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导向的体系
刑法规则可以按照规则的内容和功能不同，分为授权性规则、义务性规则和权义复合性规则。
所谓授权性规则，是指规定人们有权做一定行为或不做一定行为的规则。前述许可性的容忍性规则是典型的授权性规则。做或者不做取决于当事人的自由选择。这种选择，国家负有尊重、保护和创造条件实现的法律义务。不能因为当事人作出了这种选择而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比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授权性规则的品质是自由。在刑法规则中，除了罪的方面外，在刑的方面以及两者关系的方面，甚至程序上也会出现一些授权性的规定，允许法律关系的有关当事人和法律适用者，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选择（比如辩诉交易、适用刑罚时的“可为模式”，自诉案件诉讼的提起与撤销等）。这类规则以赋权的方式，让法律关系的参与者自由选择，以此调整该法律关系。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有关当事人有选择的自由，其选择是合法的，受国家法律保护。
所谓义务性规则，是指在内容上规定人们的法律义务，即有关人们应当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的规则，前述禁止性规则就是典型的义务规则。无论命令规则还是禁止规则，或者两者组合形成的规则，都不允许法律信息的接收者违反。违反者的行为会判断为违法，它是强制社会遵守的行为模式。刑法规则在“入罪”的方面全部是义务性规则。犯罪，毫无例外地是对遵守刑法义务的违反。从这个意义上讲，“无义务就无犯罪”[9]。这是所有犯罪构成理论建构的基本前提，是规范犯罪论反复强调的核心观点。
所谓权义复合性规则，是指兼具授予权利、设定义务两种性质的法律规则。在一个主题下，既是权利又是义务本身是矛盾的。但它是解决这类矛盾，调整社会关系在某些情形下的必然反映。特别是涉及公权力的领域，权力和义务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这种规则的特点是：一方面被指示的对象有权按照法律规则的规定作出一定的行为，另一方面作出这些行为又是他们不可推卸的义务。所以，法律授予权力的规则通常都是权义复合规则。因为权力本身是一种（政治）作为的能力，同时不按法律规定作为又是违法的。比如，依据法律规定，公安机关负有维持社会公共秩序、维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责。这种职责既是公安机关所享有的一种权力，同时也是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如果公安机关拒绝履行这种义务，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调整某些社会关系的特定法律领域，也会因关系的特殊性形成权义复合性规则。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规定父母有管教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等。在刑法规则中，凡是涉及公权力的规则（比如执行命令、逮捕、监禁、执行刑罚等）大多属于权义复合性规则。而涉及公民犯罪与刑事责任的规则，也可能因为身份关系，形成权义复合规则。这在特定人身关系特别是纵向身份关系中体现得比较充分，如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在其他基于社会分工的领域，也会形成比较特定的社会／人身关系，比如员工与单位的关系。这些关系都不能完全适用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逻辑，而是存在或多或少的支配、组织管理、教养以及基于特定的社会或人身的支配／服从关系。这些关系使权利义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几乎不可分割。调整这样的关系的规则，就是权义复合规则。
授权性、义务性与权义复合性规则，是法律规则基于权利义务关系的功能进行的一种分类。这种分类在刑法中，可以从入罪与出罪，以及两者的规则形式——禁止性规则与容忍性规则上进行观察。
在“入罪”的方面，刑法规则全部是义务性规则和禁止性规则。在“出罪”的方面，则是授权性规则和容忍性规则。两方面的规则形成了调整刑事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规则形式。在宏观面上调整罪、责、刑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比如，张三杀死了李四，但是在正当防卫的情况下实施的。这时，杀死李四的行为违反了我国《刑法》第232条规定的义务性规则和禁止性规则。但又符合我国《刑法》第20条的规定，属于正当防卫，张三的行为无罪。设若张三的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按同条第2款的规定，构成防卫过当[10]，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样，经过两方面规则的折冲评价，我们就可以对张三作出准确的法律判断。在这里，刑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以模式化（制度）的方式规定的。权利与义务在这里，有着清晰的界限。
但在刑法规定的具体犯罪中，有相当数量的规则从规则的内部属性看，既不能解释为一种纯粹的义务规则（当然以违反义务为前提），也不能解释为一种纯粹的权利规则（滥用权利的前提），而是一种权义务复合规则。比如，我国《刑法》第397条规定的【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该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这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既可能是违反职责义务的不作为，也可能是滥用职权的胡作非为，在规则上常常表现为一种组合性特征。从广义禁止规则的内部看，行为人可能既违反禁止规则又违反命令规则，这些规则的背后常常是一种权义复合规则[11]。(https://www.daowen.com)
这种分类与观察，虽然是法律规则（包括刑法规则）的实相，但是否与规范犯罪论的理论逻辑冲突？因为，在规范犯罪论的理论体系中，义务违反性是一切犯罪构成的第一个逻辑条件，犯罪无例外地从违反刑法义务开始。为此，有必要说明如下：
首先，义务违反性是对犯罪构成而言的整体逻辑概括。它意味着所有犯罪都是违反刑法义务的行为，这是一种犯罪构成逻辑条件上的归纳。义务违反性是对犯罪行为的规范描述，这种描述对所有的犯罪都适用。从规则的法律属性上讲，这些规则全都属于规定刑法义务的广义的禁止性规则，这是刑法规则的一级结构。而授权性、义务性和权义复合性规则的分类则是一种刑法规则内部的，基于法律关系的复杂性而在刑法规则内部（微观）上依据构成这条规则的内部关系，进行的功能性分类，用于观察与分析规则内部的功能性差别。相对一级结构这是二级结构，两者的层次不同。其次，滥用权利，或者不称职地履行义务，这些行为在法律关系中都会转化为异质的行为。比如前例张三实施了防卫过当的行为，在实践结构上就是滥用权利的表现，因滥用权利（正当防卫）产生义务（避免过当），从而违反了禁止性（义务）规则（杀人）。换言之，违反刑法义务是制度对行为模式的一种分配（一级结构），其二级结构或者说规则的内部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单纯地违反义务、滥用权利以及复合两者的行为都可以是制度模式上违反义务的行为。最后，授权性、义务性和权义复合性的分类，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和分析刑法规则内部的权利义务成分，帮助我们看清楚规则内部的结构关系，从而对精准地判断行为提供帮助[12]。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刑法是调整社会刑事法域权利义务关系的宏观面相。因此，无论在微观还是宏观的意义上，这种分类都可以让我们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思考刑法问题。易言之，从宏观角度，权利与义务规则是刑法上禁止性规则与容忍性规则的法权基础。这种规则对于我们理解罪与非罪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务价值。微观角度，一个违反刑法义务的行为，完全可以从授权性、义务性和权义复合性规则的角度进行更精准的观察与分析，比如将虐待罪放在权义复合规则上来分析，既可以让我们看到一级结构上的广义禁止性规则，又可以观察到二级结构上的滥用权利（比如教育权、责打权）和禁止虐待（义务）的组合成分，从而更有利于把握这类犯罪的特征。
这样，通过授权性、义务性和权义复合性规则的分类，我们便有条件对刑法规则进行更精确地分析，深刻地理解义务违反性这一逻辑条件的丰富性，并从中观察出违反刑法义务在规则上的多种表现，从而帮助我们分析案件，得出是否违反刑法义务的结论，为准确地理解和适用刑法服务。
功能导向的刑法规则体系图示如下：
从入罪刑法规则的结构上，一级结构与二级结构的关系图示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