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菇娘》与图画书创作
“如果长篇幻想小说是一个人的战斗的话，那么图画书就是一个团队的战斗。”
爱阅公益：您之前说在《灵狐少年》之后就不写长篇了，您现在关注图画书比较多，对吧？
彭懿：道理很简单，就是写长篇太累了。
爱阅公益：您的图画书《怪物爸爸》是依据之前的小说改编的吗？
彭懿：那肯定了。其实一般是把原来的情节都舍弃，只留下几个点。我写图画书《怪物爸爸》的时候做了两种方案，一种是改写，一种是缩写。后来大家觉得改写得不好，还是原来的故事更好，所以这本图画书的文字就相对多一些，几乎全部保留了原来的小说情节。
《怪物爸爸》封面
《怪物爸爸》插图
爱阅公益：《红菇娘》这本书的文本是您创作的第一本写实的故事吗？
彭懿：对，这本书比较特别。在我妈妈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我回到东北陪伴她。我每天上午去医院时都会经过一条小路，路边家家户户都种了很多东西。明明是在城里，有一家竟养了一只小山羊。山羊很小，就拴在树上。继续往前走，有一户人家种了很多蜀葵，很高。再往里面走就会看到一片田地，绿绿的叶子到我膝盖那儿，我发现那里结满了红菇娘。摘下来吃一个，很甜。
在沈阳创作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我特别喜欢一本日本图画书《第一次上街买东西》，那是一个女孩的日常冒险和成长的故事，《红菇娘》和这个故事有一点点像。《红菇娘》虽然故事写实，但其实完全是虚构出来的，只是加上了一些我对童年十分模糊的记忆。我5岁的时候去过奶奶家一次，只记得影影绰绰的绿皮火车的感觉。
《红菇娘》封面
爱阅公益：红菇娘是东北特有的吗？我以前从没听说过。
彭懿：别说你了，50岁之前我都没听说过。在东北，有一种水果叫黄菇娘，我们小时候经常吃，大部分人都知道它。而红菇娘是最近这几年兴起来的，它有清热、解毒、降压等药用价值。现在每年9月中下旬以后，东北很多地方的水果店里都有红菇娘卖，特别在吉林那一带。
想象一下，你四五岁的时候，在野地里摘到这样一个又甜又大的果子，会不会觉得好开心？还有书里提到的“天天”（龙葵），那就是我们小时候专门摘的果子，像小葡萄似的，一串串好甜好甜。如果有一天碰到一株“天天”结得满满的树，你就会觉得那天的日子过得好丰盈。
《红菇娘》是我的图画书里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本。
爱阅公益：您为什么会跟绘者张哲铭合作，是出版社帮忙联系的吗？
《红菇娘》内页
彭懿：我的图画书绘者一般都是我自己选的。《红菇娘》的绘者我们筛选了一年的时间，我和信谊都提供了大量的人选，我们讨论过后觉得这些绘者画得都不够理想。最终，信谊还是觉得张哲铭最合适—他画人物，尤其画小孩的动作，没有人能超越他。他画植物也很好，有一点日系的风格。(https://www.daowen.com)
其他的书往往都是我来选插画家。锁定一个插画家，我来给他写故事以适应他的风格，这种情况也很多。我从来不会将写完的书稿交给出版社，然后让出版社找一个画家，之后就不再沟通。
爱阅公益：您在创作过程中跟画家沟通得多吗？
彭懿：多，但每一本的情况不一样。比如《萤火虫女孩》的画家李海燕，她之前几乎没有看过图画书，也不知道什么叫图画书。于是我就一箱子一箱子地给她寄书，跟她沟通。
当然也有成熟的画家，比如《我用32个屁打败了睡魔怪》的绘者田宇。他非常优秀，分镜头第一稿拿到出版社以后，编辑们都惊呆了。田宇本身就是图画书研究者，又是一个年轻的画家，所以画得非常好。
我的图画书为什么做得很好？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一个好的团队。图画书出版是一个团队的合作，比如我跟接力出版社合作，跟蒲蒲兰合作，他们的编辑团队都是由儿童文学专业毕业的研究生组成的。
从图画书编辑工作一开始，我们就要建一个组，让美编都加入。然后我们开始做分镜头和人物造型，分镜头一般要修改四五次以上。页码和分镜头都确定好之后，一张一张画，画完再一张一张地讨论。
我曾听到有画家说，他的画交到出版社后一点都没修改就出版了，他很高兴。我听了这种话，一口凉气咽进肚里。这怎么可能呢？图画书绝对不是那样做出来的。图画书的制作周期都比较长，大约需要两到三年，最短的也要一年。
《公鸡的唾沫》封面
如果长篇幻想小说是一个人的战斗的话，那么图画书就是一个团队的战斗。
爱阅公益：您觉得像《红菇娘》这类比较写实的作品会是您未来创作的方向吗？
彭懿：我刚才跟你讲了，我去年就写了《公鸡的唾沫》《溪边的孩子》和《一个淘气包的故事》。《红菇娘》跟我这三本书不一样，它是虚构的写实故事。但是我去年创作的这三本不是虚构的写实故事，而是口述的写实故事。
口述的写实故事的特点是无人能够模仿—那些事情那么鲜活，坐在家里怎么能想得出来？比如《溪边的孩子》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孩子们在溪边长大，溪上有个撑竹筏的人。有一回撑竹筏的人上岸撒尿，几个小孩就把竹筏撑走了。孩子们把竹筏撑到对岸，然后爬到岸上的一片草上，但那片草其实是一个猪圈的顶，结果他们都噼里啪啦地掉到猪圈里去了。
类似这样的细节特别多，只有实地采访才能遇到。