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考工记》对中国古代都城设计的影响
有3000多年建城史和800多年建都史的北京，是一座拥有艺术风范的城市。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这里遍布满载历史文化内涵的艺术景观，它们是这座古都特有的艺术财富。
营建都邑历来被看作是一项立国的根本大计，作为国家的象征，都城的兴盛即代表国之兴盛。“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就是指都邑选址要适中。地势地貌也是考虑的重点因素，既要水源丰盈，又须物产富足。管子的建都理论是：“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阜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这一观念表述了中国古代国都选址的基本法则，体现了宏观环境规划的传统艺术观。
北京城址的初始选择正是基于这一对环境的整体思考原则。层峦叠嶂的燕山山脉，在北京西北部形成了一个弧形的山湾，其山峦以南是开阔的华北冲积平原，形成了半封闭状的“北京湾”，可谓“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西北群山环抱，宛似围屏。东南则一马平川，广阔无垠，玉泉山水引入城中，犹如蜿蜒的玉带。“因天材”“就地利”，构成了一道别具风采的城市艺术风景线。
北京建城史可追溯至西周蓟城，《史记·周本记》云：“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祀。”后契丹政权占据燕云十六州，改国号为辽，并加筑幽州城（蓟城）为辽陪都，称“南京”。金代中都城又在辽陪都“南京”的基础上加以扩建，在辽行宫之处开挖了“太液池”，堆筑了“琼华岛”（今北海公园）。景观人文艺术化之风在这一时期逐渐兴起，著名的“燕京八景”即始于此时。
构成北京旧城基本城市形态的元大都城则是以金代琼华岛为中心择址兴建的，元大都城的设计恪守了《周礼·考工记》所规定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原则。城周长28 600 m，约50平方千米，共设11门。城内街道齐整，形如棋盘，规划高低有序，平缓开阔（见图1-1）。
图1-1 元大都平面图
《考工记》在西汉时编入《周礼·冬官》，成为《周礼》六篇之一。通过其中王城营建规制的等级特征可以看到，《考工记》虽以器物设计、制作为基本内容，却具有专为天子定制的属性，如《十三经注疏》汉代郑氏注：“古周礼六篇者，天子所专秉，以治天下。诸侯不得用焉……冬官一篇，其亡已久。有人尊（专）集旧典，录此三十工，以为《考工记》。虽不知其人，又不知作在何日；要知在于秦前，是以得遭秦灭焚典籍，韦氏、裘氏等阔也。故郑云前世识其事者记录以备大数耳……首末相承，总有七段明义：从‘国有六职’至‘谓之妇工’，言百功事，重在六职之内也；从‘越无搏’至‘夫人而能为弓车’，言四国皆能其事，不须置国工也；从‘知者创物’至‘此皆圣人所作’，言圣人创物之意也；从‘天有时’至‘此天时也’，言材虽美，工又有巧，不得天时则不良也；从‘攻木之王’，至‘陶瓶’，言工之多少之数，及工别所宜也；从‘有虞氏’至‘周人上舆’，论四代所尚不同之事也；从‘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言专据周家所尚之事也。”
以此看，《考工记》是关于天子礼制器物设计和形制规范方面的典籍。在其成书的春秋战国时期，物质享用的等级制度已有所失控，诸侯、卿大夫等恃其权势财力越权享用“天子”标准，这种不断蔓延的“僭越”行为被孔子斥为“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
借此，代表天子尊严的设计规范和形制标准有必要整理成文，以其作为等级的准则，即上述“前世识其事者记录以备大数耳”。而“大数”则指城池及器物的主要设计规制和基本尺寸。
《考工记》之匠人营国是对中国古代都城营建理念和原则的第一次明确记述，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它所记录的王城平面规划具有设计学的普遍意义，而其精心制定的王城与诸侯、大夫城墙的尺度差别，更是体现了《考工记》以“大数”控制“僭越”、严格维护等级制度的作用。
