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罪刑规则
罪刑规则是目的性规则，具有完整的法律逻辑结构，是解剖刑法规则最典型的样本。在罪的意义上，罪刑规则是行为规则。在刑的意义上，罪刑规则是制裁规则，分别由犯罪论和刑事责任论对其进行研究。
在行为规则的意义上，罪刑规则是关于犯罪的模式，集成了犯罪构成的法律标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的轻重，以及“这个罪”的质与量的逻辑条件都集中在这个模式化的行为规则里。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首先需要用这个标准进行衡量，如果满足这个标准，行为极有可能构成犯罪。
在制裁规则的意义上，罪刑规则是关于刑罚（广义上也包含保安处分和其他非刑罚处罚[6]）的模式。因应罪质与罪量的不同，分别配置不同的法定刑，为追究刑事责任提供制度安排。需要强调的是，行为规则与制裁规则都是模式化的，需要用模式化的逻辑进行分析与研究。
从罪刑规则内部观察，除了行为规则与制裁规则这种结构性的差别外，这些规则本身，微观上也是一个系统，由不同的子系统组成。以我国《刑法》第164条【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为例，该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给予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以财物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1款的规定处罚。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里的4款规定虽然都是罪刑规则，但彼此之间存在器质性或功能性的差别。其中，第1款下划线部分是基本规则，同款字体加粗部分是基于“数额巨大”形成的派生规则；第2款是与第1款性质接近，但在罪名与犯罪构成上是有区别的附生规则；第3款是单位犯前两款犯罪的附生规则；第4款是前3款的鼓励（奖励）性附生规则。可见，罪刑规则内部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作进一步的分类。即使在单一罪名和只有基本规则没有派生规则的情况下，也可能形成相对基本规则的亚结构的形式。比如我国《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的危险驾驶罪，该条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一）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
（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三）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
（四）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前款第（三）项、第（四）项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https://www.daowen.com)
这里，危险驾驶罪的共同基本条件是下划线部分的规定，其他构成要素，有五种亚结构的行为类型，各自在犯罪构成上并不相同，但又全都构成危险驾驶罪。其中，第2款的构成与第1款第（三）项、第（四）项的行为有关，而第3款的处理，与前两款的行为有关。这里既牵涉行为类型上的差别，也涉及罪的转化，作为一个模式化的行为规则，法条确定的具体规则本身需要个别分析与判断，并将这些分析和判断统一在危险驾驶罪的构成逻辑之中。如果不了解这些子系统的特点，盲目地用形式犯与实质犯、实害犯与危险犯、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等概念去套用危险驾驶罪的构成特征，将出现重大的错误。
因此，需要在了解罪刑规则的横向结构之外，进一步观察与分析罪刑规则的纵向结构，为更全面与更深入地揭示刑法规则的真相创造条件。
为此，本书将以行为规则为重点，力图全景式地分析与解剖刑法规则。在罪刑规则中，则以纵向分析为主轴，结合其他规则要素，对犯罪成立的逻辑条件进行论证。
罪刑规则的结构如图所示：
【注释】
[1]有关原则与规则的讨论，可参考哈特与德沃金之间的争论。一般说来，原则涉及价值观，规则涉及规范效力。前者涉及理由，后者涉及救济。前者具有非判断性，后者涉及判断性，通常以“全有全无”的方式适用。
[2]这在规范犯罪论中，是指用于双层结构中的前后结构，在另一种结构即表里结构上，刑法规范又是刑法规则的深层结构，用于说明刑法规则的理由与目的。
[3]规范犯罪论对我国大陆流行的四要件论，特别是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阶层理论有系统的批评，读者可参阅有关文献资料，这里不展开了。
[4]深层结构是法益侵害性与罪责性，此时这两性是类型化的，与前后结构的非类型化相对，只是类型化与非类型化的不同，为了行文的方便，此处没有涉及深层结构的表达。
[5]这里的“法律效用”一词是指具有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与要素，体现实体上权利义务的法条部分。
[6]我国刑法没有规定保安处分，但有一些非刑罚处罚的制度安排，这些安排主要集中规定的总则部分，分则条文中，都是刑罚的规定。这种概括主要是关照整体的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