业，为维持安定要保企业。此外，改革没有到位，企业仍是吃大锅饭，特别是吃资金供应大锅饭，从而对市场缺乏主动适应性。在这种情况下，紧银根的紧缩需求效应发挥作用经历的时滞就较长，紧缩中发生力度过头，也在于企业体制不灵。1989年12月份开始松动银根，启动生产，调整结构，花了八九个月才把生产启动，原因也在于企业缺乏自觉调整产品结构的内在动因。经济回升了，但产品仍是老模样，边生产边积压，造成1990年信贷口子越开越大，信贷年增长将近1000亿元。治理整顿两三年来，一紧缩又过紧，一松动又过松，这既有主观原因，但深层原因在于体制和机制，是由于企业机制、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不健全。我们正处在经济模式转换期间，体制改革不到位，经济机制不健全，这正是两三年治理整顿中紧缩难、复苏也难的原因之所在。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从深化改革着手：一是要搞活国营企业；二是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三是要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和加强国家的调控功能，包括强化金融调控功能，运用新的手段和方法。

这段时间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困难都与国营企业缺乏活力有关。国营企业生产虽已开始回升但还没有健康回升；市场销售正在回升，但积压仍较严重。当前的困难：（1）是成品资金占用大大增加。1990年企业产成品资金占流动资金比重达到32.3 %，1989年初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只占流动资金的16.8 %，现在流动资金有1／3都变成了库存积压。（2）是企业效益大幅度下降，目前成为紧迫问题。效益下降亏损增大，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再生产、职工收入，直接引起财政收入减少。去年财政赤字120多亿元，“八五”计划中每年的赤字也都在100 亿元以上，还不包括国家负债。企业效益下降，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挤银行，银行还要发票子。今年银行的压力，不仅来自企业，还有财政的压力。

企业效益显著下降开始于1990年，进入1991年春更加严重。如果以工业每百元销售利税率看，1978年销售利税率26.7%，1988年是18.9%，1991年1月～3月，降为10.73%，这是近十年的最低点，每降一个百分点，财政就减少80亿的利税。1990年企业效益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市场疲软引起的生产规模缩小；二是原材料涨价，利息支出增加和社会负担重。销售利税率降到10%，资金利税率还更少。这种比银行利息率还低的经济效益状况，从经济学来讲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据国外经济学家分析，印度和我国投资盈利率，只有10%～20%，中国1980年盈利率14.23%，而亚洲“四小龙”在起飞前后，盈利率40%～50%，如台湾地区1962年经济起飞前夕盈利率为52.59%。资金效益下降，意味着我国资源大浪费、储蓄大浪费，不仅给财政带来困难，也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