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京师的城市艺术传承理念分析
（一）清京师城市营建的艺术传承与发展
1644年（顺治元年），清朝统治者迁都北京，“定都京师，宫邑维旧”，完全沿用了这座前朝旧都，古城也因此得到完整的保留。这次改朝换代之所以罕见地未出现城市的重大损毁，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在此发生激烈战事，更主要的还是缘于清朝统治者对汉族文化艺术的推崇。布局严整的城市，金碧辉煌的宫殿，怡人的城市景观……出身于游牧民族的满族（女真族的后裔）权贵们被这座城市的艺术魅力所折服。
对于明代的宫城建筑，清朝也只是进行了一些小范围的改扩建，如在紫禁城内先后增建了乾隆花园、畅音阁、乐寿堂、颐和轩、养性殿及景棋阁等，原仁寿殿改为皇极殿、宁寿宫。顺治十二年（1655年），将万岁山更名为景山。乾隆十五年（1750年），在景山上依中轴线左右对称地建了五座亭子，万春亭骑中轴线建于主峰正中；东侧依次是周赏亭、观妙亭；西侧依次有富览亭、辑芳亭。站在城市制高点的中亭之上可一览全城美景。
清代对太液池景区的整合可称为一次城市景观艺术的再创造，改建后的太液池分别称为南海、中海、北海，在景区内大量新建亭台楼阁，使“三海”景观更加丰富多彩。北海北岸增建的西天梵境和九龙壁都是难得的艺术精品，而拆除琼华岛广寒宫建起的白塔，更是成为“三海”景区乃至京城的标志性建筑。
清代的这些城市环境整饬措施，秉承的是一种对城市艺术传承发展的理念。清统治者对前朝遗存建筑与景观的态度并不是简单地否定，令其随前朝一同消亡。他们对城市环境与建筑采取的措施是从改变其最具朝代艺术特色的元素入手，赋予其新的时代特征。
清朝建立伊始，首先将具有政权象征的“大明门”改为“大清门”，原建筑无须拆毁，一块匾额的更换，使其瞬间变成了大清帝国的象征。顺治八年（1651年），将修缮后的明皇城南门——承天门改称天安门；次年，又将明皇城的北门——北安门改为地安门；加上沿用原名的东安门和西安门，取“四方平安”之意。这种巧妙地更换概念的做法，既是一种经营城市的艺术，也体现了清早期的务实精神。
乾隆十九年（1754年），增建了东、西外三座门及围墙，使天安门东西两侧的建筑空间更加丰富。
清政府这种务实的发展理念，既避免了大规模拆除重建造成的劳民伤财，又可使这些令其倾慕的城市艺术遗存继续为自己服务，也无形中为人类保存下了一尊完整的城市艺术作品。
永定门外的燕墩方形碑清晰地记述了大清帝国的治国方略。碑体南、北两面分别镌刻乾隆十八年（1753年）汉、满文字对照的《御制皇都篇》和《御制帝都篇》。乾隆以益誉的文笔和恢宏的气度，赞颂了北京的地理形势和国民康泰。他在“序言”中指出：“王裴乃四方之本，居重驭轻，当以形势为要。则伊古以来建都之地，无如今之燕京矣。然在德不在险，则又巩金瓯之要道也。”这是他比较历朝及总结治国经验而得出的结论。乾隆在反思了清朝100多年的发展经历后认为，治理这个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靠的不是据守北京的战略要地，而是以德治国的“怀柔政策”。最后诗曰：“我有嘉宾岁来集，无烦控御联欢情。金汤百二要在德，兢兢永勖其钦承”。表明了他对以德治国光荣传统的尊承。
《皇都篇》则主要描述了北京的历史沿革及清代以来的繁荣景象，在结尾处乾隆皇帝笔锋一转：“富乎盛矣日中央，是予所惧心彷徨。”意为：尽管政权稳固、经济兴盛，但仍应保持警惕，心存忧虑，居安思危。
《皇都篇》和《帝都篇》对了解清朝的治国思想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通过解读也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清统治者对于传统城市艺术的尊崇与独到的城市发展理念。
（二）自然观下的京师艺术环境