《考工记》对王城的规划明确指出了都城城墙、城门、道路、庙宇、宫殿及市集等的营建位置，反映了“居天下之中”的王权至上思想。而这些建筑元素的分布与组合规则，可以看作是对西周王城理想模式的一种艺术描绘。
《考工记》虽非出自孔子，但以其崇尚礼制而被纳入儒学经典也在情理之中。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王城是方方正正、中规中矩的都城布局，鲜明地体现了王权至上的理念，展现的是儒家所期望的战乱后一统盛世的理想蓝图。
按照儒家以“中和”“伦理”为形态美的美学理念，元大都城所展现的无疑就是由儒家特定实质决定的“美的形态”，简约平实的城市风范充分体现出“广其节奏，省其文采”的“中和”理念。城市整体布局节奏舒缓，建筑环境温和质朴，城市色彩简约和谐，这些都形象地诠释了儒家在城市营建层面对艺术的独特追求。
但在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儒家的这种广博、素朴的艺术理念很难成为各国统一遵守的都城建设规制。至今，考古尚未发现与该设计体系完全吻合的城市布局，即使在产生《考工记》的齐鲁领地，齐国临淄故城（见图1-2）和鲁国曲阜故城（见图1-3）等昔日都城的布局，也与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王城有很大差异。
图1-2 齐国临淄故城平面图
图1-3 曲阜鲁国故城平面图
从东周时期城市布局反映的信息看，考虑最多的还是选址问题，如依山傍水，因地制宜，突出王室地位，功能分区明确，满足政治和军事需要等。
历代都城的规划设计都是当时政治与经济结合的产物，统治者按照自己的精神需求制定王城营建的规制，并不是统一沿用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城市规范和形制标准。《考工记》营国制度代表的仅是儒家心目中的理想审美形态，而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中国古代城市营建呈现的是多元的、不断融合的艺术特征。
《考工记》一般认为是春秋时齐国的官书，但当时齐国都城临淄的城市形态也未体现出《考工记》的营造范式。其他都城建设也未见有严格执行《考工记》营国制度的案例。始建于汉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的西汉长安城，其平面因渭水而呈不规则方形，从形制看，除东、西、南、北面各有三座城门，符合“旁三门”的要求外，其他方面均与《考工记》营国制度相距甚远（见图1-4）。
图1-4 西汉长安城平面图
而建于隋大业元年（605年）的唐东都洛阳城，由于地形原因，城西北部向里收，呈不规则方形，洛水东西横穿，将城市分隔为两块。按《考工记》营国制度的要求，也只有“旁三门”一项略符合要求。图中显示，唐东都洛阳城共有城门十一座，分别为南面三座、东面三座、北面三座，西面可能由于地形原因只有偏北侧的两座城门。至于“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等也与规制相距甚远（见图1-5）。
图1-5 唐朝洛阳平面图
唐西京长安城前身为隋都城大兴城（建于隋开皇二年，582年），大兴城是按预先的总体规划择新址建设的，从城市的布局看，应是参照《考工记》营国制度而规划的，但局部也有所不同。整个城池布局规整，朱雀门街为城市中轴线，左右严格对称，但皇城、宫城却建在中轴线的最北端，都会市与利人市建于朱雀门街左右，这些都与《考工记》营国制度中“面朝后市”的位置规定有所不同。隋大兴城规划之初，东、西、南、北均各开三座城门，在规制上与《考工记》营国制度相同。整个城市以宫城、皇城、朱雀门街为正中，东西两侧里坊对称，排列整齐。
白居易曾以诗形容隋都大兴城：“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形象地描绘了城中居住区井然有序的格局。此后，唐代仍建都于此，并改大兴城为长安城。唐西京长安城虽对原大兴城有改建与增建，但城市的基本格局未发生太大的变化，总体来看，从隋大兴城到唐西京长安城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考工记》的营建理念（见图1-6）。
图1-6 唐西京长安城平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