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都体现的城市设计美学思想
从历史上都城的营建情况看，大多与《考工记》的规制有一定距离，《考工记》过于理想化的都城模式在现实中不断被改变。而真正认真贯彻《考工记》思想并执行其营建规制的却是一个靠武力征服天下的游牧民族——蒙古族。蒙古灭金后，忽必烈认为“大业甫定，国势方张，宫室城邑，非钜丽宏深，无以雄视八表”。遂决定放弃金中都旧址另建新都。
元至元三年（1266年），元世祖忽必烈派谋臣刘秉忠（时任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事）来燕京一带择地。据《元史·刘秉忠传》记：“（至元）四年，又命刘秉忠筑中都城，始建宗庙宫室。八年（秉忠）奏新中国成立号曰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他如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皆自秉忠发之，为一代成宪。”《续资治通鉴》也记载：“景定四年春正月（元世祖中统四年），蒙古刘秉忠请定都于燕，蒙古主从之（1267年，至元四年初建时称‘中都’，1272年，至元九年改‘中都’为‘大都’，并定为都城）。”以此看，不仅元大都城由刘秉忠主持营建，就连元朝的国号以及定都北京都源自刘秉忠的主张。
刘秉忠熟读经书，自身集糅了儒、道、释三家思想，不仅尊奉《易经》，还精于阴阳数术。忽必烈称：“其阴阳数术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惟肤知之”。可见，当时刘秉忠深得元世祖的器重，有诗云：“学贯天人刘太保，卜年卜世际昌期。帝王真命自神武，鱼水君臣今见之。”以当时忽必烈对刘秉忠的信任，加之对汉学的崇尚，刘秉忠以体现儒家美学思想的营建规制作为元大都城设计的主导思想应是顺理成章之事。
元大都城的营建理念基本恪守《考工记》的原则，在广阔的平原上，元大都城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儒家心目中理想王城的设计蓝图，以艺术的形式表述了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或一个时代的艺术特征，不仅包括民族性与地方性的生活方式，还体现了一个时代艺术与科学所达到的高度。黑格尔曾说：艺术的使命就在于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找到适合的艺术表现形式。
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一书中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的作用也比原来增加了很多，成为仓储、碉堡、作坊市场以及宫殿。但是，无论如何发展，城市首先是一个宗教圣地”。并认为“是因为宗教的作用才使它完成由村庄转变为城市的第一个飞跃，城市的实体形态，仪典建筑，是作为它的吸引力的基础”。从中世纪开始，教堂就被认为是天堂的象征，因而当时西方建筑中唯有教堂和修道院是质量较好的建筑。人们对理想城市的向往不是落实在城池的理性规划上，而是靠宗教建筑帮助人们将理想之城转化为现实，而转化的标准，教堂的建设者们也只能在《圣经》对颇具理想色彩的上帝之城的描述中去寻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照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一百四十四寸。墙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亮的玻璃。”
这座颇具神秘和浪漫色彩的上帝之城所展现出的四方形城池、十二个城门、每面各有三门的理想规制竟与《周礼·考工记》“方九里，旁三门”的营国制度不谋而合。从艺术的角度看，中西方对理想城市的向往都不是落实在城池实用功能的理性规划上，而是借助信仰的帮助将理想之城转化为现实。
元大都城是靠信仰的力量诞生的一个王城，既不是由村庄到城市的逐步过渡，也不曾有任何转变过程，它的初始设计方向就是建构一个理想的、整体的、体现中国人城市观念的艺术作品。
关于中国的城市概念和城市结构，韦比（Wright）在《中国城市的宇宙论》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所有的文明都有一个选择一个幸运之地以建城市的传统，还有将城市的不同部分跟神祇和自然力量关联起来的价值系统。在古代，宗教的影响力深远而庞大，一个民族的信仰和价值系统会在城市的选址及其设计上彰显出来。一般而言，当文明发展了，古老传统的权威没落了，世俗的考虑（经济的、战略的和政治的）便开始对城市的位置和设计占有主导地位。对于很多社会来说，其早期的宗教影响，极少反映在日后的城市中，但中国历史是个例外。在中国悠久的城市建设历史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精心制作的象征主义，它在世俗的转变中间持续地影响着城市的选点和设计。”文中的“象征主义”即指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学说所代表的传统意识形态对城市设计的影响。从城市概念上看，元大都比历代都城都更全面地诠释了儒家的美学思想。
靠武力夺取天下的忽必烈清醒地认识到“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对于汉文化及儒家学说持认同态度的蒙古统治者在迁都到元大都之前，即在元上都（原都城开平，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附近）宫殿后面建有孔庙。金中都城陷落后，都城庙学毁于战火。1229年，王橄（此时期蒙古的政治代理人）于枢密院旧址重兴庙学，春秋时节率诸生行释菜礼，并取旧祁阳石鼓列于庆下，此举被称为儒道重兴、弦歌再起的盛事。1233年，窝阔台下诏成立子学于燕京，遣蒙古子弟18人学习汉语，选儒士为教读。
元朝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忽必烈令州县各立孔子庙，均供奉孔子塑像。在元大都的城市规划中，孔庙是重要的建筑项目之一。大德六年（1302年），在元大都城东北区域兴建孔子庙和国子学舍（今孔庙与国子监），皇庆初，又将祁阳石鼓移至其中，虞集任大都儒学教授。
从上述可以看出，元大都的城市规划能够遵循《考工记》的营国规制，最大限度地在城市建设上体现儒家的“中和”思想，也是与蒙古统治者崇尚汉法、尊崇儒道分不开的。关于儒学与城市文化，韦比总结出4点：（1）拟古主义；（2）建制主义；（3）集权主义；（4）道德主义。概而言之，以周礼为信条，以人与自然的关系解释一切人类与自然世界的现象，帝王为人类世界的权力中心，并具有道德层面的统治职责。在城市问题上，文福（Mumford）也提出过“在城市的发展中，帝王处于核心的位置”的推断。
儒家将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关系维系在帝王身上，其美学思想体系则通过国都的规划设计体现出来，以礼制为美的设计理念亦成为中国城市设计的基本模式。
儒家的审美追求长期影响着中国的城市形态。对其来说，美不在于物，而在于人；美不在于人的形体、相貌，而在于人的精神和伦理人格。在儒家美学体系中，“中和”为其形态美的表现，所谓“美”即善及其形式。儒家的美既有特定的实质，亦有由此实质决定的特定形态，这种特定形态的艺术表现即“礼”的体现。可以说，儒家关于都城营建的艺术理念体现出理性与精神的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