在清代统治的200多年间，京师艺术环境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开发西北郊的皇家园林，如清漪园（万寿山颐和园）、静明园（玉泉山）、静宜园（香山）、圆明园和畅春园，统称“三山五园”。其中最具艺术成就和影响力的当属至今保存完好的颐和园和仅存遗址的圆明园。
西北郊的自然地形地貌以及与京城的空间关系使其具备了一种特殊的开发价值，同时燕山山脉也是北京城市景观的重要衬景，正是因为有了这道隽秀山峦的衬托，北京的城市景观才显得清丽壮美、层次丰富。清代文学家龚自珍的《说京西翠微山》从独特的视角描述了这座京西名山与都城的密切关系：“翠微山者，有籍于朝，有闻于朝……山高可六七里，近京之山，此为高矣。不绝高，不敢绝高，以俯临京师也。不居正北，居西北，为伞盖，不为枕障也。出阜成门三十五里，不敢远京师也。”文中除描述西山美景外，更以幽默的语调形象地表达了山与城的关联，谓其不敢绝高，不敢远离，如卫士一样拱卫着京师。寥寥数语，自然形态与艺术感悟跃然而出。
清朝统治者热衷于开发京师西北郊的皇家园林，与其民族自身的自然观有一定关联，其城市环境艺术理念表现为不局限于京师旧城的一砖一瓦，而是更注重城市的宏观风范，致力于建构城市与周边大自然的交流与呼应，这也是其民族自然观在城市环境艺术空间观念上的生动体现。
清代的宏观艺术理念还体现在博采众长和融贯中西方面。康熙于二十三年（1684年）和二十八年（1689年）曾两度南巡，回京后，即在明代清华园旧址上仿照其心仪的江南景观艺术营造了畅春园。此后，康熙每年大部分时间便居此“避喧听政”，从此逐渐形成了极具清代特色的帝王园居理政的惯例。
清代帝王每年居于不同园囿中的时间大约占2/3以上。例如，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均长期居住在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的圆明园，不仅在此享受别样的生活，而且设“朝署值衙”，直接在园内处理朝政及举办各类大型活动，使此处成为仅次于紫禁城的政治活动中心。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七日（1725年），雍正首次居住圆明园即敕喻吏部和兵部：“朕在圆明园与宫中无异，凡应办之事照常办理，尔等应奏者不可迟误。”可见当时圆明园政治地位之重要。
圆明园大宫门前东西两侧有六部朝房，为朝廷各衙属所在，二宫门内侧，是以正大光明殿为中心的一组布局严整的建筑群，皇帝按惯例在此朝会听政。
乾隆年间是圆明园营建的鼎盛时期，不仅工程规模大，营造水准高，而且还直接体现了清代帝王的艺术价值观。这座皇家园林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兼容了南北园林的艺术设计手法，而且还引进了西洋建筑的艺术风格。园内东北隅的“西洋楼”是建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的欧式建筑组群，其设计出自西洋教士兼宫廷画家郎世宁和意大利教士王致诚。据法国人格罗西记载：“圆明园中，有一特别区域，其中建筑宫殿，尽为欧式，乃先清帝依意大利教士及名画家郎世宁之计划所建筑者。神父蒋友仁施展才能，制造抽水机关，即为点缀此等宫殿，及其邻近之地面……籍蒋氏指导，制成之无数喷水机关中，吾人可见象‘兽战’之形者、林中猎狗逐鹿之情景及水制之时钟。上文已述及中国一日为十二时辰，双倍我国之小时，华人并以十二种不同之动物表现之。神父蒋友仁异想天开，思欲聚此十二动物，于一欧式宫殿之前，位于一广阔三角形地之两边，形成一继续不断之时钟。此灵机特出之意念，竟得完成。此等兽类，轮流值班，口中喷水两小时，表现全日时间之区分。此喷出之水，按抛物线式，复注入池之中心。”
这组西洋景区内的建筑群包括“海晏堂”“远赢观”“大水法”“谐奇趣”“黄花阵”“养雀笼”“方外观”“五竹亭”“线法山”等。
这些以汉白玉为主要材质的建筑，以欧式风格为主，融合中西建筑艺术之精华，表现出独特的艺术创造力。如欧式建筑装饰与中国的庆殿顶、五彩琉璃瓦融汇为一体，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建筑艺术风采。
对西方文化的开放态度，在乾隆万寿庆典的艺术设计上也有所反映。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举国筹办盛况空前的乾隆皇帝八旬万寿庆典，据史料记载：乾隆八旬庆典分三处进行，七月初七至二十三在承德避暑山庄；二十四回銮，三十抵达圆明园，八月十三由圆明园回宫。蛮驾所经之路沿途搭建各式“点景建筑”，遇水设龙舟，逢山置宝塔，无不精雕细琢、金碧辉煌（见图1-12）。
图1-12 乾隆帝八旬万寿图（局部）
乾隆时期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化与艺术的这种兼容态度，极大地丰富了城市环境艺术的概念，有清一代，艺术自然观对城市设计理念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艺术层面拓展了城市艺术思维。
咸丰年间，圆明园遭英法联军焚毁。至光绪朝，帝后园居的中心便转到了颐和园，颐和园的前身为建于乾隆时期的清漪园，乾隆即常在清漪园游玩与听政，当时的勤政殿与九卿朝房构成园中的朝政部分。光绪重建后，将清漪园改称为颐和园，勤政殿更名为仁寿殿，以仁寿殿为中心的建筑组群成为一个政治活动区，包括仁寿殿、殿前两侧的配殿、仁寿门外两侧的九卿朝房以及东宫门外的朝房。慈禧、光绪园居时经常在此处理朝政、接见大臣与外国使节，这里也成为清末京师的第二政治中心。
清末的颐和园几乎成为慈禧太后的活动中心，其万寿庆典的主要朝贺典礼亦设在仁寿殿，东宫门、倚虹堂宫门、锡庆门、仁寿殿等处都要搭建彩棚、彩殿。据《万寿千秋筵宴彩棚地盘画样》中注：“彩棚一座，面宽十一丈四尺五寸，进深三丈一尺，柱高三丈三尺。前接平台一座，五间通面宽七丈一尺五寸，进深二丈六尺，柱高二丈六尺，柱脚下安套顶石。拟将龙凤灶缸陈设安设地平板上。”彩色绘制的《万寿千秋筵宴彩棚正面立样》中也注有：“殿式彩棚上成做万福万寿花样。彩殿天花用五色稠成做。天花上安设彩做云蝠。四角中安五龙捧寿。天景做成寿字栏杆。活安玻璃隔扇、福寿玻璃隔扇。”
慈禧本人亲自参与其六十大寿的筹备事宜，并对“点景”设计极为关注。《万寿点景画稿》详细描绘了从颐和园到西华门的点景建筑，沿途搭满牌楼、彩棚、经坛、戏台等。现存于故宫的庆典60段点景画稿形象地记录了当年慈禧庆寿活动的豪华内容。从颐和园到西华门沿途共搭建龙棚18座，彩棚、灯棚、松棚15座，警棚48座，戏台22座，经坛16座，经楼4座，灯楼2座，点景46座，音乐楼47对，灯廊120段，灯彩影壁17座，牌楼110座（后因甲午战争爆发，部分点景工程未实施）。
后慈禧迫于战事吃紧、财力及舆论等诸方面的压力，最终取消了原定在颐和园的受贺活动，同时取消了《万寿点景画稿》中设计的从颐和园到紫禁城沿途的“点景工程”。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六日上谕：“讵意自六月后，倭人肇衅，变乱藩封，寻复毁我舟船，不得已兴师致讨。刻下干戈未戢，征调频繁，两国生灵均罹锋镝，每一思及悯悼何穷……予亦何心侈耳目之观受台莱之祝耶？所有庆辰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而此时，大部分“点景工程”已动工一年多，颐和园搭建彩棚98间，万寿寺搭建彩棚55间，物料已消耗过半，巨大浪费已无法避免。
尽管慈禧被迫取消了颐和园的受贺典礼，并将其改在紫禁城内举行，但从最初受贺地点的选择己很明显地表露出颐和园在她心中的位置。晚年的慈禧太后行事做派处处喜欢模仿乾隆，万寿庆典自然更要以“乾隆年间历届盛典崇隆垂为成宪”。谓之：“以昭敬慎，而壮观瞻”。可见乾隆的自然观艺术理念对后世影响之大。
清代帝王热衷于自然山水之道的根源之一还在于儒家“君子比德”的美学思想，以山水之性对应君子品德，“水”成为具备仁义礼智的完美君子人格的象征；而“山”的品质则成为帝王仁德的象征，“智者”“仁者”自然也就成为帝王的形象。这些在乾隆《御制帝都篇》以“德”治国的思想中都有所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